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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神化天安門運動是我們的心魔》摘選

2017/6/5 — 16:21

「這裡是木樨地,是最早開槍、殺人最多、「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兒子被打死的地方,也是我的朋友嚴勇的弟弟被打死的地方。但是在屠殺之後的6月4日清晨,竟有幾十輛裝甲車在這裡被軍隊放棄,任由激憤的群眾將其燒毀。後來CCTV播放「平暴」紀錄片,把群眾燒毀裝甲車的場面放在前,把軍隊開槍放在後,我一直懷疑這些裝甲車是被用來當道具的。」

「這裡是木樨地,是最早開槍、殺人最多、「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兒子被打死的地方,也是我的朋友嚴勇的弟弟被打死的地方。但是在屠殺之後的6月4日清晨,竟有幾十輛裝甲車在這裡被軍隊放棄,任由激憤的群眾將其燒毀。後來CCTV播放「平暴」紀錄片,把群眾燒毀裝甲車的場面放在前,把軍隊開槍放在後,我一直懷疑這些裝甲車是被用來當道具的。」

《神化天安門運動是我們的心魔》摘選
王力雄(「六四」二十週年所寫)

……我們對天安門運動的態度,長期局限在兩個方面,一是讚美運動,二是譴責當局。讚美和譴責都是應該的,但不能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專制權力不會因為譴責而改變,這我們早已看到。而停留於讚譽,對我們又有多大意義?那種與不容批評聯繫在一起的讚譽,只是另一種「偉光正」,同樣讓人厭惡。對我們而言,更有意義的是對自身的反省,通過反省發現我們的錯誤,思考如何做得更好。這種反省即使不能改變歷史,至少還可能改變未來,而且這可以由我們自己把握。

天安門運動有沒有可以反省之處?從六四後的海外民運可以看得很清楚——當那場運動的各路領袖在自由世界雲集,卻把民主搞得一團糟,把民運從全球矚目的巔峰搞到今日眾人繞行的泥潭。二十年過去,當年用「年輕」為理由所原諒的,並未隨年輕步入中年甚至老年而消失。領袖們如此,怎能讓人相信運動本身無需反省?若是運動當年繼續下去,後來民運發生的種種,可想也會在運動中顯現(其實當時就已存在),並且放大多倍……一旦掌握了權力,會不會用權力去做同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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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的確是一個重大的思考,倘若民主運動的代表人物有可能變得和他們反對的共產黨一樣,意味著什麼?這其中暴露的危險,需要我們更深地追究,民主到底是什麼?我們的民主代表者為何會這樣?以民主為旗的天安門運動,自身是否找到了民主?而中國到底應該實現什麼樣的民主,以及怎樣獲得真正的民主保證?這些問題,都不是簡單地用民主兩個字就可以回答的。我們必須正視和發現民主光環背後任何可能的不良,潛在的專制,領袖的不端,以及人性的危險。正因為我們對民主寄予厚望,把自己與後代的未來託付給它,也就應該更加尖銳無情、不留情面地對其審視和追究。

……不容反省天安門運動的理由,因為天安門運動是弱勢方,是無權者的反抗,是被鎮壓和流血的。但如果我們不是永遠期待失敗,不妨想想相反的可能,即假若有一天能成功呢?那麼當初迴避反省會帶來什麼後果?也許所有缺點在弱者身上都不構成威脅,但是弱者有一天變成了強者,缺點的存在就會立刻成為現實的威脅。在我們以往的歷史中,小人物搖身而成暴君的故事難道還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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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具體的反省內容,當然可以討論。譬如我就不覺得領袖品德是主要問題,也不認為可以用非理性來責怪群眾,更不同意所謂民智未開是失敗根源。在我看,真正的根源正是讓領袖品德敗壞、讓群眾趨於極端、讓民智呈現未開一面的民主模式。責任不能歸咎於人民,因為不能要求人民適應民主模式,而只能是民主模式去適應人民。當民主模式不適應人民而失敗時,卻得出必須等待人民適應了模式再行民主的結論,完全是本末倒置。那些停駐於只能啟蒙的感嘆,也是這樣一種思路。

我所說的反省天安門運動,不是對人對事的責怪和抱怨,重要的是找到能夠制約領袖行為、提煉群眾理性,又可以讓人民智慧生發而非局限放大的民主模式。民主價值是普世的,民主模式卻不可能普世,因為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歷史與文化,只能用不同模式去適應。若是從這方面反省,主要的責任者便是中國的知識精英。當年那些兩手空空搬弄教條,現在仍未找到自己的精英們,無論是鼓吹實行民主的,還是斷言沒有條件的,二十年來仍在咀嚼他人的冷飯。

正是因為沒有對天安門運動深入反省,二十年後的我們仍然在原地打轉。即使今天再出現一次那樣的運動,誰敢保證我們有能力跳出二十年前的覆轍?放眼環顧,當年絕食的孩子們今何在?辦了六四綠卡的十數萬俊傑為誰忙?知識分子蠅營狗苟於精英聯盟分羹,中國向何處去的百年提問卻依然迷茫,而各種危機一天天加深。這令人唏噓的二十年軌跡,那麼多沉淪,那麼多背棄,那麼多迷惘與無奈,而除了讚美與譴責,又能不能讓我們深入自身,面向自己,多一點反省呢?


(原文《神化天安門運動是我們的心魔——我為何在<天安門>製作人的呼籲書上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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