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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楊海英書作序:是悼亡之書 是悲懺之書(二) 洋刀下,藏人的鮮血將白雪染成了黑色……

2017/8/25 — 17:09

日本軍刀在圖伯特康區。 (日本遊客拍)

日本軍刀在圖伯特康區。 (日本遊客拍)

編按:承〈為楊海英書作序:是悼亡之書 是悲懺之書篇《一》

5 、

當今中國的一位蒙古族作家——鮑爾吉·原野是遼寧省作協副主席,他的父親曾是蒙古騎兵一員,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被清洗出軍界”。 不過這位作家倒是帶著褒獎的口吻在文章中寫道:“內蒙古騎兵在結束 40 年代末的戰事後, 60 年代初期去另一個少數民族區域青海,成功地剿滅了那裡的戰亂。”【 1 】請注意,他說的是“成功地剿滅了那裡的戰亂”,沒有半點反思和曾經為虎作倀的罪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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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海英先生的父親也曾是騎兵第五師的士兵,“因'出身剝削階級',在 1957 年末遭到'掃除',回到了家鄉,因此,並沒有參加 1958 年的西藏遠征”。 楊海英先生與父親有這樣的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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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能夠去西藏打仗您覺得怎麼樣?”,我曾多次這樣問過父親。 ……

  “我無法忍受殺害同為少數民族的藏人。然而,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如果沒有被除隊,我應該也會去完成任務吧”。 父親每次都是同樣的答案。 大多數騎兵或許也是這樣的心情吧。

“參加青藏'剿匪平叛'任務”的蒙古騎兵當年就感到不安。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之一頁。

“……我們追剿俘虜了藏人後,才發現藏人和蒙古人一樣過著游牧生活,無論氣息還是裝扮幾乎完全一樣。說實在的,我感到了困惑,我們到底在和誰作戰。後來,我的親戚在1990年代到青海省參拜寺廟時,受到了指責:'你們蒙古人做了罪孽深重的事情'。確實,我們犯下了罪行。”朋斯克懺悔地回憶道。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之一頁。

當戰死兩百人的蒙古騎兵班師回朝,迎接他們的雖然先有鮮花、錦旗和軍功章,但不久就被全體解除武裝,卸甲歸田,至文革爆發則遭大肅清,與成千上萬的族人經受滅頂之災。以致於,“許多蒙古人將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對其實施的大屠殺理解為'因果報應的天罰'。蒙古人反省,'蒙古人和藏人本是如一家人般的關係,但蒙古騎兵卻在 1959 年為了中國共產黨而屠殺了藏人。所以遭受了天罰'。”也就是說,本是蒙古民族精英人物、天之驕子的蒙古騎兵,最終的角色卻是充當害他亦自害的悲劇傭兵。

楊海英先生以真正的勇氣和良知,“基於必須對藏人道歉的心理,背著沉重的民族的懺悔而寫”的是一部悲懺之書 ——悲懺三千多蒙古騎兵被當成傭兵來殺戮“與蒙古草原的游牧民過著同樣的生活,同樣信奉藏傳佛教的人們”。 2010 年 12月的一天,他在西寧探訪了一戶玉樹藏人家庭,希望“聽一聽被鎮壓的一方藏人的說法”,這段描述讓我動容:

欽彥回憶道,“老人們說,最初只有中國人步兵打進來佔領村子,但無法完全制服藏人,所以叫來了蒙古人。蒙古騎兵到達後,首先殲滅了以曲麻萊縣的巴幹寺為據點的藏人起義軍。那座寺院也在戰火中被破壞了”。

在此次巴幹寺的戰鬥中,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央瑪珍措一家只剩下兄妹倆,其餘家人全部遭到殺害。 作為蒙古人的我,與蒙古騎兵的受害者這樣面對面的接觸還是第一次。 央瑪珍措用西藏風味的奶茶招待了我。 她的哥哥達瓦策仁也靜靜的坐著。 我做筆記的手發著抖,沒有勇氣直視兄妹倆的眼睛。 在他們面前,毫無疑問,我屬於加害者。

6 、

同時,我也開始反思。 反思為何我對這段歷史知道得這麼少? 如果不是讀到這本書,如果不是聽到有良心的蒙古人說起,身為藏人的我們,對自己民族的悲慘史又知道多少?

是的,蒙古騎兵被派遣“入藏參與鎮壓”的歷史,似乎被刻意掩蓋,因此難以被人所知。 其原因,楊海英先生的分析是:“第一,將生活在'世界屋脊'的藏人,從'比中世紀的歐洲更為黑暗的封建農奴制'中'解放'出來,使他們成為'幸福的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員,是中國的'正義'之舉。他們不願將'正義的軍功'讓給與西藏同樣的'野蠻人北狄'蒙古人。加之虛榮心也在作祟。中國人步兵在面對藏人游牧民時,陷入了相當艱難的戰爭中。出於無奈出動了蒙古人騎兵。……第二是善意的解釋。中國人害怕,如果暴露了'使少數民族互相殘殺'的陰謀,會使持續至今的民族問題變得更加激烈。當局者也很清楚,中國共產黨員利用了支那歷代王朝使用的'以夷制夷'的手段,絕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要從網上搜到有關蒙古騎兵進藏“剿匪平叛”的信息,少之又少,基本都是一句帶過。 有篇博客短文《騎兵第五師參加青藏平叛戰鬥記實》【 2 】,相比算是比較詳細:“ 1958 年初夏,我軍總參謀部命令騎兵第五師派出兩個騎兵團赴青海參加平息叛亂。內蒙古軍區於 6 月初向騎兵第十三、第十四兩個團下達了臨戰準備的命令……基於民族地區和騎兵特點因此決定騎五師參戰”,“主要是在青海南端與西藏銜接的很大一塊地區……藏民都是佛教徒,戶長都是活佛,統治力、號召力很強,群眾覺悟很低。該地區是守獵游牧業區,和蒙古族一樣善於騎馬打獵”,“決定八一(即 1958 年 8 月 1 日)戰鬥打響。兩個騎兵團第一仗打卡納灘,騎兵第十三團改叫 31 部隊,騎兵第十四團改叫 41 部隊”, “經過歷時近三年的剿匪戰鬥,騎兵第師參戰的騎兵第十三團、騎兵第十四團克服重重困難,英勇善戰,圓滿完成青藏剿匪任務。於 1961 年勝利回師,歸建內蒙 軍區。”

事實上,當時除了動用蒙古騎兵“以夷制夷”,偉大、光榮、正確的“解放者”還成立了藏民團、彝民團、新疆民族團來對付各自所屬民族。 網上找到的一篇官媒文章:《揭秘我軍第一支藏族部隊:平叛勁旅“藏民團”》【 3 】,開頭即寫道:“ 1950 年 9 月,中共中央西南局給西康區黨委的複示'在軍事上如果條件具備,創造一個由我黨幹部及先進分子掌握的藏族武裝是必要的,這個武裝屬於人民解放軍的一部分,待遇與解放軍相同。它既是軍隊,又是生產隊,培養幹部的學校'。”其中還寫道:“藏民團在平叛戰爭中始終是勁旅、骨幹部隊之一。…… 1957 年為適應平叛需要新建的騎兵營……藏民團的同志生長在那裡 , 自小會騎馬,語言通,習性同,氣候適,生活慣,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而記錄的輝煌戰役中,如發生在 1959 年 4 月 6 日至 7 月 21 日的“石渠色達戰役”,“我方投入兵力”包括的就有藏民團、西藏騎兵團、蘭州軍區騎一師等,而“叛 8000 餘(人),相鄰縣叛 2000 餘(人)”,戰役結束後 ,“殲敵”都是總人數的一半以上。

看今天的中共官媒,滿目皆是幸福藏人,看不出倖存者的苟活卑屈。 恰如曾經生活在共產極權下的羅馬尼亞作家諾曼·馬內阿所著的《論小丑》【 4 】中所說:“……前前後後發生的一切都一再提醒我,我生活在一個畸形變態的社會裡,一個方方面面都被不同程度污染的世界。”而“我們必須知道,在公開場合表達普通正常的思想是多麼困難,我們還應該知道,真正能夠這樣做的時間少之又少。雖然已經不再像斯大林時期那樣危險,人們還是不能簡單直接地說出一個不言而喻的真理,而與之相對的是,官方的謊言無恥地佔盡了人們的視線。”

7 、

藏學家、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教授 Elliot Sperling 先生的一篇文章《死亡統計》( The Body Count )【 5 】發表於 2012 年 9 月,指出“在大約 1950 年到 1975 年期間,圖伯特是否存在群體死亡事件是一個無需爭論的問題……由於無法自由獲得中國方面的紀錄,精確的死亡數字也因此不得而知。但是發生大屠殺的事實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2012年5月,在囊謙縣發現的亂葬坑。

2012年5月,在囊謙縣發現的亂葬坑。

文章所附的三張照片是大屠殺的證據,記錄了在康囊謙(今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囊謙縣)發現的亂葬坑:白骨成堆,怵目驚心;由當地藏人拍攝於 2012 年 5 月,並被當地藏人揭露是 1958 年遭屠殺的藏人僧俗遺骸。 而這樣的亂葬坑不止一處:“在玉樹州的另一個地方,巴塘附近的草原上,更多同樣的情形出現在一個房屋建設項目的開工現場:三處滿是人類遺骸的亂葬坑。據講,在這些亂葬坑里有些遺物還沒有完全腐爛。坑中還有一些遇害者被扔進坑時所穿的衣服的殘片:有俗人的衣服也有僧人的袈裟。有些死者的長發還歷歷在目。一些老者說,這些亂葬坑也是 1958 年留下的……”

另有 1982 年中國在人口普查後繪製的“性別比例圖”,結果呈現的是,如文章所寫:“在整個圖伯特高原普遍的存在男女比例失衡,而事實上,唯一能解釋這種不平衡的原因只能是暴力鬥爭。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圖伯特高原是范圍最大的一片突出地呈現為紅色的區域,在這個地區女性人口數量一直高於男性。”但是,“發生在圖伯特的集體死亡事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極少被提及,至少在官方層面一直如此,而且即使提到也只是為了否認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件。”
跋熱·達瓦才仁在《血祭雪域》一書的前言中也寫道:“即使是我的家鄉,根據《中國人口·青海分冊》記載,在戰爭結束後的 1964 年,六縣總人口比戰前的 1956 年減少 23% ,相當於損失所有的成年男性。”

我有一個深刻的印像是,在與康和安多地區的族人談及過往現今時,年長者總會提及“阿居阿皆”(藏語意為 1958 年)或“阿皆”(藏語 58 年的簡稱)。 1958 年前後,中國軍隊在整個圖伯特尤其是康與安多製造的災難,深深刻在他們的記憶裡,連始於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也被說成“阿皆”。 “阿皆”是所謂的“解放”之後一切災難的集合,堆砌在亂葬坑的白骨中或許也有這個名為嘉央益西索南確珠的遺骸——如《死亡統計》的最後一段: “他是拉布寺的第三世阿丁祖古……據我們所知,他生前在安多地區致力於弘揚佛法;和他的前世一樣,他在拉布寺的一個屬寺駐錫傳法,信徒眾多。後來,在 1958 年,在他 24 歲的年紀上,一切戛然而止。他死了。”
這位年輕的轉世喇嘛是怎麼死的? 是死於解放軍空軍的駕機轟炸,還是死於解放軍步兵的機槍掃射,還是,死於解放軍騎兵也即蒙古騎兵的揮刀砍殺?

8 、

數月前,北京酷暑炎夏的一天,我收到居住大阪的燕子發來的一封郵件。 燕子即劉燕子女士,作家,中、日雙語譯者,是楊海英先生《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的中譯本譯者,並將我和王力雄的書譯成日文。郵件裡附有多張照片,是一位日本學者 2015年初在圖伯特康區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旅行時,在一座位於偏僻村莊的薩迦派寺院,見牆壁上懸掛著各種刀具和獵槍——此乃千百年來圖伯特各地民眾將刀槍交給寺院表示不再殺生的傳統 ——其中有一把形狀優美的日本軍刀,已顯髒污的絲帶纏繞的刀柄透出十顆五角星,真皮包裹的刀鞘露出一截刀刃似還殘留血跡,而問詢僧人,皆不明來歷。 難道這是 1958-1962 年蒙古騎兵殺戮反抗藏人的武器嗎?

關於俗稱洋刀的日本軍刀,楊海英先生在書中有這樣的描述:

“洋刀在製作上有甲乙兩類。甲種是騎兵使用的,長90厘米,乙種適用於騎兵以外的兵種,長75厘米。在1930 (昭和5 )年,做了進一步改良,將刀身縮短,刀柄變長,調整了重心的位置,並增加了刀身的寬度和彎度,提高了砍切的性能。外觀上也取消了以前歐洲式的裝飾,全部改成了傳統的日本刀樣式。

“洋刀很完美。特別是一號刀的刀刃很鋒利,無論用過多少次都不會卷刃。手如果不小心碰到,會在不知不覺中被刮破流血。在戰場上只要能巧妙地配合使用自己的力量、戰馬的勢頭以及洋刀的利刃,就能輕易取敵人首級。不能胡亂舞刀,要用巧勁。這需要與生俱來的才能。

“'日本洋刀不是任憑蠻力砍殺的武器,要巧妙地配合使用力氣,在刺中對方後輕輕劃過。'這是蒙古騎兵從日本士兵學到的知識。日後,他們挎著洋刀挺進青藏高原,在馬上比日本武士更運用自如地揮動洋刀。”

實際上,楊海英先生的這部書 —— 《洋刀揮舞在圖伯特:蒙古騎兵現代史》【 6 】不只是一部悲懺之書,它更是一部悼亡之書——悼亡為追求民族自決而玉石俱焚的蒙古騎兵。 並且不止於此,更深入地,“以'日本洋刀'和'騎兵'為歷史線索,圍繞蒙古和西藏的悲劇,進行多層面的敘述”,因此,“這本書不僅是蒙古人和西藏人的歷史,也是日本人的歷史”,“是蒙古人和日本人在 20 世紀所經歷的近代化的歷史”。

只是與世無爭地生存於高海拔的藏人很無辜,如同無依無靠的犛牛一般被強大的國家機器宰殺或凌遲。 洋刀固然製作精良,又具備某種美學價值,然而再好、再美也是殺人奪命的武器,甚至一把流落在圖伯特民間的洋刀,幾十年的歲月流逝都抹不掉令人心寒的血跡。 我不禁想起書中的一段描述,多麼殘酷又悲傷:

“蒙古騎兵疾馳雪地,包圍了昂索寺。從四川來的中國人步兵部隊也到達了。中國人步兵團一手握著手榴彈,一手握著手槍衝進了寺裡,卻被僧侶們擊退。深夜,寺廟因砲擊遭到破壞。騎兵們鞭策戰馬沖向從寺院跑出來的僧侶們。洋刀在星夜中閃著光芒,藏人僧侶們的鮮血將白雪染成了黑色……”


2016 年 1 月 1 日,於北京

註釋:

[1] 摘自鮑爾吉·原野散文《掌心化雪·騎兵流韻

[2] 《騎兵第五師參加青藏平叛戰鬥記實

[3] 中華網

[4] 《論小丑:獨裁者和藝術家》,諾曼·馬內阿著,章艷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2008年。

[5] 中文譯文見唯色博客

[6] 《洋刀揮舞在圖伯特:蒙古騎兵現代史》為原書名, 2017年4月台灣大塊文化出版時,定名為《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

  (本文轉自自由亞洲特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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