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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群集》· 終章】一圖讀懂西方社運理論最前線

2018/2/22 — 13:59

《群集 (Assembly)》於 2017 年 10 月底出版,以雨傘運動等全球多場新近社運為研究對象,提出適用於這個時代的運動模式。《立場新聞》嘗試透過【解讀《群集》】系列,簡明扼要整理書中內容,幫助讀者了解社運理論的最新提案,促進討論香港社運今後方向。(本系列文章前言按此全部文章連結按此。)

第 16 章是《群集》最終回。這一章,兩位作者為全書內容作總結。【解讀《群集》】系列除繼續撮寫原文外,亦嘗試將全書主要概念整理成圖表,以供讀者參考。

(按圖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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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結尾,作者在本章藉引述已故社會學家 W.E.B. Du Bois 的話,重提一個問題。這問題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是民主最根本的疑惑:

「在所有時代,大部份的人類都是無知的、貧窮的。因此將政治權力交給他們,總會帶來一個疑問:『無知和貧窮有能力管治(社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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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作者的答案並非 YES OR NO,而是反問,民眾真的總是無知又貧窮嗎?要驗證民眾是否貧窮,可以從大財團剝削我們講起。「你首先要擁有甚麼,他人才能剝削你甚麼。」因此民眾並不是從一開始就貧窮的,只是我們的財富被奪走了。這些被奪走的財富,就是公有財產 — 包括我們共同擁有的智慧、地球資源、社會關係。公有財產是《群集》社運理論的基礎,作者認為,唯其看到這筆財富,我們才能找到民眾自主自決的能力。

擁有公有財產的基礎後,下一步要談的是實踐。作者主張抗爭不是唯一辦法,甚至不是首要辦法。抗爭固然有助民眾保護自己,但僅僅抗爭並不足夠。抗爭之外我們還要建設。在這意義下,上章提到的預兆式政治是重要的,因為它的目標正是創造民眾理想的社會模式。當然亦如上章所言,單是預兆式政治仍不足夠,我們還要有奪權的決心。這奪權不是掌管他人、他物的主權,因為我們不必代表誰,也不必被誰代表,我們須要奪取的,是自主自決的權力。與此同時,這「自主自決」的意思,也不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在自主的同時,體制仍然重要。如何能建立體制,又同時保有自主呢?作者提出的答案便是「非主權」的形式。這形式仍須要有領袖的存在,只是這領袖不是傳統意義的領袖,而是按「群眾管策略 ,領袖管戰術」的方針創造的角色。要建立這樣的組織,民眾必須發揮其潛藏的「創業精神」,發展出一套有效率的、平等的合作辦法。合作的意義,在於相信每個人都是獨立的。民眾不是一個整體,因此也沒有所謂集體意志。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一點,不僅會落入部份人被忽略、被代表的狀況,更可能會令自決自主的權力,被他人借「代表集體意志」之名剝奪。

為何《群集》叫「群集」

話說回來,作者到現在仍未確切解釋過,為何《群集 (Assembly)》叫「群集」。這個字,其實源於我們一般講的「集會自由 (freedom to assemble)」。很多地方的憲法都保護民眾的集會自由,如香港《基本法》第 27 條就寫道﹕「香港居民享有 ... 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 。」雖然實際上是另一回事,但就連中國憲法第 35 條,都會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集會,一直是廣受認可的民眾權力,也是民眾對抗強權的主要手段。然而,不僅如此,兩位作者認為,在這個時代,Assembly 還有一重更深的意義。

怎樣的意義?以香港雨傘運動為例,它與 1989 年香港的六四集會的分別是甚麼?一大分別,在於雨傘運動更強調民眾個人參與、自發組織。這樣的轉變不只發生在香港,而是全球社運的趨向。這趨向反映了民眾對新型的、非代表制的民主政治有所訴求。民眾要求更多的自主權,也相信自己有能力好好運用自主權。因此,這種新型的 Assembly —《立場新聞》譯為「群集」,以區別自傳統的「集會」— 才會誕生。當「集會自由」發展成「群集自由」,這也意味著民眾在嶄新的時代,走上以嶄新形式追求嶄新民主之道路。

「我們還未看徹民眾群集帶來的可能性。」Antonio Negri 和 Michael Hardt 以這句話為全書作結。香港,繼雨傘運動之後,能否再次孕育出這種全球新型社運?《群集》告訴我們不能假手他人。「自己香港自己救」,這要看民眾 — 我們每一個人 — 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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