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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說自話治國 反口覆舌治港

2017/10/24 — 15:29

中共召開十九大,總書記習近平在報告中說「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又說要「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自然引發了一連串對一國兩制的討論。

中共政權一向慣於自說自話,永遠把白事當紅事辦,任何一位當權的領導人都絕對正確,至於後來如何又總會變成不那麼絶對正確,這又是另一回事了。一個每一刻都認為自己英明神武,可以把持所有權力,更要「領導一切」的政權,自然會否定所有不同意見,也只會完全根據自己的主觀意志隨意扭曲客觀事實。「一國兩制」有幾成功,看看二十年來香港爭拗不斷,年輕一代對這個被說成是他們天經地義要去愛的祖國越來越厭惡,已經說明了一切。而原本被說成是「一國兩制」這個具創意的構想要垂範的台灣人民如何看中共的花言巧語,又說「台灣不會犯上香港的錯誤」,更說明了一國兩制已經完全喪失了吸引力。

香港人今天肉在砧板上,但不少人仍然要繼續發聲,要指斥中共政權言而無信。但對於這一份不盡不實,空話多於一切的工作報告,自然也有不少「擦鞋仔」、「偽專家」、「資深傳媒人」乘機大做文章,紛紛作出「別有見地」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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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這樣的所謂「解讀」,對領導人那些「超英趕美」式的偉大藍圖總是叫好,卻迴避對現況作出檢討,又永遠不敢客觀回顧同一個政權過往說過些什麼,又做了些什麼。很多時,這些人要從領導人的片言隻語中高談有什麼新的含意和新的啟示,卻避談這些新的說法與原本的承諾或與原有的法規或條文是不是有抵觸。一個已經建政接近70年的政權仍然如此,又憑什麼說可以在未來30年,就會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一個「民主」、「文明」、「平等」、「自由」、「公正」、「法治」的國家?

遠的不用說,看看香港回歸後在政治上不斷倒退,已經說明中國現在的體制不容許任何政治上的實質進步。那一些擦鞋仔、偽專家、資深傳媒對習近平所說的「牢牢抓緊對港全面管治權」的解讀,對「一國兩制」的實踐情況及面對的問題是理解多了?還是把原有的意念扭曲變形了?看來恐怕是後一個可能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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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極權專制的人治社會,才需要不斷對領導人的說話作永無止境的重新解讀。每一次新的解讀,其實都是為原有的內容與理解賦予新的意義,加入新的內容,不斷作政治僭建。

在香港回歸與一國兩制問題上,圍繞「主權」與「治權」大做文章,根本就是把焦點轉移。有人解讀說,因為中央擁有「主權」,所以就有全面的「治權」,因此中央政府把多少權力授予特區,特區便有多少權力。這一種說法似是而非。香港人從來沒有爭議「主權」問題;而且,根據中共立國時的說法,香港的「主權」從來都不是問題;而香港的「治權」問題,在一九九七年時當英國把香港的行政管治移交給北京時已經解決了。

西班牙一直聲稱擁有直布羅陀的主權,但卻未能取回在當地的治權,這便變成西班牙及英國之間的領土爭議。香港問題的性質並非如此。現在也不是要北京與某個其他政府簽訂一份新的租借條款,把香港租借給某個政府另一個99年。香港的情況也不是如此。因此,把香港的問題說成是主權與治權的問題,根本是完全錯對了焦點。

香港的「高度自治」問題,涉及的是中央政府與地區政府之間的權力劃分。在「聯邦制」或「邦聯制」之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分權是一個憲政安排。如果在一個中央高度集團的政治體制之下,地方政府的權力也可以因應實際的行政需要或中央政府的意願來處理。地方政府在冶理地方上的權限,往往也可以由法律來規定。

香港因為有特殊的歷史背境,中共說要收回香港管治權的時候,為了要獲得英國人的合作,為了要在回歸過渡期間香港社會不致出現動盪,為了要保證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也因為這樣的管治權移交沒有先例,所以要照顧香港的特殊處境,要順應當時香港人的憂慮和要求,因此才會有「中英聯合聲明」,才會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才會有「基本法」。

「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份兩國之間的協議,不但沒有否定「主權」,其實更是肯定了主權就在中國政府,只不過因為涉及要把一個由英方管治了百多年的地方的治權交回,因此雙方要為這個社會在回歸後的政治安排,向國際社會作一個公開的承諾,要保證在50年內不會作出轉變。

一旦「行使主權」,也就是取回「全面的管治權」了,這樣清楚的事實,那裏有人在爭拗?有什麼需要大做文章?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特區政府的權力範圍其實早已經在基本法中界定了,這就是北京中央與特區政府在授權上一的一個憲政安排。

「基本法」作為香港回歸的一份憲政依據,早已說明了北京中央與特區政府的分權。就算在中國人那一種封建傳統及大一統思想的情況下,或許也可說是中央政府早已清楚承諾了對特區政府有那一些「授權」。

根據上述這些承諾與授權,香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個保證,所以已經在憲制安排上界定了除「國防、外交」之外,中央政府都把權力授予根據基本法產生並獲中央政府任命的特區政府。這已經是一國兩制概念下界定了中央政府跟特區政府的分權,或者說說明了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授權。

如果現在返回原點,只講「主權」與「授權」,以「全面管治權」這個說法,說成中央有權隨意重新界定授權範圍的理據,也不講這個授權的範圍其實早已被應許,也早已經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那無疑就是否定了中英聯合聲明,也違反了基本法的規定了。

所以,根本沒有理由要從十九大工作報告中的片言隻語來重新摸索什麼才是一國兩制,或者什麼才是兩制中賦予香港的權力。

談這些可能根本有沒有什麼意思。中國人從晚清就說要行憲政,但慈禧太后一死,成為了攝政王的戴灃有不同的看法,那一幅「九年立憲的政治路線圖」便會半途而廢,「君主立憲」也無疾而終。曾經在晚清堅持「官可以不做,憲法不能不立」的袁世凱,在1913年底第一次大總統選舉中成為正式大總統之後半年,便廢除了國務院、解散了議會,實質上也廢除了憲法。中共未當政之前多年,也一直都強調推行憲政的重要性。但這個政權立國之後如何踐踏憲法,又可以說已經是罄竹難書了,區區一部基本法,注定就是要讓這樣一個中央政府來違反的。所謂「全面的管治權」,說穿了只是赤裸裸的權力罷了,與憲法跟基本法根本可以說是毫無關係。只要那一種封建專制的政治文化沒有改變,繼續以空話來治國,以反口覆舌的態度來處理香港問題,看來還是沒有什麼懸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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