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誹謗、政客與風度

2016/9/30 — 13:31

特首梁振英

特首梁振英

昨天在遠東一城的一位大官人向一份報紙送去一封寫得氣勢磅礴的律師信,信中寫到該報紙在今年9月8日所刊登的社論題目《追究梁振英貪腐是首要工作》以及其内容錯誤地、惡毒地及惡意地指控(falsely, viciously and maliciously accused)梁振英貪污,並認爲「回佣」的説法失實。

信中更表明如此的惡毒的指控的用意在於阻止梁振英行駛他在基本法中參選特首的權利。到信的最後,梁大官人要求這份報紙承諾將來不會刊登任何有關文章指控梁振英貪污腐敗,並且要求報紙刊出一份經由梁大官人審查批核過後的撤回報道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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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説到誹謗,究竟何謂誹謗呢?現在就趁這機會説一説,並且我們可以從學術的角度探討一下媒體、政客以及風度的問題。

誹謗簡單而言就是一個人發表了一些針對另一個人的虛假陳述並因而讓那人的名譽名聲(Reputation)受損。我們去看一段虛假陳述究竟有沒有令到那人的名譽名聲受損,我們用的是一個客觀、市民大衆的角度去看,而不是去問那人是否主觀地覺得那一段虛假陳述令其名譽名聲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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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指控一個人貪污腐敗我想算是一個在客觀角度讓人名譽名聲受損的陳述。然而這不代表這份報紙必定會在庭審之上落敗。報紙在針對公衆人物作出報道時,可以引援幾個法律原則去幫助他們抵擋誹謗的控訴。

(1) 真相 – 如果他們報道的是真相,這自然就不是誹謗啦。現在梁大官人是收了這筆錢,所以説他收了5000萬是沒問題的。

(2) 公正或者誠實評論(Fair or Honest Comment) – 如果那件事情屬於公衆利益的範圍,而評論者所作的評論基於事實或者一些受到特權保障之陳述,評論者則可引用這抗辯理由。

(3) Reynolds Privilege – 這可説算是新聞界的一個特權,它源自於英國Reynolds v. Times Newspapers的案件。在判決中,英國法院指出就算「新聞界即使未能證實報道內容,亦可向法院交代更多資料,例如(作者按:指控的嚴重性)、事件性質、資料來源、確證消息步驟、事態急迫性、有否要求當事人回應、用語及發表時機等,證明已達到「負責任新聞作業 (responsible journalism)」的標準,即提出所謂 Reynolds Defence。」(引用自Charles Tsang 的文章 )

而針對第二和第三個抗辯理由,興訟者如果能夠成功指出報紙或者評論者在發表這些評論或者陳述時具有「惡意(Malice)」,意即是明知是假都要講或者罔顧其陳述的真假,在這些情況下,被告則不能動用這兩個抗辯理由。很多時候,控方都會嘗試向法庭表示被告在作出評論、報道時另有意圖,所以嘗試指出他們是明知是假都要講或者罔顧其陳述的真假。然而就算是控方證明被告所作的評論或者報紙所作的報道另有意圖時,只要被告證明自己是真誠地相信自己所寫之事、所作的評論,這樣的話,第二和第三個抗辯理由還是可以用的。

梁大官人這封律師信的重點是在於梁大官人堅持那筆錢是叫「約滿酬金」而不是如報紙所説的「回佣」,亦基於這理解的差別,報紙的社論認爲這屬於貪污行爲。好啦,到了這裏究竟這是一個事實陳述還是評論、是否受到上述抗辯理由的保障,這案件我相信值得爭論的點不少。從梁大官人的律師信的寫法我們可以看出,他嘗試指控該報紙社論在評論時有其他意圖(如「該社論文章的真正目的,是想以失實的貪污指控,阻止梁振英行使競逐連任特首的權利」),讓他們不能依賴上述抗辯理由。我想如果真的打,這件案件很有機會要去到終審法院成爲香港誹謗法中針對新聞自由與保障政治人物名聲平衡的定調案件。

我還想説的是風度以及問責精神的問題。根據英國法院另一個案例Derbyshire County Council v Times Newspaper Ltd中所說,政府機構是不可以就大衆、媒體對他們的工作所作的任何評論、陳述提出誹謗的控訴,因爲法庭認爲一個民選政府受到各式各樣、不受威嚇(Uninhibited)的批評是至關重要的公衆利益。

而正如在1964年美國最高法庭在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中指出並讓我再次引用Charles Tsang所作文本的翻譯:「相比起刑事案件的被告,被控民事誹謗的人士或者報章,既要面對較刑事案件低的舉證標準,而且不受刑事法「一罪不兩審」的保障,因而大有可能因同一出版物而承受連番訴訟,由(誹謗)賠償造成的恐慌,較諸刑事檢控的阻嚇,更加讓人心寒 …… 由此恐懼形成的陰影,籠罩在敢於就公共事務發言的人之上,讓新聞自由根本淪為空談……美國立國的根本,在於公共事務的討論,必須是百無禁忌 (uninhibited)、眾聲喧嚷 (robust) 和完全開放 (wide-open),並且必須容忍對政府及公職人員強烈 (vehement)、尖酸 (caustic),甚至有時刺耳得令人不悅 (unpleasantly sharp) 的批評」。

作爲一個特區之首,假如連被人質詢一下收了5000萬所帶來的嫌疑都不可以的話,那問責精神何在?當然我不會天真地認爲香港這裏是民主體制、可以讓從政者謙虛地聆聽大衆聲音和認真回應大衆質疑,但是一個如此小氣(我真誠地認爲他是小氣的)的人是我城領袖的話,你真的服氣嗎?當然如果這封信是一個變相宣佈競選連任(或者意圖逼宮)的手法的話,我想成報已經成功逼狗跳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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