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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政治:浸會事件的回憶與斷想

2018/1/25 — 13:05

作者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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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在科大第一次開辦「武俠小說與電影」的課程,當時有三個外國人要求選修和旁聽,兩個是美國學生、一個是某學院的院長,我拒絕了,因為課堂以廣東話為教學語言!學系的老師知道後問我可不可以改用英語教學?我說不可以,因為課程由六十年代的《如來神掌》講起,這些粵語殘片還沒有出版影碟,全是助教在午夜時份從電視錄影下來,再剪走廣告而成,沒有字幕,難道要我逐句翻譯成英文嗎?「we-won-won」 的特技如何翻?而且,要學習香港文化,先學廣東話吧,於是學系再沒有干預我的課堂了!

是的,一向以來我的「香港本位」意識很強,但不是時下的「本土派」,而是切切實實的「香港人」,於是,捍衛自己的地方、語言和文化,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情,正如英國人捍衛他們的「英式英語(相對於美式)」、法國人捍衛法文、上海人捍衛上海話、台灣人捍衛台語等等,「語言」連著歷史與文化身份認同,彼此尊重是一種人權!往後的日子,我慢慢遇上要以「普通話」教學的要求,最初為了溝通、為了讓內地學生明白課堂,我會以廣東話夾雜「港式國語」(我學的從來不是「普通話」),直至有一天我離開學院,香港的自由日漸收窄,我逆向地讓課堂祗有廣東話和英語!

我常常跟學生說:當年去美國讀書,我努力學好英語,後來去北京和台北演講,便努力說好我的「港式國語」,但如果我在香港而竟然不能說廣東話,這是合理和公平嗎?當然,當權者從來不會跟我們說合理與公平,他們講求的是治權,所謂「語文政策」就是透過語言規範控制和管治,從一個城市到一間大學,一種由上而下的權力結構。英國殖民時期雖然以英語為法定語言,但從來沒有根絕中文和廣東話,香港文化(尤其是港式粵語文化如電影、流行曲、文學)才如此繁花錦繡;後九七時期企圖滅絕廣東話,標舉「普通話」,無論是通過單程證方式的「人口清洗」,還是教育的滲透,目的在於「同一化」,剷除差異、滅絕異見,先秦時代已經告訴我們,所謂「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意在維護中央集權,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思想領域推行統一措施。從小時候學習的歷程上,我不反對學習英語或普通話,但必須基於兩項原則:第一,不應以此作為行使政治目的的手段,第二,必須尊重文化多元的發展和建設。學習外來語(抱歉,對我來說,英語和普通話都是「外語」),是為了溝通、應用,開啟認知他人文化的窗戶,而不應該變成強制的規條、清洗他人語言文化的催化劑、逢迎權貴的伎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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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語言本來是愉快的,小學時候北京來的老師彈著鋼琴教我唱童謠,中學時期外國修女彈著結他教我唱英國民歌,大學時期法國老師開著錄音機教我唱浪漫的法文情歌…… 祗有當語言還原文化的個性與地域的風采,脫離制度、考試和利益關係,它才可拉近跟不同人種的關係!大學的語文政策究竟為誰而設?政權?商業僱主的利益?行使權力的人有沒有考慮學生的位置在哪裏?而更重要的是語言中心究竟怎樣設計課程?如何教導語言?教學者的目的是甚麼?初心又到底在哪裏?可否靜下心來想一想?!

回歸開首的故事,逆轉思維,中國大陸來香港讀書和生活的學生可不可以也學好廣東話?甚至英語?Why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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