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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警察〈自白〉書:正義關乎人性尊嚴

2017/3/17 — 9:49

謹將拙文獻給 2017 年 2 月 20 日按章工作的巴士司機;還有為理想犧牲的朋友,在下真的理解,縱然未盡同意您們。

 

隔著鐵馬的理解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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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看傘運紀錄片,都擔心見到自己。背後原因難以啟齒:自己在傘運初期也唱過歌。若紀錄片拍到自己唱歌的醜態,「一生英名」(?)不免付諸東流。

926-928 前,還未有「黑警」一說;當然,更沒有「休班警」與「當更警」的分數比試。年輕人充滿誠意,每每隔著鐵馬,嘗試與警察攀談,解釋為何抗爭。部分警察按捺不住,亦放下戒備,願意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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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傘運初期常見的風景,早已一去不返。

 

訴諸背景的悖論

撐七警的人,每每提到「因果」和「背景」,欲藉此合理化「以武制暴」。香港 01〈一名警員回應一名警務督察的自白〉堪為典型:好驚訝文中警察直言「行私刑」,且和「正義感」連在一起。

但回溯背景,正正是反抗的論証。

猶記得當日,啪一聲,半空迸出白煙,第一個僱淚彈。筆者不敢置信,瞪著鐵馬前已經戴上放毒面具的警察。

「上頭命令,你地會合就要放催淚彈」(大意)。他一直沉默,放了催淚彈後才突然說話,好像要解釋。筆者忍住痛,盡最後的力量瞪住他。幾秒後終於捱不下去,倉皇後退。在白霧中不斷流淚,奪路而回。

事後問其他人,都和筆者一樣,想不到警察居然會放催淚彈。不少人包括老人,都已倒在霧中,托賴別人拖出來。

當日沒有人死,純粹因兩個字:「好彩」。警察繼續以武力掃蕩三地,卻因民眾太多而失敗。

抗命的確犯法,開首卻以和平為尚;傘運之所以出現,乃因 926 起警察的鎮壓。

為何及後和理非遭唾棄,抗爭愈演愈烈?要追溯背景就要徹徹底底。

傘運後期,在抗爭中並肩過的朋友,加入拆大台行列,筆者為難地與她對望,問她究竟。她哭著對我說:「我信得過你架。但依個大台就一定要拆…」

年輕人屢被警察打退,愈來愈憤怒,狠批「大台」和「左膠」。「唱 K」和「齋坐」,都被視為戇鳩的行徑。

和平抗爭在警察的武力下徒勞,他們不忿和平沒用,開始鼓吹以牙還牙,以武制暴。身處眾口鑠金的浪潮,自己亦深陷自我懷疑。終於有部份人實踐。

 

 

撐警的弔詭邏輯

撐警者又說,警察是奉命行事;犯法者被打是咎由自取。

任何社會都要警察執法。然而由傘運前黃永志、周諾恆被拖到警車毆打;及至傘運中被打到一片瘀青、頭破血流的救護員和學生。回顧多名傷者,除 NOW 電視台的攝影師,筆者幾乎都認識或訪問過。如此嚴重的暴力,奉何命令行事?有何合法援權?

參照的警察〈自白〉,比起「侮辱」和「不明液體」,挨過警暴的抗爭者,當然更有大條道理「以武制暴」:試問,抗爭者打警察,是為了私利嗎?是出於貪念嗎?打了警察一身能夠收到向家的安家費嗎?抗爭者與警察素不相識,是為了報仇雪恨嗎?為何在場幾萬名警察不打,偏偏要打行私刑的警察?

由始至終,我們支持抗爭者的理據不是法,是法的內在道德(下文詳述)。我們不是包庇犯法的抗爭者,我們是支持因為眼見市民挨打,而伸張正義痛毆警察的抗爭者。法律不外乎人情,在規定和固定的法則下,抗爭者選擇遵循人情不遵循法規辦事。沒錯,抗爭者是犯了法,但是,在眼見市民或自身長期挨打,出於正義感,而一時失控犯法實屬情有可原。

筆者試盡最大努力,理解撐七警的思路。例如西班牙一母親,燒死強姦女兒的假釋犯,終獲輕判;美國亦時有爭論,面對恐襲,可否對嫌犯用刑迫供。

撐七警者似乎認為,有更重要的價值和秩序需要維護,手段便屬「情有可原」。尼采便說過:「若目標宏大的話,人類將運用另一種量度法。縱使採取了更可怕的手段,罪惡卻不一定當作罪惡。」

這是警匪片常見情節,面對大奸大惡,如禁酒令時代的黑幫頭子艾爾.卡彭(Al Capone),為達目標不守法度,亦屬「替天行道」。

問題來了。試比較電影和七警的情節:

- 奸角做盡壞事,卻逃過司法制裁,主角不惜犯法,找奸角報仇
- 七警制伏示威者後,拖到暗處行私刑

抱歉怎看背景,都看不出七警有何英雄氣概。尤其是以七對一,打一個已無法還手的人。背景根本不成理由,只是藉口。沒有證據指控曾健超淋尿,亦只是砌辭飾非,自欺欺人。

現謹回應〈自白〉的警察:

你任職時曾發下誓言,「不畏懼、不徇私、不對他人懷惡意、不敵視他人及忠誠努力的態度行使職權,執行職務」。若你真誠相信自己的「正義感」,請身體力行。不要食人民俸祿,不要靠公權行動,辭去警職,像抗爭者般以平民之身,一個人找曾健超找晦氣,再對法官說「法律不外乎人情」。如是筆者還會有一點尊敬(若不拿安家費,筆者會更加尊敬)。

 

正因為考慮背景,法官才判處發起傘運的學生服務令;反觀警察是唯一可合法動武的機構,行私刑罪加一等,須以儆效尤。

上述論証多屬歸謬,而非真的認同。筆者服膺卡繆的規勸,手段決定目標的意義。撐七警者混淆了何謂正義。

 

美警每年殺千人,代價是騷亂;一旦被控,七成定罪

撐七警者還說,「係美國警察早開槍做瓜佢」。然而筆者也看新聞,請 google search 「美國 警察 射殺 謀殺」,結果自知。

《華盛頓郵報》早有調查報道。2016 年,美警共射殺 963 人(衛報的統計是 1092 人)。因美國是擁槍社會,約七八成死者,或手持武器(刀、槍),或正在施襲,警察決定開槍。

撇開正當執法,違法的濫權仍非常離譜。過去十年,每年平均有 5 名警察因槍殺而被控。2015 年被控警察增至 18 人;2016 年則有 13 人。

檢控上升,除因社會批評,亦因科技進步。就像七警的新聞片段,有手機錄影作證,較易通過舉證責任(毫無合理疑點)。

總括而言,美警一旦犯事被控,七成定罪;五年間共 125 名警察,被控不同程度的暴力,77 人罪成。但槍殺案屬重罪(felony),定罪門檻不止毫無合理疑點,還須過陪審團。十年間共 65 名警察被控槍殺,僅 11 人伏法。

美警槍殺案與七警察,其實難以比擬,前者多屬行動期間魯莽開槍。如紐約華裔警察梁彼得,罪成但判緩刑,乃因死者誤中反彈的子彈,法律上仍可爭拗;但七警是在制服嫌犯後,特地帶走他故意毆打。

美警濫殺無辜,是美國的秕政,因而觸發大規模騷亂。此後奧巴馬要求全國警察,執勤配備隨身攝錄機。

若視美警為反面教材,筆者當然認同,五十步笑百步,掩飾不到七警罪愆;然而撐七警者,似乎是以美國為正面例子,筆者就不免懷疑。美國司法的經典案例(Yick Wo v. Hopkins),正涉美警迫害華人,最高法院判政府違憲。我們又應否效法美國人民的抗爭、擁槍和民兵傳統?

也許撐七警者,欣賞的其實是美國法治?嫌犯不論身份,同霖法治保障,因此重案的入罪率低。這就點出正義的問題。

 

何謂正義?

在羅恩惠執導的《消失的檔案》,左派強調港英諸多不義,包括被捕後遭警察毆打(曾健超:!);甚至在羈留時死亡(死者名叫李安,相關警察被控傷人及謀殺)。

然而另一方面,左派的「敢死隊」成員,製作並散佈炸彈,回首前塵,依然篤信「目的正義」;林彬死後左報大肆慶祝,坦誠處死「漢奸」,是「民族紀律處分」。

難道正義只是隨政見擺布的虛語?

 

薄的正義:法律至上

「正當制定的法律應該有統治權。。。只有當法律未能涵蓋世事萬變,才可發號施令為補助。」

「若干事例,法律規定可能並不周詳,無法判斷。但個人的智慮是否一定能夠作判斷,也是未能肯定的。法律訓練執法者,根據法意解釋並應用一切條例,對於法律未周詳的地方,讓他們遵從法律的原來精神,公正地處理裁決。」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

自古希臘以降,亞里士多德已嚴密論証何謂正義,其洞見開法治先河。遺澤後世,遂成潘恩的《常識》:「在專制政府,國王即法律。故在自由國度,法律即國王,而且除此之外再沒有國王。」

法治的首要目標,是抑制政府專斷(自由裁量權),達至有限政府,官民一體遵守。當法律不夠明確,執行不夠嚴謹,行政當局肆意行使自由裁量權,即斷送法治。只有當法律普遍失效,方可尋求改變,不受個別案情動搖。

此法統強調法律在程序上的正義,拉茲(Joseph Raz)、哈特(H. L. A. Hart)堪為代表,又稱法實證主義。

 

厚的正義:法律正當

「天堂不必講法治,老虎可與綿羊同席;地獄崇尚律法,而且嚴格執行『正當法律程序』的原則。」

─Grant Gilmore

身處專制國度的人民,一定會質疑上述法治是否充分。難道一個專制國家「依法」迫害異己,如香港剝奪不同政見者的參選權,依然是法治國家?

亞里士多德殫思竭慮,早已料及:

「怎樣的法律才能作為正當的法律,這問題仍舊未辯明,我們前面已經論及,法律可能有偏向的疑難還是存在。相應於城邦政體的好壞,法律也有好壞,或合乎正義,或不乎正義。蓋法律必然據政體而訂,明乎此,正當政體制訂的法律就合乎正義;而變質政體制訂的法律就不乎正義。」

「凡照顧到公共利益的各種政體都是正當政體;只照顧統治者利益的政體,都是錯誤的政體,或正當政體的變質。」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

《政治學》博大精深,必須從略。簡而言之,三大變質政體中,民主政體為害最小;三大正當政體中,共和政體在現實上最值得追求。古代民主不同現今憲政民主,是指古代雅典的「群眾統治」。古代聖哲,如亞氏和西塞羅,都反對古雅典事事訴諸人數,多數人統治亦不過是「集體君主」,今人說法即「多數人暴政」。他們認為多數人統治,固然比君主、貴族專制好,但全體人民亦須遵守共同法度,是為共和,三權分立便源於共和思想。政體的仔細分類,詳見另一拙文

儘管《社約論》的普遍意志(公意)頗具爭議。但盧梭對公共利益的解釋可謂經典,可藉此理解何謂正當政體。

首先公共利益 ≠ 個殊利益,很容易理解;而且公共利益 ≠ 個殊利益之和。例如一社會完全按多數人的意願運作,也許大部份人都獲利,達至利益最大化,但少數人的利益徹底受損,所謂「渣都冇得剩」,依然不符正義。盧梭與亞氏的思慮一脈相承。

盧梭希望人民平等地成為主權者,既參與統治,又接受統治,統治者與受治者合而為一。由人民制定統治自己的法律,便能揚棄私心,照顧公益。

公共利益是人人同懷此心,共享的最大公約數。照顧到每個人的福祉,同蒙其利。所以在美國的法治下,無論犯法者是警察抑或人民,都獲一視同仁。

為達公益,法治不但要在程序上合符正義,而且要在實質上合符「法的內在道德」。法學家傅勒(Lon Fuller)提出八大合法性原則,便同時涵蓋兩者。(Fuller譯名多作富勒。但舊書或譯作傅勒,愚以為後者更型,故取後者)

傅勒認為,人民會否遵守法律,其實是和政府互動。政府立法等於告訴人民:只要你守規距,便會同時受規距保護。當政府破壞互相保證的期望,人民亦無守法的義務。
以香港為例,人大就宣誓的釋法,已破壞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則。

過去議員在宣誓之餘作良心宣言,一向能就任議員,他們有合理期望,認定所為合法。

但政府濫用自由裁量權,選擇針對某些議員,放過某些議員,已破壞法律必須普遍(不應針對某些人)、必須一致(不應前後不一)的原則。

按傅勒的標準,香港早已非法治社會,人民可考慮拒不從命。

 

 

抗命有高下之別,為體制而非私怨

傅勒的要求絕非橫空出世,而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自然法傳統。僅舉三國為例:

中國孟子 -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英國大憲章 - 約翰王窮兵黷武,濫徵賦稅,貴族兵臨倫敦,迫他簽城下之盟。

德國基本法第二十條 - 如德國憲政秩序遭破壞,不獲其他救濟,任何德國人均可反抗。

梁啟超認為儒家所奉的便是自然法。儘管錢穆認為,中國政治不同西方「契約」,而是「信託」。但試比較古羅馬的西塞羅,契約論尚未完備,後世同樣以「信託」解釋其思想。

孟子和西塞羅,幾乎都一致同意「暴君放伐論」:人民服從的前提,是統治者履行義務。當統治者背信,人民當然可反抗,可違法而符合正義,前提是出於公共利益,而非「侮辱」等私怨。

為專制政權服務,而且犯法打人,就萬萬談不上正義。

 

 

巴士司機挽回人性尊嚴

毋須上溯遠古,香港便有一例,足堪告慰。

按法律原意,巴士上落客時,如能徹底「埋站」最好不過,但現實決不可行。在繁忙時段,相隔三個車位下車亦屬平常。如巴士司機泥古依法,香港交通早就癱瘓。

面對困境,巴士司機違法地建立另一秩序。留意司機之舉,不同於我們隨便過馬路,我們是為私利,他們非為自己,而是盡力兼顧乘客和交通等公益,不得不違法。

巴士司機的合理習慣,已經踐行「法的內在道德」,達至法律原來目標(乘客到埗,交通暢順)。普通法有一傳統,過時的法律應自動報廢,亂用舊法才背悖法治。他們有合理期望,警察不會用迂腐無效,實際上無法執行的法律檢控他們。

筆者感同身受地想到,司機遭檢控時有多憤怒。他們克盡己職,照顧公益,卻換來政府踐踏,人性尊嚴受侵犯。

儘管司機聯袂而起,按章工作,連累到他們老母,被不明就裡的乘客稍稍冒犯,但政府好快投降。晚近香港時事,都以屈辱居多,而他們以勇敢和團結,證明惡法不可恃,挽救了人性尊嚴。

 

*   *   *

正義的廣東話:過得人過得自己

拙文特意挪用 Micheal Walzer「厚與薄」的框架,淺釋兩種層次的正義。

筆者深知,社群主義和民族主義或持異議。撐七警者多屬中國民族主義者,他們奉「民族大義」為圭臬,凌駕其他正義。

Micheal Walzer 點出我們天生就性受別、家庭等身份拘束。我們都是歷史的繼承者,無可避免置身於社群之中。不同社群各有文化,早已發展出一套厚的道德,例如民族主義。

厚的道德牽涉方方面面。國家不義到怎樣才可反抗?又應用什麼方式反抗?爭議甚多,難有定論。儒家大抵要苛虐至桀紂之暴,才可接受弔民伐罪,解民倒懸。惟隨歷史嬗遞,容忍不義的限度應隨時代降低;而且薄的道德不可偏廢。

Walzer 是美國左膠,多反對美國干預、強加價值予他國。但他頗不喜別人形容他為「相對主義者」。Walzer 的確主張,不同社群奉行不同道德,惟當地制度仍須當地社群認同。

社群必須平等地開放予成員,讓他們都有份參與詮釋、更新社群的意義。如是社群內不同領域,才可免遭支配操控,保障自主和尊嚴。若成員不能平等地建構社群的價值,不過注定被社群主宰。

厚的道德並非來自薄的道德,而是不同社群(厚的道德)都有薄的共通點。薄無法取代厚,但前者是批判的標準。若一社群有深厚文化,卻在薄的原則無法達標,即反映社群積弊。

對於民族主義,Walzer 曾舉一例:假設你是善良的人,又對群體懷抱強烈忠誠。卻必須與其他群體,共存於資源有限的世界。你應該怎樣做?

Walzer 提出三個可能:
一、成為一個大愛左膠(原文論證頗長,筆者撮合上文下理的促狹說法,並無貶意)

二、成為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強調自己群體優於其他群體。

三、普遍化自己的的遭遇,承認其他群體都有正當權利。你會為自己群體爭取最大利益,也尊重對方同樣努力。

Walzer 認為,一即放棄忠誠,二則放棄善良,前者不可能,後者不可取。唯有三可期待,是為以塞亞.柏林(Isaiah Berlin)的自由民族主義。

經改良的民族主義,既承認其他民族的權利(由自治到自決的主權);也承認民族內部成員的權利,不能以為民族是單一意志的集體。

其實一句廣東話就可以概括正義:過得人過得自己。無奈自私和權欲,屢屢踐踏別人尊嚴。

 

 

結語:為何無法對話

筆者相信好多人,包括本土派,都明白香港難以獨立。為何他們矢志追求遙不可及的夢?

他們生於名為「中國」的社群,卻被擯棄在外,無法參與。中國的定義,自他們有生而來,就被強權主宰,從無可以置喙。為什麼中國犯下惡行,他們無法改變,卻要同蒙其羞?為什麼他們要承擔一個無法參與的身份?

是中國排擠人民,部分人才選擇拋棄--他們齒冷中國不會變,也不值得付出去改變。

儘管我方政見不同,理解曾健超和抗爭者為何行動,也起碼顧及公益,避免動員群眾向司法施壓。

但當我們已在追求厚的實質正義,你們卻連薄的正義也棄如敝屣,以偏私的好惡縱容以私害公,冀求法律因人而異。七警是好人,應該從輕發落,網開一面;抗爭者是壞人,應該嚴刑峻法,亂世重典。

為什麼商人乃至涉賭涉黑的權貴,會那麼好心向你們送錢?他們毫不關心正義,只想討好政權。

輿論常說分化撕裂,然而正義有客觀標準,和稀泥沒意思,雙方的正義觀相距太遠。

在正義面前,我不是什麼黃絲,我只是一個香港人,會去公共圖書館借書。

正義不等於以正義之名不擇手段,不同人有不同選擇,我會服膺道德,走我自己的路。你可以選擇在政權那邊,我會繼續在你對面。

但作為公民起碼要知道,公義不是來是同袍的受辱,而是來自人民的苦難。抗爭者沒有安家費,也不會委曲求存,這就是分別。

對話的前提,是要認識何謂正義。沒有正義,沒有和解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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