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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但迷失的黨國 — 論《完美的獨裁》

2017/4/24 — 9:52

「 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 」—《韓非子。主道》

有關中共黨國(party-state),主流都有兩種看法。一者是中共治國無方,國家機器沒有效率,很快崩潰。常見的「支爆」論即為此。一者是神化中共治國能力,尤其是和英美民主制比較,民主既缺乏效率,又淪為民粹政治。中共雖無民主,但精英官僚也能為人民帶來公利,令社會平穩發展。「中國模式」論即為一例,清華學者貝淡寧(Daniel Bell)亦有類似看法。

圖片來源:作者 facebook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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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美的獨裁》(The Perfect Dictatorship)一書中,牛津學者Stein Ringen 嘗試指出,前者低估中共黨國的效率,而後者則過份美化。Ringen 在書中屢屢指出,「唯有中國如此如此」,就是要指出中共的獨特性。它比毛澤東時代中共、蘇聯、納粹德國等舊式獨裁更為進步。它監察一切,間接引導人民走向它們希望的方向。它的控制如臂使指,以龐大的官僚和特務機關把一切反抗扼殺於萌芽之中。不能因為討厭它,就貶低它的管治能力。然而,Ringen 也指出,這個龐大的黨國有不少隱憂。它遠非自己述說般偉大、為人民服務。它不斷苦惱於自己的統治缺乏正當性,甚至用民族主義、「中國夢」建立自己的正當性,而有玩火自焚的危險。中共黨國是完美的獨裁,完美地有效,但不能免卻獨裁的先天性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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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有三大恐懼︰清末以來的百年屈辱歷史,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革,蘇聯放權導致滅亡。百年屈辱令中共無論如何也要維持強硬大國形象,否則無法解釋自己何以統治人民。毛澤東令中共轉向謹慎的集體領導,避免集權導致腐敗。蘇聯令中共視控制人民為第一要務,經濟向左向右也好,控制人民是第一法則。三大恐懼決定三大方向,然而三大方向之間開始出現張力。為了控制人民和維持大國形象,中共開始重新趨向集權,遂有習近平出現。

The rule no.1 of Chinese politics,黨國的最高決心只有一個,自身的萬世永存。其次是領土完整,一切視為領土糾紛的問題都不可退讓。是以中共不容許新彊、西藏、台灣、香港有脫離中共控制的跡象。但為何領土問題上如此強硬,就是因為中共必須和割讓國土的清朝作對比,維持中國的大國形象,令人民有「中華民族站起來」的滿足感。而第三是經濟發展,開放部分經濟市場令人民得以滿足。簡而言之,不論是堅持領土完整和發展經濟,都是為了共產黨繼續執政而服務。而領土完整又更為重要,甚至可以為此接受巨大經濟犧牲。若Ringen所言為是,那香港部分人以為香港可以用自身的經濟價值去bargain 中共政治上放權,則無異於緣木求魚。

Ringen 首先批評中國的經濟神話。2014年外長王毅曾說「中國取得的成就就是當今世界最成功的故事」。的確,中國現在是巨大的經濟體。但人均收入的標準上,只是中等收入國家。中國的GDP增長很高,但增長的某部分是由大量借貸來投資所驅動,而這些債務都超出投資所能報酬的程度,而且多是對人民實際益處不大的大白象工程。簡而言之,中國的經濟成就,有效果(effective)而無效率(efficiency)。增長是建基於巨大的債務和過度的投資。機器有產出,但營運的成本卻過高。它有結果,但只是靠著高度的投入,而不能有效地轉化為成果。

Ringen 以南韓作例,南韓從四十年代開始現代化,四十年內,從貧困國家轉成高收入國家;從獨裁轉成民主;還有一個安全網鋪遍全國,形成一個相對均富的國家。中國改革開放也開展接近四十年,仍然是獨裁;安全網無效,貧富差距嚴重;經濟發展數字超過南韓,但人均收入仍是中等。以南韓和台灣為借鏡,就會覺得中國的經濟奇蹟不外如是 — 它只是之前見過的東亞國家發展模式,而且和前輩相比還發展得馬馬虎虎。它的經濟成就很龐大,不是因為領導人獨具慧眼,而單純是因為人多而已。

中共以經濟發展帶來的大量稅收,支撐龐大的監察系統,收集情報,監察所有人的一舉一動,致使異見分子甚麼時候吃飯、見甚麼人也暸如指掌。然而,中共只是監察,並不隨便干預。它干預的指標是人民開始出現獨立的公民社會運動。人民可以個別地罵政府,但一旦出現組織化現象,中共立即會以各種罪名拘捕他們,或是找人裝扮成普通民眾騷擾、毒打他們。這和反不反共沒有關係,一些民間組織的方針是和官方政策一樣,例如保護婦女權益、反貪腐、反愛滋等,但組織一旦擴大到一定地步,領導人就有危險。總之,中共要令社會只有一個權威、一個獨大的組織,就是中共自身。

因此,Ringen指出,香港的雨傘運動,對許多中國人是很震撼的。公民之間以強大連結對抗政府。它不是俯首接受中共統治,亦不是騷擾到平民生活後注定被鎮壓的暴動,而是第三種參與政治的可能,一種獨立公民組織連結、擴大後可能出現的未來。

中共的控制,並非直接控制,而是間接控制。它不像北韓般連人民剪什麼髮型也干預。它容許人民有很多自由,買Iphone 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甚至網上罵政府的自由,但只要人民越過某些底線(例如公民組織壯大),就會毫不留情打壓、監禁、殺害,甚至株連無辜。因此人民可以網上罵政府,但網上支援香港雨傘運動、建立連結互相呼應,就要被判刑。經過數次打壓,人民就會知道黨國在監察他們,也知道黨國的底線在那,就會自我監察,令黨國不用多費氣力控制。中共不要求人民從內心對他們歌功頌德,但只要釋放某些信號,人民就會自己知難而退。在中國,人民很自由,只要你知道底線在那。這種控制模式,甚至不需要勞改營等野蠻設施,間接而有效地製造大量順民,Ringen 稱之為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此控制方式的改變,亦和《獨裁者的進化》一書互相呼應。該書亦指出,新一代獨裁者就是放鬆某些不重要的自由,而抓緊另一些特別重要的領域,例如傳媒、社會組織等。

中共的控制和發展, 最後是希望導向一個什麼的未來。關於中共的治國方針,Ringen提出三個假說。

(1) 平凡假說(Triviality Hypothesis)︰中共是一個「平凡」、價值真空的國家,不像美國會以自由民主等價值為立國精神,也不像北歐國家以自己為福利主義的代表。它唯一的目的就是政權存續。沒有大志,沒有意識形態,沒有為人民謀福利的遠見。所有的政策,展現實力也好、提供公共服務也好、經濟發展也好,全是為了政權穩定。國家不是為了價值而服務。反之,國家「就是」價值自身。

(2) 福利假說(Welfare Hypothesis)︰中共雖然專制,但努力朝向一個更完善的福利國家發展,在公共政策中保護弱勢。保護公民福祉即為國家核心價值。胡溫時代的中共曾以福利國家自許。

(3) 強權假說(Power Hypothesis)︰中共有一套意識形態,只是裝成沒有野心。其意識形態即為黨國的核心價值。毛澤東時代即為一意識形態國家。

中共是屬於那一種呢?Ringen 首先推翻福利假就。他考察中共稅制,指出中共稅制整體而言是高稅而累退的。國家的公共開支龐大,因此稅收亦龐大,但巧立名目裝成低稅國家。而富人和中產有不少途徑逃避巨大稅務負擔,大部分的承擔的是基層窮人(記得秦暉在 《中國關鍵七問》中也有類似的判斷)。例如基層的農民工最需要社會保障,但許多社會保障偏偏沒有照顧農民工。而且福利服務分配經常受私人關係影響。如果我們比較中共在控制人民和福利政策上的意志,兩者簡直是判若雲泥。黨國有足夠行政能力和稅收僱用大量黨工監察人民,二十四小時在互聯網上清除不利資訊,但卻不願意把基本福利公平地延伸去農村人口。Ringen 認為,中共要成為福利國家,非不能也,實不為也。福利只是為了令人民不作反,而非黨國的核心關懷。

餘下的兩大假說,Ringen 較傾向平凡假說,但他認為中共似乎正向強權假說傾斜。鄧小平雖然在八十年代開放市場,但他從沒有開放政治權力。共產黨執政自鄧小平以來一直也是黨的最高原則。是以黨無意朝向民主發展,但其控制有效的國家機器也令他難以滅亡。中共會繼續謹慎地控制社會,平凡地維持統治。

然而,Ringen 也指出,中共也愈來愈難以維持其「穩定」的表象。財閥橫行、環境污染、股市崩盤、人民幣貶值、天津大爆炸。不論是社會層面和經濟層面,中共的統治正當性愈來愈受質疑。為了重建正當性,中共開始轉向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強權國家,這就是近年習近平開始不斷說「中國夢」的原因。中國夢的靈感既來自美國夢,但又和美國夢迥然不同。美國夢是個人先於集體,人人都有自由發揮其能力。中國夢則是集體先於人民。民族的復興,高於個體的福祉。政府的目的,就是為了民族的復興。因此,異見人民受到迫害、農民工被剝削、人民受到監察,這一切都可以被原諒,因為它們有助中華民族的復興。

這和二戰時的法西斯主義修辭驚人地相似

習近平也許不是全心擁抱這樣的中國夢,他只是在試驗,看看那種口號可以凝聚民心,繼續共產黨的平凡統治。他可能甚麼時候會收手,令中國回歸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非意識形態國家。也可能玩火自焚,反而被民族主義駕馭,不再務實而和周邊國家衝突。這是今日中共的兩難︰黨以有效的國家機器維持管治,但缺乏正當性令管治有效但缺乏效率。黨要有效率的統治,除了民族主義就沒有其他意識形態可資利用;但黨若以民族主義為意識形態,就可能重蹈二戰法西斯國家的後塵

總評此書,論點算是大路,結構頗不清晰,資料嚴格來說亦不足。但正如Ringen所言,在很多中國數據都不可靠的情況下,實在難以建構嚴謹數字分析。大體來說,可視為《獨裁者的進化》一書的case study,理解中國治國方向的入門書。更值得反思的是,中共的controlocracy,底線即在於公民組織的壯大,是否反過來代表壯大的公民組織是民主運動的樞紐? 雨傘運動後,香港響起一遍「不要大台」、「你不代表我」及「不要領袖」的聲音,許多人反對 「有組織」力量的行動 ,認為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組織更為靈活、有力。但這是否令香港公民社會有「大陸化」的傾向?組織或許蹣跚,令人失望,但打倒組織,令人民回歸連結鬆散的個體,又是否真的有助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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