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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質素、賢人政治與民主制:施特勞斯「柏拉圖式政治哲學研究」對民主的建言

2017/7/10 — 14:34

Leo Strauss (資料圖片)

Leo Strauss (資料圖片)

近來一位立法會議員對其網上政團的內部工作訓示錄音流出,引起社運圈子內熱議。其中以「民眾是白痴」和其對另外兩位本土派議員「扮friend」的言論最具爭議。然而,仍有該政團的支持者仍出來辯護說「民眾是白痴」是政治人的「入場券」。此外,而更令筆者感動驚訝的是其他門派的政治人物對這事態度的冷淡。或許因這網上以「武勇」有名故三緘其口?還是因為他們心底也是這樣認為、也是這樣做?

從政者無力批判此事,其實與現代的政治理論有關。自由主義一向對民主制論述的核心是人生而平等,沒有人能因出身而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利。民主就是這種平等的展現,每個人手中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要達到這個理想重要一環,就是要實行大眾的啟蒙,使人人也為公眾利益放於私利之前建立社會。提出這些論述的啟蒙思想家卻高估了人性的美善和理性,以為當教育普及後能戰勝人類的愚昧。可惜自二戰後到今日,教育普及並沒有抹去人民之間賢愚的差別,大眾的啟蒙沒有發生,卻又毫無差別地授與相同一票,結果讓極右民粹有機可乘。民粹政客利用一再利用人民的私心和恐懼達到一己政治私利,蠶食民主制的基礎。加上自由主義「無價值」核心的預設,使其失去批判這種走向的前設,無力更正極右的迷途。凡此種種令人一再懷疑「大眾啟蒙」已經不設實際,高呼民主已死。

已故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里奧·斯特勞斯 (Leo Strauss) 於魏瑪共和時期從其霍布斯的研究中早已深識把民主植根於啟蒙人民的問題,而深得當時亦為公民民主尋找出路的公法學家施米特(Carl Schmitt)的賞識。在其推薦下斯氏得以負笈美國深造而逃出納粹的魔掌,決意尋找能夠調和人性和民主政治的方案,成為其畢生研究的志業。施氏對民主的政治哲學可歸結為「柏拉圖式政治哲學研究」:從柏拉圖等希臘古典為政治哲學提供前現代的基礎,以克服現代民主的困境。在施氏眼中,現代政治哲學的困境就是現在哲人遠離政治,忽視從政者質素的問題,結果從政者的敗壞使社會的敗壞。一如雅典稱為「三十僭主」的年代。當時政治紛亂,政治投機挾民意而推翻統治者,連柏拉圖的舅父也是一份子。施氏一直強調重讀希臘的古典,以當年哲人對「僭主」的批判和強調統治者的質素,作今日政治困局的解藥。哲人負擔教育大眾與推進善治的責任。尤其在啟蒙大眾的成效不彰之時,民主加上賢人統治便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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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主」就有如今日的極右團體,同樣地挾民意據高位而任意而行。五年前梁振英以高民望上台,但很觀其身及其用人之不正,正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其治下的政府越管越不能治,終要使用極左的手段才能維持統一戰線完整。而錄音流出這網上政團領袖也不遑多樣。一直也以英雄好漢自命,以為政治和歴史只是由他們這樣的精英小眾推動。當他們口稱「人人皆可為堯」,卻賤視一切市民,包括部分支持者。不單沒有教育啟蒙人民,只關心市民有沒有把權力上送、其「信徒」有沒有「貨金」,更不停為鞏固權和利而彼此鬥爭。其實,評價市民的白痴者而又加以利用之的政客,和說人們上街遊行是被誤導而又派蛇齋餅糉以民生作政治目的者,都一樣是「僭主」!

另一方面,斯特勞斯的觀點也顯出了香港公共知識分子在政治層面的欠債。斯特勞斯生前與其老朋友亞歴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辯論「僭主可教嗎」的問題。一如施米特早年的批判,科耶夫所代表的現代政治理論已趨向中立化,哲學沒有教化從政者的責任;斯特勞斯維護政治哲學的立場,哲人應該引導從政者施善政。直到今日,部分西方的學者以致明星等皆深具政治意識,見不公或對國家有重大影響時,如英國脫歐、特朗普選總統、氣候變化等議題也發聲表態,要求從政者向人民的福祉負責。反觀香港,不少人以專業作擋箭牌而棄政治的取態,沒有把社會導向善治,實際上是也是政府施政不善的幫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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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著這網上政團的內鬨,筆者只是慨嘆此政團的榮辱升黜經已磨損了一代社運青年的底氣。這結果的出現此網上政團當然要負上最大責任,但也不可忽略香港政圈土壤貧瘠的問題,才令這種「僭主」有出現的可能。香港從政者質素的問題,在不同派別也出現問題。他們應該反醒自己究竟是啟蒙者還是賢人精英,還只是不堪的「僭主」?究竟香港人需要一個伯里克利?還是大眾啟蒙?香港人何時何地何人再集結,才能推動歴史的齒輪?香港的公共知識份子如何負起啟蒙大眾的責任?筆者相信香港每一個當政者、每一個知識份子,以至每一個市民,都必須思考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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