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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事件、記憶與身份

2017/6/4 — 12:43

六四事件資料圖片:市民及學生在路中焚燒各種物品(網絡圖片)

六四事件資料圖片:市民及學生在路中焚燒各種物品(網絡圖片)

六四在香港暫時仍然是個敏感的日子。事件對應當前的政治脈搏,並在不同的政治立場上,變化出好幾種情感和態度。近年對六四的多種分歧與討論,一再反映出歷史事件絕對不是客觀的存在。重大的歷史事件與身份的建立是一場緊張的角力。六四的意義不斷在改變,也意味身份認同總在變動。我們的價值、行動、意志,正正是在歷史、記憶與身份的漩渦中構成。

89年我才小二,對事件的記憶雖然零碎卻深刻。連續兩個月對新聞的關注、再三的上街遊行、百萬人集會、兒戲地響應學生運動絕食了一餐…那幾句「李鵬下台,楊尚昆下台」,至今依舊順口,也知道當時學生爭取的是中國的民主。八九六四為當年幼小的我注入了極強的是非觀念,世間有是非對錯,不由得極權說了算。而當時對學生及其價值的認同,也建立起我對「中國」的情感。很長一段時間,我樂意稱自己為中國人,想的從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文化及民族上的華人。作為中國人是值得自豪的,因為當代的中國人,還願意為理想拋頭顱、灑熱血。後來,大國崛起,擠身全球資本擴張之列,我卻難以為此感到欣賞或自豪。眼見極權色厲內荏,只令人慨嘆國家民族的衰敗墜落。

縱然小時候有過些許經歷,真正認識到六四對我的重大意義,卻是這幾年的事。少年時代的我根本沒有去燭光晚會。大學時期抱著趁墟的心態與同學一起去,那感覺卻是身外的,空閒所以參與,不覺得重要。直到六四二十周年,網上有人重新剪輯了六四的片段,配上Beyond抗戰二十年的音樂,我盯著一幕幕抗爭的場景,不禁眼眶一熱。套一句班雅明的話,是那一刻我才「與被壓迫的祖先相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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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祖先」與血緣無關,班雅明將「祖先」從血緣、民族中解放,成為一個身份與定位的憑據。我們可以主動追認我們的「祖先」,追認他們的價值和歷史,為自己定位。而人類總是傾向追認勝利者,拒絕承認自己是被壓迫者,也拒絕自己被壓迫的歷史。我們把自己想像為文明而無辜的落難貴族、想像眼前的只是一時的衰落,例如香港人錯認八九十年代的繁華盛世為自己的「祖先」。當時香港人沉醉於賺錢和消費,覺得自己生活富足,卻只知追名逐利,對社會公義,政治參與亦不在意。但我們認同歷史中的勝利者,其實就是認同壓迫的邏輯。人類歷史中的勝利者,不論是國王、殖民者、資本家、獨裁者,都是制度中的壓迫者。他們履行強盜「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邏輯。看看我們自身的抗爭,難道我們會認同壓迫者的邏輯?難道我們接受向強權屈服?當我們意識到自己被壓迫,從而走上抗爭之路,我們就當拒絕認同壓迫者為祖先,拒絕強盜的邏輯。

另外以89民運為例。我們儘管可以將整個共產中國看成是我們的壓迫者,然後只要是中國人就是壓迫者,但這就是勝利者的邏輯,所有生於極權下的人也是極權的一部份,我們也正受這種思維的壓迫。民運是一個事件,表現出被壓迫者的反抗。至少於我,回看當年的歷史,深刻地感受到,面對極權我們可以用青春去衝擊。哪怕化為玉碎,也可用鮮血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就是被壓迫者的呼喚。「中國人」,這個勝利者所定義,用以行使極權的概念,在民運面前碎裂。我從碎片中找到自己的真正的祖先--數千年來所有被壓迫被摧毀的人。只有認同被壓迫者的苦難、承擔他們的意志,我們才找到對抗極權的根據。然而,這種認同與承擔是困難的。因為人面對壓迫,難免軟弱怯懦,不是選擇反抗,而是選擇適應。適應的首要條件乃是接受現狀,說服自己,其實自己過的不太差。此所以有許多人會刻意遺忘那些壓迫與歷史,甚至追認壓迫者為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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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時許多愛國人士本於真誠支持天安門的民主運動,卻在過後迅速失憶。為了適應生活,我們把歷史和生活中的壓迫抹去,或只是視而不見。這反映出歷史與身份的關連。身份不是毫無所謂的標籤,而是人在世界中的定位。有了定位就知道自己的價值和責任,然後有不得不為之的事。如果有無所謂的身份,那不過是忘記的結果。只有沒有歷史的人才有無所謂的身份,也只有無所謂的人,才可安於沒有歷史的世界。這樣說並不是要批評沒有歷史的人,因為我們當知道,沒有歷史本來就是被壓迫的結果。而只有述說歷史消失的過程,我們才能重新回到被抹去的歷史現場,與真相相遇、與被壓迫者相遇。

支聯會以薪火相傳為口號差不多二十年,這些年來悼念者為屠城創傷而聚集,彷彿六四所遺留下來的只有傷痛。然則,支聯會傳承了什麼?早幾年與陳景輝一探討89民運的意義,那時提到,需要薪火相傳的不是六四屠城,而是民主運動。畢竟六四的歷史意義並不等如六四的客觀事件,只有透過回憶與記述才可以傳承民主運動的精神。如今本土派忘卻六四,並非支聯會行禮如儀之過。凡事有時,也許現在就是重訪89民運記憶的時機。如果有人珍惜89民運,在意傳承,則應明白批評年輕人沒有歷史感並無助益。反而系統化地進行民運記憶的記述,會更令年輕人有機會與89民運相遇。這幾年陳景輝致力留住民運記憶,也許親歷其境的人牢牢記住了,卻無法宣之於口,沒有為意年輕一代的遠去。倒是捉到一麟半爪的八十後,了解記憶的脆弱,才要為往事拾遺?

但這種努力也有意想不到的回應。記得某次與八九十後的年輕人倡言承傳學運精神時,不少親歷89的長輩覺得不妥。長輩認為今時今日的年輕人自詡為民運承傳者,乃是消費民主烈士的英靈。個人非常理解這種立場,亦明白這種立場背後出於對民主烈士的尊重。對親歷89的人而言,死者為大,為此沒有必要去探討民主烈士的情操,他們直觀上就接受了民主烈士的崇高精神。然而,將投身民主運動的情操一下子上提到神聖的位置,乃至不是一般人的情感;把烈士理解為一個遠離生活的崇高符號,乃至不可隨便論述的禁忌,這種將民運烈士高舉的情懷,恐怕是間接把年輕人與六四的距離拉遠。對於沒有親歷共境的年輕人而言,原本可以透過情感的討論和表現,將烈士的精神傳遞,但烈士的圖騰化卻阻礙了這個過程,使事情失去實感。而對於親歷89的人而言,他們本身就負荷了龐大的情感衝擊,難以平靜地表現和疏理,自覺不如烈士,使他們難以述說自己的經驗,無形中卻令民主運動的記憶中斷,無法傳遞。

六四,於不同的人身上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對於身處廟堂、手握大權的權貴而言,六四恐怕還是「殺數千人換取穩妥江山三十年」。對於我個人而言,六四是與89民運義士相認。「與被壓迫的祖先相認」、與89民運相認,是對自身的發現而非道德苛責,並不是說這當下就立刻要拋頭顱灑熱血,也不是自提身價到烈士的地位。在民主烈士面前,也在大陸維權及民主志士面前,我們都顯得懦弱渺小。但與之相認、引為同道並不是一場道德比拼,而是要找到行所當行的動力。承認自己懦弱,反而是力量的來源。畢竟,我們的祖先不是嚴苛的當權者、勝利者,他們先於我承受壓迫,也先於我走向抗爭,早對壓迫與艱難了然於胸。晚雖不才,但願與之同負一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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