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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革相關的攝影驚悚橋段:由一次訪談繼續思考文革在西藏(5)

2018/2/19 — 18:35

我的十九個120富士反轉片膠卷,在拉薩機場被警察掉包,變成了十個135的柯達負片膠卷和五個富士負片膠卷,而且都是廢膠卷。

我的十九個120富士反轉片膠卷,在拉薩機場被警察掉包,變成了十個135的柯達負片膠卷和五個富士負片膠卷,而且都是廢膠卷。

就我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及我的調查文字和新拍照片結集出版的《殺劫》新版一書,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前年8月末對我所做的連載訪談中,訪談者問我:依據《殺劫》去採訪與拍攝的過程中,你有沒有受到官方的阻擾?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雖然事實上對於我而言並不有趣,反而充滿了危險。我是從1999年底至2006年做西藏文革的調查、採訪和寫作的。開頭幾年,我因還在體制內當編輯,加上行事比較謹慎,知情者不多,所以沒有受到過阻擾。2003年,我因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被認為「有嚴重的政治錯誤」,而被供職的西藏文聯開除,這本書也被禁,而這與我不肯認錯有關。之後我來到北京,全力以赴《殺劫》及集合了部分訪談者有關西藏文革歷史的口述即《西藏記憶》兩本書,並於2006年文化大革命四十週年之際,由台灣大塊文化出版,整個過程也還算順利。

緊接著,因2008年3月全藏發生抗議,我轉向非虛構的寫作,撰有大量基於西藏現實的文章和多本著作,而成了當局討厭的人。這之後,我回西藏也越來越多麻煩,被監控、被傳喚、被搜查、被威脅、被跟蹤、被軟禁等等。但我還是在2012年至2014年的三個夏天和秋天,依據《殺劫》圖文書中我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從事了一項類似於行為藝術的攝影活動。也即是說,我用我父親拍攝了西藏文革場景的老相機在過去的地點再度拍照。而這是基於這樣的想法:僅出版圖文書還不夠,《殺劫》中的西藏文革照片雖然只有近三百張,卻是關於西藏文革最全面的民間照片,應該做更多的事情來充分見證那段被強權遮蔽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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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夏天,我帶著在北京買的上百個120富士反轉片膠卷回到拉薩。我父親的相機,多年放置於抽屜深處的蔡司伊康(ZEISS IKON)的確質量不錯,仍然可以使用。我花了兩個月,在烈日下東奔西跑,用這架相機拍了十九個膠卷。考慮到暫時還不離開拉薩,而一位來旅遊的漢人朋友正巧來我家做客,我就把拍好的膠卷托她帶走,以便盡早沖洗。然而朋友第二天在拉薩貢嘎機場過安檢時,卻被指控有一把水果刀藏在裝膠卷的背包里,而那水果刀其實朋友從未見過。警察不由分說把包拿走,要做「進一步檢查」,直到飛機將起飛才把包交還。朋友登機之後驚訝發現十九個膠卷都被掉包,而被換成了什麼影像都沒有的廢膠卷。我是這樣猜測的,他們之所以掉包膠卷,可能是認為我拍攝了滿街軍警之類。其實我不過是站在父親過去拍照的公共場所拍照,並沒有什麼敏感內容。我估計他們沖洗了那十九個膠卷也並沒找到有什麼不能見人的秘密,所以後來我繼續用我父親的相機去拍照,他們倒也沒有阻擾,也只是繼續跟蹤。

實際上,用老相機拍攝的每張照片都是有意義的。因為事件:文化大革命;因為時間跨度已近半個世紀;因為空間還是這裡:拉薩。所以每張照片都有不同尋常的意義。當年,我父親的照片類似於「報道體」或攝影報道,更因他拍攝的或者說記錄的是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諸多事件,而成為歷史性的見證。我用同一架相機在四十多年後的拍攝,雖然不是連續拍攝,但更像是一種影像敘事,看似沒有一個個具體事件,卻是許許多多看不見的故事布滿其中,正如我曾寫過,事實上文革並沒有結束,今天我們在拉薩看到的是一種後西藏文革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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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是2006年《殺劫》最初版本,還是2016年增添了新內容的《殺劫》紀念新版,都是禁書,都很難從台灣帶到中國。初版時承蒙大塊文化慷慨地在合同之外額外贈送了五十本《殺劫》,那是我希望幾十位受訪者能夠得到,也是他們應該得到的。但在從香港進入深圳的關卡,全部被沒收。這使我對受訪者的歉疚難以撫平。就我所知,如今至少有十六位受訪者接踵去世,他們生前沒有看到自己的證言印在書上,非常遺憾。

(本文為自由亞洲特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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