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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寫】4個多月的法庭戰 判囚6年的梁天琦 本土青年和他們愛過的時代

2018/6/11 — 23:58

梁天琦,圖片來源:朝雲 攝

梁天琦,圖片來源:朝雲 攝

「就被裁定的罪名,我宣布第一被告判監六年。」6 月 11 日早上 10 時 45 分,高等法院五樓第七庭,法官彭寶琴一錘定音。

坐在犯人欄第一排右側的梁天琦,聞判後表情冷靜。過去四個多月,他一直坐在這個位置。逾五十日的審訊,他有時專注地眼望前方,有時望向公眾席、記者席,向前來旁聽的家人朋友、社運臉孔,微笑、打眼色示意。

散庭。庭內公眾席上有人泣不成聲,大叫:「堅持啊,我哋等你出嚟啊!」梁天琦離開法庭時向公眾席方向單手揮拳,並向一直坐在第一排的女友飛吻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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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外大堂一早擠滿了人,座位也不夠坐,數十人站在大堂後方,聽著電視直播中法官鏗鏘有力的結語。有別於一個月前同案宣判時的激動,今天判刑後大堂寂靜一片,彷彿連憤怒的氣力都已失去。

下午三點半,囚車由高等法院駛出金鐘道,將梁天琦送往監獄,經過五十多天審訊,現在擺著他前面的是六年的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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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四個多月的法庭戰終於畫上句號,抱持本土派理念的青年也要思考,怎樣迎接未來日子?

「這幾年的客觀環境是……無論是否本土,這個也不是你可以立時做到改變的時代。」梁天琦的港大同窗袁源隆在庭外大堂說。

「想不到可(為社會)做什麼東西,唯有先做好自己。」

資料圖片:梁天琦

資料圖片:梁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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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友談天琦:「佢接受事實,但心情未 ready」

1 月 22 日下午,袁源隆站在金鐘道旁,等待囚車開出。

當日上午,梁天琦在庭上承認一項襲警罪,法官決定撤銷其保釋,即餘下審訊日子,他將被還柙。梁天琦於犯人欄表現平靜,休庭後他喝一口水,與其他被告逐一握手擁抱,就把深藍色背包遞給律師,在懲教署職員看管下離開,亦自此失去自由。

由於未料到梁天琦在審訊第二天便開始還柙,當日前來旁聽的親友不太多。其中一個是袁源隆。他曾任《學苑》總編輯,是梁天琦的港大同窗,相識於 2016 年 1 月港大罷課一役。同為罷課委員會成員的,還有周永康、梁麗幗、王俊杰等。碰巧的是,梁天琦審訊的五十多天,梁麗幗一直是律師團隊之一,每次出庭,她都正好坐在梁天琦前方。周永康、袁源隆、王俊杰則多次聽審,支持友人。

袁源隆形容,和梁天琦是相熟朋友,去年底對方回港後,不時會相約見面,「扶持一下,等佢唔好咁沉鬱」。對上一次是開審前一個月,飯局上大家都不講政治,「就係陪住佢」。袁認為,梁天琦尚未準備好要坐監,「佢接受到呢個事實,但心情上未 ready。」

身為朋友,袁源隆本打算在未來八十天(暴動案原先預計會審八十天),再約梁天琦出來吃飯、吹水,好好開解對方。

「暫時沒有這個機會了。」他望著囚車出來的地方,說。袁源隆和梁天琦之後一次見面,已在荔枝角收押所。

港大罷課大會記者會,前排左一為梁天琦,左二為袁源隆,圖片來源:香港大學學生會校園電視片段截圖

港大罷課大會記者會,前排左一為梁天琦,左二為袁源隆,圖片來源:香港大學學生會校園電視片段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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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公眾席的熟悉面孔

五十多天的審訊,公眾席上出現許多香港人熟悉的面孔,例如梁頌恆。他由審訊初段已不時出席旁聽,梁天琦被還柙那個早上,政圈正值泛民初選爭議,梁頌恆向記者苦笑稱:「很諷刺,大家還在熱烈討論初選 Plan B,大家仲記唔記得呢兩年發生什麼事?」

此後日子,梁頌恆自己也在立法會非法集結案中被定罪,被判監四星期,獲保釋候上訴。5 月 18 日,梁天琦被判暴動罪成一刻,梁頌恆在公眾席上流淚哽咽。

五十多天審訊,除袁源隆外,還有不少梁天琦的港大同學前來支持,包括前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外務副會長李峰琦、梁天琦在利馬竇宿舍的同期宿生梁迭起。另有一些與梁相熟的宿友,雖已畢業投身社會工作,但仍相約請假聽審,並坐在庭內公眾席,讓梁天琦知道有人來探望自己,「我們都想支持吓佢」。

另一個經常聽審的是前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他通常在早上現身。一月底,他聽審時向記者解釋,自己下午要做兼職,只能在上午前來,又為梁天琦已被還柙感慨:「好 sad,無諗過佢咁快入…」馮敬恩之前因圍堵港大校委會,被判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刑事毀壞及企圖強行進入三項罪成,處以 240 小時社會服務令,一月底他已完成約一半時數,並計劃在下學年出國留學。

五月,辯方律師向法庭呈上 11 封求情信中,其中一封正來自馮敬恩。

「眼見摯友身陷囹圄,我實在感到非常難過,尤其港大畢業往往意味著光明的前途,但等待著天琦的卻是冰冷的監倉。」

馮敬恩

馮敬恩、李峯琦

馮敬恩、李峯琦

前立法會議員、大律師吳靄儀也不時聽審,每次都坐在庭內公眾席第一排,並與梁天琦有眼神交流。「我有少少掛住佢,所以嚟睇下。」1 月 24 日,吳如此向記者解釋她首次出席聽審的原因。

吳靄儀亦有為梁天琦撰寫求情信。5 月 21 日,辯方律師在庭上讀出信件,吳指梁天琦是她從政30年見過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有深刻的理性分析,熾熱追求理想,亦有自我反省、敢於承認,不迴避過失責任。

也有一些旁聽常客,跟梁天琦政治理念不盡相同,例如當年曾與梁天琦就「人血饅頭」一說展開罵戰的前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某次休庭時,他對記者說,到現在仍不同意梁天琦好些主張,但也「想嚟睇下佢」。梁國雄每次在庭上逗留時間都不長,但都會向犯人欄示意,梁天琦通常會報以微笑、點頭。

「騷動不會無端發生,我們可以讉責騷亂,但必須同樣譴責造成騷動的社會因素。」被刺殺的諾貝爾和平奬得主 馬丁路德・金又如是說。

但願梁天琦得著公平的判決!

梁國雄求情信(端傳媒轉載)

除此以外,曾前來聽審的公眾臉孔,還有當時剛獲保釋離開監獄不久的黃之鋒、黃浩銘,羅冠聰、袁嘉蔚、岑敖暉、何潔泓、何秀蘭、曾健超、楊岳橋、鄺葆賢、袁健恩等。

我衷心感激每位到庭聽審及寫信給我的朋友。每當我想起我在法庭所見的畫面:正前方的一眾辯護律師,公眾席上每張或熟悉或陌生的臉,每一個點頭、微笑、揮手……都增長了我的勇氣去面對一切。特別是你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與高牆以外僅有的連繫,都使我內心無比溫暖。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懷,提醒了我因何從事政治。

梁天琦 寫在判刑前

梁天琦的女友、父母、妹妹

最頻密聽審的是梁天琦女友,留一頭長髮的她,通常都戴著黑色口罩,坐在公眾席最前排,即最接近犯人欄的位置,與梁天琦隔玻璃對望。審訊初段,即使庭上律師、證人、法官在發言,他倆仍經常以口形、手勢、眼神、微笑溝通,有聽審的梁天琦友人笑言,在庭上總看到兩人在「打情罵俏」;但其後遭法官提醒,指梁經常向公眾席做手勢等,對審訊造成影響,兩人開始收斂,頂多只會對望。

梁天琦的妹妹也會聽審,通常坐在梁女友的旁邊。他的父母則只曾到庭兩次,坐在公眾席第一排,隔著玻璃望著犯人欄內的兒子。

四月中,梁天琦出庭作供,在辯方律師提問下談及自己的家庭背景。他 1991 年於武漢出生,一歲時和母親移居香港,其母親是武漢人,梁出生後留在家中負責照顧其起居飲食,現時則為補習老師;梁父則是土生土長香港人,曾任職中學老師,任教中文、中史。

梁天琦母親(前左)、妹妹(前右)及港大前學生會會長孫曉嵐在求情當日均有到庭。

梁天琦母親(前左)、妹妹(前右)及港大前學生會會長孫曉嵐在求情當日均有到庭。

他形容父母是自己接觸政治的起點,2003 年七一,他看到遊行畫面,不太了解來龍去脈,但父母都為此雀躍,並向他解說七一遊行的意義,自此他開始關心時事。升中後梁天琦讀中國及世界歷史,逐漸了解香港開埠後發生什麼事,有時又會請教父母,談著談著,不時會談及香港政治,亦因而開始對香港政黨及其主要訴求、政治人物的背景,越來越熟悉。他又憶述,父母當時告訴他,參與遊行示威是好事,但不要走太前,父親說「槍打出頭鳥」,生於中國的母親則警告:「在中國從事政治是危險的事情。」

5 月 21 日,梁天琦罪成後呈上求情信,其父母及妹妹當日均有到庭。其中一封求情信,出自梁父手筆。

這裏孕育他長大,他對這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給了他的價值觀,香港是他的家,他希望回饋社會,貢獻社會,毋負父母20多年來培育天琦長大成材,成就他服務社會的志願,也圓了兩人培育他成長,貢獻社會的心願,感激不盡,感恩系之。(報道)

6 月 11 日,梁天琦 facebook page 刊出一封他寫在判刑前的信件,當中提到:

從這幾年的風波,我重新學會了很多寫在紙上的道理。我要感謝所有遇上的人,特別是帶我來到世上的父母親。我想,就算窮此一生,都不夠報答父母親的恩情。但如果我能夠汲取今日的教訓,繼續為下一代的未來而奮鬥,相信父母也會為之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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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厚天高》導演和她的「人血饅頭」

5 月 18 日,陪審團裁定,梁天琦一項暴動罪名成立。同日黃昏,許多記者又集合在金鐘道高等法院的囚車出口,嘗試攝下梁天琦的容貌。其中一名女生,不像其他人般圍著囚車,反而架著腳架,站後一點,一直拍著囚車離開的情況。

她是林子穎 (Nora),《地厚天高》導演。

林子穎拍攝梁天琦囚車,5 月 18 日

林子穎拍攝梁天琦囚車,5 月 18 日

此前審訊五十多天,她甚少前來聽審,但自從 5 月 16 日上午法官完成引導,陪審團開始退庭商議,Nora 便到場,一直在庭外大堂坐著守候。和其他記者一樣,一等就等了兩天,陪審團一共商議了近 28 小時,才有裁決。她解釋,正在拍攝一個新節目,需要有梁天琦囚車離開的片段。所以就來了。

若非如此,Nora 可能也不會來高院聽審:「來到這裡會覺得好沉重。我嚟咗又點呢,唔知可以做咩。」作為梁天琦港大同學,兼曾長時間拍攝對方故事的紀錄片導演,Nora 形容,自己有點不太懂得處理與受訪者的關係,「有人同我講,我太年輕去做呢個製作。In some way 我同意,怎樣 handle 拍完呢個故仔之後,同人的關係呢?一個好吸引的說法是,拍完之後就拍拍屁股走囉,但做人不是這樣的。」

去年底,她受訪時曾形容,對梁天琦有種愧疚:「套戲咁樣落去,佢俾到我嘅嘢愈來愈多 ... 天琦嗰時可能踎緊,但我喺唔知邊度參加咩影展 ... 咁,我係會,唔舒服嘅。」她甚至說,自己像在「剝削」對方。

事實上,一如她所預料,暴動案審訊期間,《地厚天高》多次公映,獲得不少好評,梁天琦被裁定罪成前一個星期,她更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奪華人紀錄片獎。Nora 坦言,內心有點不舒服,有時會跟朋友談起,會自嘲說:「咪講笑咁講囉,食緊人血饅頭呀。」即使《地厚天高》的放映某程度上也在傳播梁天琦的信念,但她的鬱結不會因此而解:「好矛盾,傳播完又點呢?我在這件事上都拎到些好處嘛,乜都唔咁講,淨講票房都有幾萬蚊啦…」

Nora 曾希望,梁天琦會成為《地厚天高》上映前第一個觀眾:「想他知道我怎樣睇那個時期的他。In some way 他是好脆弱、敏感的一個人。有時不是好有自信,覺得自己的故事無人想聽,無人有興趣,好無聊。我覺得,如果他睇到我或其他觀眾怎樣看他呢,對他有幫助的。」但結果梁天琦一直沒看,直至開審,直至還柙,直至正式下獄,六年。

羅冠聰引述梁天琦不想看《地》的原因:「昔日的豪言壯語使他難堪。」

《地厚天高》宣傳照(右);《地厚天高》導演林子穎(左,朝雲攝)。

《地厚天高》宣傳照(右);《地厚天高》導演林子穎(左,朝雲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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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過的時代 如今的鬱結

不想面對過去的,也不止梁天琦一個。過去一年,多宗抗爭案件判刑,不少本土派口中的「義士」都被入監。抱持本土信念、曾以為可改變香港的一代人,逐漸退潮。

袁源隆承認有此現象。「很多本土派覺得,現時無希望,做任何事都不覺得會改變到什麼,所以不再參與抗爭,只做好基本的事。」他坦言,自己也有迴避政治的傾向,facebook 見到新聞,也不會 click。「韜光養晦囉,之前已經是這樣,現在更多。」

林子穎 (Nora) 也同意,自己這一代人正在政治風浪中退潮。「大家都大個了,他們所講做『港大朋黨』時未畢業,和我差不多年紀。」她說,大學一、二年級時已跟這班人相識,「見過他們最 champ、最有理想那一面。」

「慢慢大家失去咗某些棱角,磨蝕咗……但你無得怪佢哋。我都承認自己可能是其中一個,難受,難受的。」她續道,「呢份鬱結我都諗咗好耐,又排解唔到。好無奈。」

看著曾經的戰友下監,在本土青年心目中,不單無奈,更多少有幾分愧疚。例如馮敬恩,在梁天琦被裁定後便在 facebook 寫下心情:「其實我這樣真的很不好。別人在受苦,我卻若無其事的,繼續過自己的生活。」

又例如前《學苑》總編輯顧博謙,案件發生的初一晚,他曾在旺角採訪被捕,及後撤銷控罪。五月中陪審團退庭商議的廿多小時,顧博謙一直都獨個兒坐在庭外大堂公眾席等候,時而玩電話,時而站在偌大的窗邊發呆。直至陪審團商議完畢再開庭,他進庭與梁天琦點頭示意,未幾又離開。6 月 11 日判刑,他又再次坐在大堂,不作聲。

顧博謙

顧博謙

顧博謙向記者坦言,心情複雜,不太想做訪問,「唔想好似在一個好安全的地方,評論裡面的人。」他曾經在 facebook 分享讀川本三郎《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的感想,並形容為「終於找到直白地表達那矛盾複雜的心情的文字」:

然而一旦當上記者,站在採訪的立場時,身分忽然變成完全的第三者。記者站在所謂採訪的一方這樣安全立場,說難聽一點就是袖手旁觀,我們不必擔心會被警察逮捕。以「記者」這樣的特權在遊行示威現場,當學生和警察起衝突這決定性瞬間,記者完全不必插手,只是「旁觀」即可。最後,還可以得到自己採訪了反越戰示威游行這種良心上的滿足。一邊受權力方保障著特權,但心情上卻站在反權力的一方,如此矛盾在自己心中始終無法消除。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是一個日本記者自述採訪「全共鬥」的經歷。其中一個主題是:「我」置身安全地方旁觀,而「同代人」則躁動不安地抗爭,並遭受挫折。

提到同一本書的,還有林子穎。「我 Year 2、3 時睇那本書,因為當時在校園電視做記者,一出嚟就係雨傘……呢排都諗返起這本書,因為曾經呢幾年經歷的都是那些事。」

怎麼的一個故事?曾經一同奮鬥,然後戰友下獄,自己安好地倖存,卻活於鬱結於愧疚中的,一個故事。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這本書,其實還有一個副題:「當時,我們以為可以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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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香港英雄?

2 月 22 日,暴動罪審訊展開一個月後,有人發現中文大學的「民主女神」雕像底座出現「香港英雄梁天琦」七個大字。其後,在大學鐵路站另一邊,以及在沙田鐵路站外牆,都有同樣字樣。

一直以來,梁天琦成為鎂光燈的焦點,也是部分人心目中的「香港英雄」。另一例子是近半年在公映的紀錄片《地厚天高》,大部分場次都滿座,大家都想看這個新聞人物的故事。

背景圖片來源:中大學生會  facebook

背景圖片來源:中大學生會 facebook

「我是否就是這個『Chosen one』,真的要肩負香港的命運,成為你們的英雄呢?」偏偏在《地厚天高》片中,梁天琦就這樣地問。

「客觀而言他是一個英雄,這點毋庸置疑,但正因他是一個英雄,不想也不需要大家當他是英雄。」得悉梁天琦被判囚六年後,梁頌恆在庭外對記者說。

「我無能為力扭轉這局面,唯一可做的,只好令自己變得更好。」梁天琦在《地厚天高》裡有這麼一句話。

如果將這句話套用在其支持者身上,要「令自己變得更好」的,明顯不止梁天琦,而是所有秉持同樣理念的人。「我只是想確定,在我放監時,不論是三年、五年、十年,都會有人在等待我。」羅冠聰引述梁天琦所言。

但何謂「有人在等待」?可能不是純粹的「等待」,而是令自己變得更好。

梁頌恆

梁頌恆

「他們未必想每一日大家好似憑弔這件事。調轉頭,如果大家想悼念,不如用一年做單位,每年為了保護香港人的自由、推動香港人民主進程,或者你所相信的理念,做一件事。可能對他們來說更加有意義。」

「我只能希望香港人真正記得他們,不是記得他們今日被判刑,判幾多,而是記得他們所相信的事。」

梁頌恆又呼籲大家「韜光養晦」。「大家所指的本土派,年齡平均值可能都係二十多啲,好多仲讀緊書,大家在社會上未有經濟,未有事業,當我們的理想咁遠大的時候,就必然有些東西才可 fulfill requirement,例如是錢,例如是某些行業的話語權、例如是權力。這些東西不會由天而降,要靠大家一步一步在社會努力得回來。」

「我不知道中間大家會否變了質,我們不是《無間道》,燒黃紙,在間廟度叫『一將功成萬骨枯』,絕對不知道大家中間會否因社會一些經歷變了另一個人。但是,唔做過點知呢?」

袁源隆今年剛大學畢業,一直未開始找工作。他說,梁天琦的案件一直佔據著自己的日常生活 — 不一定是實質的時間,而是心神。「例如你知道 6 月 11 日判刑,已有心理準備,當日一定要嚟到。」換句話說,審訊告一段落,也是時候好好想前路。

「想不到可(為社會)做什麼東西,唯有先做好自己。」他說。

也許亦是愛過那個時代的本土青年心聲。

 

梁天琦 (朝雲攝)

梁天琦 (朝雲攝)

文/亞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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