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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唐氏綜合派」的和解/打壓策略

2017/5/7 — 6:52

好勇鬥狠的梁特治港五年行將結束,和解成為了一般港人願望,但劣質管治的後遺症甚多;尾巴搖狗,這幾年港澳辦官員的「戰鬥性」也跟着比以前高漲。饒戈平近日的「一國」言論明顯不利和解,甚至可說是反和解、反香港的。和解因此特別困難。況且,自去年底今年初以來,香港內部形勢有變,按傳統思路從統治階級內部、政權與反對派以及反對派內部這三方面去分析撕裂及解救辦法,有其用處卻已然不足,需要另闢蹊徑。 

唐派實力不宜低估 

一個前所未有的複雜性在於, 「曾俊華現象」徹底改變了唐營過去只能在統治階級上層運作的局面,替它補上雙淺(淺黃、淺藍)民眾基礎,使化身成為「唐氏綜合派」。分析今後香港政局,此派動向是關鍵;其在北京的牙力非同小可,梁特政治業績乍看如日中天之際卻忽然下野,便是有力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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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派財雄勢大,人脈關係豐厚,足以在梁營土崩瓦解之際騎劫林鄭政權;上可達天庭,中接專業及其他夾心階層,更可憑泛民和老左關係接觸草根,甚至在抗紅資保地盤的關鍵事上,有空間跟新一代獨自派作戰略協調。如此捭闔縱橫,一個或足以承載中長期穩定政治局面的陣勢儼然在望,此即筆者說的Pax LiKa-ana是也;是凶是吉,大概年底明年初便見端倪。 

當然,這個可能出現的政治局面,並不可真正與Pax Romana或Pax Americana作比擬;它還要得到北京首肯並願意接受充分體現君臨臣服關係的若干條件,才可望取得「高度自治」的再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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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開出這些條件之時,北京也不能不意識到必須作某種實質的對等交換。元、明、清七百年歷史說明,任憑中華帝國如何強大,也無法直接管治邊民,而必須長期倚靠一大批極高度自治的土司(「高度自治」前面加「極」,特指三朝土司皆可擁有自己的軍隊,為香港特區所無)。旅日史家王柯指出,明朝末年,朝廷在西南各地設的土司數目是1,078個,清初又增加了幾百個,邊民之難管可見一斑。(註)此困難在今天香港也有目共睹:北京只要欽點一個像梁振英那樣的黨員,推行一條港中融合路線,香港人馬上造反,播下了自決獨立的種子;若正式改由中央委派流官直接管轄,那就更不得了。 

其實,過去五年的本地政治實踐清楚說明一點:北京並不如一些人以為的那樣,能隨心所欲擺布港事。首先,民意它全然操控不了,年輕人的離心傾向固然日益沉澱,最近,連雙淺的政治表態竟也出奇地頑強。其次,一般人認為只曉拜金、有奶便是娘的香港商界,並未在五年前的特首選舉脫軌演出之後順從北京意旨通力協助梁氏施政,反而或明或暗處處給他設難(政改立會投票一役怎可能只是「蝦碌」?);行不得也哥哥,北京於是知道不能硬撼只能轉軚,遂上演了梁特一夥「臨天光賴尿」的尷尬劇。 

港應行土司制政治包乾 

猛虎不鬥地頭蟲,北京現在應該懂得了,在香港不搞民主選舉的前提之下,唯一明智做法就是在本地政經集團裡挑選最強大的,委以土司重任,實行政治上的包乾制,包產到戶一包到底,不需要也不容許有什麼「第二支管治隊伍」(中聯辦虛化或撤離),而行政長官實質上只能是土司底下的CEO。 

如此理順本地政經層面的勢和位、權與責,特區統治階級裡才不至於出現輕重倒置的失衡狀態。說到底,今天有能力在本地負起土司職責者,惟唐氏綜合派莫屬;至於林鄭,縱以一能吏之身發揮到極致,也不可能逾越一個首席問責官員的角色。梁特禍港五年,除了意識形態有問題不為港人接受之外,主要還在於他既非能吏,而且他所代表那派的政經比重和人脈分量亦不足以負起 「制夷」即擺平本地權貴內部矛盾的土司第一職責;所以,一旦北京要面對此問題,梁氏就沒有不下台之理。 

然而,由唐氏綜合派坐定土司角色、承接本地管治責任,無疑有金與權直接結合的高風險,需有足夠的他力和自力去抗衡,否則長遠對香港而言也是死路一條。他力,指的是強大、不息且懂得靈活運用和理非非、公民抗命以至勇武抗爭等的社會運動直接制衡政府。自力,則指唐派必須有的自知之明;這點需要稍加解釋。 

政治上而言,若阿爺插手管東管西,壞了事是阿爺的責任;包乾了,承包者就必須面對政治上的自負盈虧,好自為之自負其責,而再不能像梁特上台時那樣,捏幾個招降納叛的樣辦便當作「大和解」。唐派掌權之後首先應做的,便是修補過去二三十年來主要由貧富不均造成的階級裂痕。 

第一步:緩和階級矛盾 

大家知道,已發展國家這三四十年來的內部貧富懸殊,主要是全球化特別是製造業離岸造成的。在香港而言,離岸就是北移;其結果是益了中共貪官、大陸勞工和香港老闆,卻苦了香港中下階層。本來,香港老闆那樣賺大錢之後,在本地作適當財富再分配補償損失者,未嘗不可以雙贏,可是卻一直未有做到。李嘉誠不止一次說過,可以立法提高企業利得稅,所得用於提高市民福祉。唐派如果「完全執政」,這個承諾必須兌現,否則就證明此派也不過是口惠而實不至,尚無資格擔當土司角色——有實力,不表示願意為做好角色而作出必要「犧牲」! 

此外,對唐派而言,向前看就必須自救救人,負起反紅資救香港的第一線重責。 

對香港的「民族資產階級」而言,紅資已把他們逼到了背城借一的地步,不可不反。對香港人而言,反紅資則是爭取真普選的先決條件(這方面的分析,特別是可行而必須的反紅資立法工作,見上週本欄文章)。能夠帶頭反紅資,則唐派作為當權派,與廣大反對派之間的政治裂痕便可望有某種程度的修復。(問題是香港商界還有多少「腰骨」? 不少本地富二代認為投降紅資並與之合流是今後生存發展之路!) 

第二步:反紅資團結港人 

此亦與緩和本地階級矛盾有關。如果紅資不斷把港資擠壓至「冇位企」(田北俊語),本地階級矛盾緩和就根本無從談起,因為到時剝削香港人的不再是本地資本,而是「讓利」期過之後便會顯露更兇殘貪婪本性的大陸資本。 

加強財富再分配和限制紅資在港活動,或與自由經濟哲學相牴觸,但任何自由經濟理論歸根結底都要尊重體制內民眾的廣義偏好和福祉,包括政治方面的。唐派在這方面需要補課。 

上面談的都是社會撕裂的可修補部分。就政黨關係而言,唐派與泛民目前關係良好,重要原因當然是曾俊華競選特首得到泛民選委鼎力支持而入閘,演出空前的「公僕抗命」一幕。中間市民對此非常受落,直接成就了唐派取得群眾基礎而變身唐氏綜合派。如果此派成功騎劫無班亦無底的林鄭(發生概率是九成九),則泛民與林鄭的關係亦可能跟着改善。近日梁特起碼在三個政策方面與林鄭有明顯衝突,說明雙方正逐步剝離;這當然也會導致泛民與她進一步和解。 

然而,唐派與比較激進的反對派特別是獨、自兩派的關係,除了在反紅資事上或有交集,卻很難談得上會有什麼積極修補。在阿爺眼裡,獨自派都是千刀殺的壞蛋,無論誰上台執政都必須置之於死地,永不超生。北京貶曾而舉林鄭,此是重要考慮;但筆者認為,如果曾俊華當特首,一樣會打壓不客氣,薯片叔叔和善形象轉念之間就變,除非他搏炒,但那又何苦要參選爭勝? 

打壓非「梁氏最後瘋狂」 

因此,近日政權加緊打壓逮捕獨、自派人士,並不僅僅是一些人說的「梁氏滅亡之前的最後瘋狂」(意即很快會雨過天青),而是會在林鄭上台之後不斷延續;北京甚至會因為在其他方面取得和解而覺得有本錢對獨、自派作更嚴酷打壓。這當然是愚蠢的。分離主義思潮在年輕人當中已經成為「風土病」,政權與愈來愈大部分的未來社會棟樑為敵,何可謂明智? 

其實,從北京給香港設置的2047二次死線角度看,愈接近那條「真死線」,京港當權派與激進反對派之間的衝突必會愈趨嚴重。這意味着後者必須有更強烈的危機意識。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最近為文指「抗爭者汲取過去兩年的經驗,未來的勇武抗爭會轉趨地下化」;這是抗爭運動面對愈發嚴厲打壓時的一個正常反應,共產黨自己當年在「白區」的運作便是如此。 

然而,另一個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自然反應、國際上激進運動發展過程裡的通例,就是運動因需要而作內部分工,發展出有效的救援翼(rescue arm),專門負責的工作包括:籌錢打官司、有組織地探視繫獄的同志、協助提供他們出獄後的生計、解決繼續學業和就業的問題等。在踏入真死線前後,統治階級更可能實施血色恐怖,然則救死扶傷便也要成為運動救援翼的重責。至於像「黃雀行動」、「地下鐵路」等的跨國界救援,必也重現。 

社運的救援翼 

大家可以想像,這些都是很困難的工作,需要大量多種專業人士的支持。獨、自派更應廣結善緣,關鍵時刻才會有更多人願意伸出援手。可幸國際經驗說明,參與這種性質的救援工作的人士,並不一定都是激進派;很多都是從根本的人道立場出發,不問什麼種類的抗爭立場,只問如何盡力救助被不義政權迫害的人。 

筆者特地談論這點,為的是要在一片渴望和解、尋求對話聲中提醒大家,無論哪一派掌權,北京也不會輕言和解。要和解,有前提,就是你必須證明自己對這步步進逼的政權是無害的。 

  

(註)見王柯教授的論文《大一統帝國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 -- 元、明、清的土司制度

原文5月3日刊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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