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通識教育的時代價值 — 從五四運動被詮釋為愛國運動說起

2018/5/4 — 20:25

兩年前,四川有中學生在學校操場開展「承五四精神揚青春風采」紀念五四運動的活動。(資料圖片)

兩年前,四川有中學生在學校操場開展「承五四精神揚青春風采」紀念五四運動的活動。(資料圖片)

【文:張往@教育工作關注組】

今天是五四運動99周年。這件歷史大事對現代中國的影響深遠,1949年後中國內地更將這天定為「中國青年節」。根據百度百科,「五四運動」在中共黨史上被定性為:「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然而,回到歷史的本身,這場運動又是否以「愛國」為最核心的理念?

廣告

1919年的今天,北京大學的學生發起一場抗議巴黎和會的示威行動,對當時中華民國受到外交挫敗表示不滿,其中一句著名口號是:「外爭國權,內除國賊」,這場學生運動結果引發全國各地的罷工、罷課、罷市,最終更逼使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到了1922年,中國與日本簽署協定,終收回原被日本佔領的山東半島主權。上述事件被視為狹義的「五四運動」。

不過,究竟當年的大學生為何會以行動作出抗爭?歸根究底是一個時代思想的革新,而非一時的愛國情緒。廣義的「五四運動」正是源於新文化運動的時代思潮。1915年,陳獨秀等人創立《新青年》雜誌 (首期名為《青年》),他在創刊詞《敬告青年》中提出六點要求,包括爭取實踐自由、進步、科學精神和具世界視野等價值。1917年,胡適在同一刊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引發後來的文學革命 (或稱為「白話文運動」)。到了1933年,胡適在美國回憶當年,認為這場運動是「理性對抗傳統、自由對抗權威,以及以讚揚生命和人類價值壓抑的一場運動……它是一種人文主義運動。」

廣告

到了1930年代,中國共產黨開始用另一個方式去詮釋五四運動,「新啟蒙運動……為適應抗日民族鬥爭而展開,是五四啟蒙運動的繼續和發展。」透過號召青年繼承五四精神,中共以此宣傳其策動的抗爭行動,最著名的例子是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由共產黨組織,並提出「攘外必先安內、一致對外抗日」的口號,目的是對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同時為共產黨爭取生存空間。若以此對照1919年由學生自發的抗爭,兩者分別可謂顯而易見。基於政治需要,共產黨以愛國主義為先,取代原有以自由、民主、科學等為核心思想去理解五四運動,這正是過去歷史被當下政治所挪用的典型例子。

當代歷史學家余英時提出,五四運動作為中國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其獨特性和複雜性,因此不能輕率地以西方歷史中的「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作簡單比附,也不應簡單定性。他說:「從五四本身的角度去了解五四」,這是忠於史實,以客觀持平的角度去探究歷史的方法。試想,若一切歷史的論述,均要以當下的政治需要為依歸,那麼所謂的「歷史」,只可能淪為政治機器下的思想灌輸工具,完全違背真正的歷史精神。

1919年,胡適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指出「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一態度正是指批判思考,包括要研究當下中國面對的問題、吸收外來的新思想作參考、以及用批判精神去重新檢討中國傳統。文章最後總結:「新文化運動的最終目的是再造中國文明」。

筆者在此刻反省,今日香港通識教育的學科精神,正是希望透過跨學科的知識,對當代議題作多元角度的研習,並且以批判思考去審視香港、中國和全球的議題,為年青人建構一種具當代意義的世界觀,為日後作為社會、國家和世界下的公民作好準備。因此,作為面向社會的前線教師,我們要問:「面對急遽變化的時代挑戰,我們需要通識科嗎?」

 

參考資料:

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載於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台灣:聯經,1999年;2014年)。

原刊於《集師廣益》

2018年5月4日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