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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的法律底線 — 英美法律翹楚如此説

2017/9/20 — 14:49

資料圖片 l PROSally T. Buck  @ flickr —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2.0 Generic (CC BY-NC-ND 2.0)

資料圖片 l PROSally T. Buck @ flickr —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2.0 Generic (CC BY-NC-ND 2.0)

【文:龍貓餅】

自教大民主牆和各大學分別出現侮辱教育局副局長和港獨言語後,特首、行會成員湯家驊、教育局長、十間大學校長、與前大律師公會主席都分別表達出言論自由是有界線和規範的觀點。這些言論一出隨即引來社會大眾對言論自由的憂慮。單從字面上眾人均無提出社會需要另行立法規管言論自由,但「限制」、「底線」、和「規範」等字眼在社會互信極低的政治氣候中確實令人擔憂政府會否借機為廿三條直接或間接立法。

所以筆者在此作一個政府想借教大民主牆風波推動設立刑事法例去限制對高官作出侮辱性言論的稻草人假設。筆者會引述幾位英美法律界翹楚的一些觀點,最後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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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教大民主牆言論最突出的批評是「涼薄」,而這是一個針對道德標準的批判。因爲言論涼薄而推動立法,即是以道德之名去立法規管言論自由。而這涉及法理學中「應否以刑法去執行道德規範」(legal enforcement of morals)這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將這問題分為以下三個相關的小問題:

A. 言論自由是否有法律底線?

B. 如有,那麼道德是否可以作為一個合理的法律底線?

C. 如可,那些道德規範可以作為一個合理的法律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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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訂立在於規範社會中個體的行為,以維持社會秩序和保障各人的利益。這規範理論上應是通過商討在得到大多數人的同意下而訂立。美國法律哲學家Joel Feinberg於其著作 ”Philosophy of Law” 和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 中提出只有傷害他人(Harm to others)和冒犯他人(Offense to others)才是刑法的合理理由 [1, 2] 。即在不傷害他人的生命和財產,或未有冒犯他人的情況下,個人權利和自由是不應受到社會以法律的方式限制。相反,帶來人身或財產的損害和帶有冒犯的言論是可以合理地運用法律禁止(如誹謗)。但不是所有冒犯的言論都應立法規管,Joel Feinberg 提出立法時需考慮冒犯言論的嚴重性和是否合乎情理。他在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 的第八章 “Mediating the Offense Principle“ 中仔細例出判斷嚴重性和合理性的原則 [3]。

根據這些原則,教大民主牆上的言論很可能會被視為嚴重的冒犯,但同時亦可能是合乎情理的。他指出在考慮冒犯言論的合理性時需要考慮言論本身的社會價值。教大民主牆上的言論明顯是針對蔡若蓮作為教育局副局長這一政治角色的身分而表達的不滿,所以可能是具有社會價值的,以至是否可以冒犯作為立法禁止侮辱高官的理由是可以斟酌的。但針對問題A,言論自由確是有法律底線的。

那假設社會不能用冒犯作為一個合理的理由去立法規管針對政治人物的侮辱性言論,那社會又可否以社會道德倫理為由去規管言論自由呢?即是問題B - 道德是否可以作為一個合理的法律底線?五十年代英國高等法院法官,其後擔任英國樞密院法官的Lord Patrick Devlin曾經與英國法理學大師H.L.A. Hart就建議英國國會將同性戀行為非刑事化的Wolfenden Report進行激烈辯論 [4, 5]。Professor Hart 支持Woldfenden Report中所指應將私人的不道德行為與影響社會的不道德行為分開,而且刑法不應指涉私人領域的事務,而Lord Devlin則持相反立場。但Lord Devlin反對的原因並不在於同性戀是有違道德,事實上他反對單純因行為本身不道德而作為合理的立法理據。他認為只有是關乎社會團結(social cohesion)並且是社會共同認同的道德價值才可以刑法作規管。教大民主牆的言論故然是屬於公眾領域的範圍,所以不能將Hart與Devlin的辯論中的觀點直接應用。

筆者在此想指出的只是即使是強烈反對法律不干涉私人領域的不道德行為的Lord Devlin,其理由也不是簡單出於行為本身是否合乎道德,而是該行為是否有違社會共同信仰的道德價值和會否令社會瓦解。對高官或政治人物作出侮辱的言論是否有違社會共同的信仰和會否令社會瓦解是需要討論的。但就問題B,如果我們接納Lord Devlin的觀點,即道德是可以作為刑法律的合理立法理由,但其原因不在於行為道德與否而是在於其對社會維繫的價值。

如果我們接受道德可以作為立法的理由,那就會帶出問題C,即那些道德規範可以作為一個設立刑法的合理理由。英國十九世紀的法律翹楚、建立與改革印度法律制度、對英聯邦國家法律體系有深遠影響的刑法專家,英國高等法院法官Sir James Fitzjames Stephen於其著作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5] 中曾作出深入的探討。在其中一章 “The Doctrine of Liberty in its Application of Morals“中,他雖然反對John Stuart Mills於 “On Liberty” 中對於只要不傷害他人,人就可以完全免於社會規管的主張,但他同時指出刑法是對人身自由極大的侵犯,是社會中最極端的手段。所以當考慮設立刑法去規管個人的道德行為時需要小心考慮 1. 罪行是否有清晰明確的定義;2. 控方將來使用這法例進行檢控時是否有合理的機會獲得明確有用的證據;和 3. 不道德的程度是否嚴重到需要以剝奪人身自由或財產的方式進行預防工作。

他認為雞毛蒜皮和空洞無物的指控只會產生大量不必要的案件,徒然增加司法成本。他亦指出立法所支持的道德立場必須得到廣泛的社會支持,而且不應超越社會一般的道德水平,不然只會引起社會的強烈反彈、憤怒和虛偽的行為,而該法例也會失去公信力。他認為當不適宜立法時,社會應運用公眾壓力作為打擊不道德行為的方法,但也必須是合理和有所節制。所以,對於問題C,教大等侮辱高官的言論是否一個合理的理由很在乎公眾的看法。

參考以上幾位英美法律界翹楚的觀點,前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指張貼侮辱教育局副局長言論的人是走鋼線、做法非常不智和幼稚是正確的,因為可以合理保障他們免於牢獄之苦的理據實在非常之少和薄弱。至於港獨言論是否言論自由的法律底線大概是關乎政治多於法理。然而這次風波最令筆者擔心的就是政府會否以此作為以維護社會道德之名、通過法律去管制香港公民各種自由的開始。

根據以上的觀點,即使是強烈支持政府以刑法規管道德行為的英美法律界翹楚也會強調,以刑法去規管個人道德行為是需要得到社會廣泛的支持。而且他們都持有人身自由先於法律,所以要盡量限制法律的立場。事實上,即使是認為部份個人自由可以基於維護社會的共同價值和生存而以法律作出限制的社群主義者也非常強調公民社會必須對甚麼價值是先於個人權利進行廣泛而持續的討論,而不是可以由政府和社會領導階層説了算。所以政府在處理相關的事上應保持中立的角色。一個事事義正嚴詞的政府對個人自由是一種威脅,因為所有評論都是帶有道德立場,而這政府是有可能運用公權力去限制不合乎自己道德價值的行動和言論。甚至將人身自由與法律的角色倒轉,變成法律先於人身自由,盡量將人身自由限制於法律當中。這種政府對公民自由是重大的威脅。

而林鄭和香港政府似乎正正是這種政府,經常於中立與不中立之間游走,一時保持客觀中立,一時義正嚴詞地批評譴責。筆者擔心林鄭政府所做的不只是單純打擊反對派或是為自己建立公正的形象,筆者更擔心的是林鄭政府是效法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向市民提供物質利益,另一邊卻以社群利益和社會道德之名發展專權政府,嘗試在未有公眾的討論和授權下在香港建立一套只有她自己或中國政府認同的社會價值觀。而以道德之名立法正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

筆者認為,一個不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以道德之名立法往往只是為政權和特權階層服務去侵犯公民的權利和自由 [6],所以支持自由主義的香港公民實在需要警惕政府和建制派人士的行動,並思考以道德之名的法律的合理性。

 

[1] Joel Feinberg, “The Limits of Law”, Chap 3 in Philosophy of Law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5), p. 52.

[2] Joel Feinberg, “Mediating the Offense Principle”, Chap 8 in Vol 2 of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5.

[3] 決定嚴重性的因素包括:1. 冒犯的強度和持續性、2. 受害者能否逃避冒犯、3. 受害人是否願意接受被冒犯的風險;決定合理性的因素包括:1. 個人與社會價值、2. 可否以其他較溫和方式表達、3. 是否出於惡意。

[4] Patrick Devlin, “Morals and the Criminal Law” Chap 1 in The Enforcement of Mor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

[5] Robert P. George, “Social Cohesion and the Legal Enforcement of Moral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Hart-Devlin Debate” Chap 2 in Making Men Moral: Civil Liberties and Public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9.

[6] James Fitzjames Stephen, “The Doctrine of Liberty in its Application to Morals” Chap 4 in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ed. R.J. Whi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82.

[7] 極端一點來說,一個不是民選產生的政府根本沒有資格以道德之名進行立法。

 

作者簡介:從事科學研究,卻不安本份,更關心社會政治,經常覺得自己入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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