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未能忘卻的紀念

2017/7/14 —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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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這種年紀,生日早無意義。但私心實在不想每年生日,都想起劉先生過身的日子。

拙文原為自況,不幸兩個日子重壘,同遣悲懷,一併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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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相同,歲歲重覆,請原諒拖延症患者,他正努力削減文債、人情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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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詢問有沒有地方備齊拙作,好彩冇。重看微時舊文,好粗疏好肉酸好羞恥,難看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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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少往現場,一來是懶,罪無可恕;二來是自知,即日寫就的文章,要麼錯漏百出,要麼不堪入目,不如藏拙,悉力所長。

在下想用心於擱下已久的夙願,疏理傘運失敗的問題。憂患始終揮之不去,即使再有機會爆發傘運,我們仍舊會重蹈覆轍。欲解開癥結,一是要回應民族主義,二是要建立共信機制。苦於茫無頭緒,還有好多書好多書,怎看都看不完,希望一年半載總有完成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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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清楚,因拒不承認是記者/公民記者,不少人批評我。

批評主要來自兩面。一是迴避記者身份,其實是想迴避記者操守;二是批評拙作,是報道還是政治宣傳,恐屬後者居多。

批評都很有道理,但請諒解自己出發點稍有不同。在下絕非為卸責而拒稱記者,而是真心肯認記者是專業,不是誰都可以妄稱。既力有不逮,就不應欺世盜名。

愚以為記者是專業,必須有條件。記者可以有也應該有立場,但前提是要公正報道事實。我沒資格和能力達標,一直慚愧不已。

過去自己只是讀者,對於「偽中立,真偏頗」的「平衡」報道,素來不屑一顧。但後來一些遭遇,想法稍稍改變。

七一前 26 人抗命被捕,但在網上備受譏諷。自己有立場,不忿他們身在臭格卻受奚落,於是「口頭勇武」,幫口做「架兩」。但朋友告訴我,原來整件事複雜得多,自己把話說得太死,結果「柒左」。

同類的事不勝枚舉。比如立會爆破璃等種種抗爭,自己悉數在場,網絡之說同自己所見完全不一樣。自己曾想解釋,但都放棄--各方都篤信自己所見,朋友所說,萬難動搖。

公正的媒體好重要,他們履行記者職份,報道事實。歷史沒有唯一視角,每每有不同解讀,推陳出新。但盡力求真是記者的基礎,做好這點再求其餘。

傳真社、眾新聞、有線等媒體,都是很好的示範。傳真社一再播放劉曉波的片段,眾新聞一再訪問石永泰談法治,顯見求真之外,還有公義須要堅持。而它們正正做好本份,才能相得益彰。

我只是一個攝影師,像一個紀錄片導演,用影像和文字寫下自己見證而已。

儘管自己太過執拗,未能履行記者規範,但對自己仍有要求。不會因立場而竄改事實,如有錯誤一定負責。來日務須更加撿抑,對不同意見更加謙卑;對不清楚的事切勿多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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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放不下自己,是改不了的老毛病。我應該虛己,但不認為自己偏激。

我們很難完全認同別人,但讀名人傳記,最敬佩兩人,傅斯年和愛恩斯坦。尤數後者,讀過兩本傳記,再加演說集,發覺所有立場完全一樣(為什麼腦袋不一樣呢)。

國共相爭時,知識份子都不免猶豫,傅斯年寫信堅定胡適的心意。

「自由主義者各自決定其辦法與命運。不過,假如先生問我意見,我可以說:

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

這封信為兩岸學人的命運存照,成了經典。

一些評論謂劉曉波的思想屬於「西方」,而非立於中國。愚不以為然。

就以自由主義為切入點。不少人對自由主義望文生義,要麼以為自由主義只是配合西方的價值;要麼以為自由主義即是「做咩都得」,輕視不同民族所珍惜的價值。

很可能是因為「義務論」、「目的論」、「至善論」等等太深奧,自己涉獵時一樣讀到噁白泡。

其實自由主義不完全反對「目的論」,真正反對的是「至善論」。

例如不同國家都面對福利問題,自由主義尊重公民在平等基礎下,互相討論,慎思明辯,最終得出不同價值的解決方案--效益主義、民族主義、東方主義,均無不可。

自由主義反對的,是一切議題都由一個預設的體系、預設的思想唯我獨尊。自由主義者如劉曉波眼中,基督教、儒教、佛教同樣值得尊重,同樣有可取之處--但不能由你說了算。

凡在公權的實踐,你不比其他人有更多特多特權,必須說服大家認同你的意願。自由主義批判中國的專制統治;同樣批判西方歷史絕大部份時間的專制統治。

聲稱不同國家有不同特色,須要由一黨專政、不過是自私和特權的掩飾。

傅斯年的一生便破除迷思。

他是一個極端的自由主義者(離經叛道的五四學運領袖)。

他是一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日本投降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問北京文天祥祠安在否;戰後胡適尚在美國,傅暫任北大校長,擔心胡適是老好人念舊,趁自己在位,先整死周作人等學界漢奸,不留情面)

一些朋友不喜拙文「左右逢源」,時有「偏袒」本土派之嫌。然而傅公是自己的人格楷模。他臨死之際,正與台灣議員爭辯,申明自己重視台灣學子,必保障他們的入學機會,不會被外省人全佔。

傅斯年是一個超級「大中華膠」,但他徹徹底底,貫徹自由民主,不會礙於畛域而有半點徇私,愛恩斯坦亦然。

歐洲的猶太人一直受壓迫,但有一個機會可以翻身,若肯放棄猶太傳統,改信基督教,可望獲一些國家接納。

兩個猶太人,兩個諾獎得主,愛恩斯坦和哈伯,都面對兩難。哈伯想融入主流,選擇改宗。他愈陷愈深,為邀寵不惜助德國製造毒氣。但當納粹愈來愈排外,終究遭拋棄。

愛恩斯坦選擇繼續當猶太人,但他沒有成為民族主義者。他在壓迫中意識到,能夠選擇的背後,除了歷史給他的身份,還有一點更重要,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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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朋友或感抗拒猶豫,何必那麼關心一個中國人。

劉曉波雖為中國的民主殉道,但他的精神一如上述兩位偉人,貫徹始終。既然支持民主,就要支持各地人民民主自決前途。單論這點已值得敬重。

另一點更加重要,為何這幾天,無數港人都心繫一個素未謀面,平時絕不關心的人?

因為承擔和犧牲。無獨有偶,鄭南榕和劉曉波,都是因為鼓吹憲章而蒙難。

任何主義都需要道德灌溉;任何民族神話都需要聖人牽頭。羅馬有辛辛那堤;美國有林肯;台灣有鄭南榕;現在中國有劉曉波。我們要學習他們的精神。

面對極權,劉曾經猶豫過,妥協過,卻悔不當初。但上天再次給他考驗的機會,他決定承受,洗滌創傷的過去,成就強大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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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法律不由人民制定、法官解釋,而由政權予奪,終究會步向納粹德國的困境--實證法的不法。

今天下午的判決,將宣佈香港的政治,會否墜落到一如南亞。在那些不法國家,即使反對派獲勝,政權還是可以開外掛,推倒重來。

猶太人是在苦難中明白自己身份。當港人仍汲汲於吃喝玩樂,關心自己的「活著」,答案太簡單,我們所受的苦難還不夠深。

終有一日,香港會出現繼承鄭南榕、劉曉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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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

八十年了,一點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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