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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除議員與總辭爭議

2017/7/24 — 13:37

四名被DQ議員:姚松炎、羅冠聰、梁國雄及劉小麗

四名被DQ議員:姚松炎、羅冠聰、梁國雄及劉小麗

7月14日,高等法院法官區慶祥裁定:立法會議員劉小麗(九龍西)、羅冠聰(香港島)、姚松炎(建測規園界)、梁國雄(新界東)宣誓無效,宣佈四人喪失議員資格,全城震怒。香港人還是沉浸在劉曉波逝世的哀慟之中,面對如此禍不單行的無情政治打壓,很難保持冷靜思考,紛紛喊出總辭之議(包括我也曾經和議)。這幾天來,我嘗試冷靜下來,理性推演下一波行動,斟酌再三,寫就本文。

一、危機

放眼現在,民主派在立法會地區直選組別已經從去年的19席累計大減至今天的14席,比反民主派16席還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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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換言之,民主派在補選前的空窗期,已經失去了分區直選議席過半數,已經失去了分組點票否決權,包括無法阻擋反民主派立即修改議事規則以杜絕拉布,無法阻擋主席可能因而取得絕對權力以刪減議案和控制發言。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也是香港立法機關引入分區直選制度以來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反正共產黨的心法是:選不贏你,就趕走你,砌詞就是道理,法律就是工具,民意就是垃圾,獨裁就是一切。到頭來,立法會議事規則可以被反民主派改到面目全非,一切在立法會內有效抗爭的可能性將被一筆勾銷。

(二)至於一地兩檢、大白象工程、國民教育、23條國家安全立法等議題,雖然不用分組點票,但是在扭曲的功能組別制度下,民主派早已整體不過半,僅佔70席中30席,梁游案後變成了28席,四議員案後變成了24席,離35席的半數否決門檻越來越遠,本已力有未逮,現更擴大差距,更加無力否決上述議案。這是加重舊風險,不是創造新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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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於通過偽政改方案,如果律政司不食言的話,那就需要「全體議員」70席中47席(三分之二)支持惡法,才獲通過,那麼目前反民主派只有40席,此數不因取消六位民主派議員資格而有所改變,因此唯有重推偽政改方案一事,暫時未有危險,但這已不是目前抗爭的主戰場。

(四)關於取消判監一個月以上個別議員資格這個問題,則僅需要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即可解除其職務,亦即在目前64位在任議員,如果全員出席,當中至少要有43人通過才可通過,民主派還是守得住(因為反民主派只有40席),但如果當中有些人稍不留神而缺席,那麼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展望將來,特區政府極有可能安排青年新政梁頌恆(新界東)及游蕙禎(九龍西)兩議席出缺,連同這次四個議席空缺,同時舉行補選,在新界東、九龍西同時補選兩席,導致民主派將會因為比例代表制(雙議席單票制)而很大機會失去合共兩個直選議席(一區一席),變成民主派17席對反民主派18席,同時也未必能夠重奪建測規園界別的功能組別議席,變相在補選大有機會失去三席。換言之,此時此刻已經存在的政治危機(喪失分區直選議席過半數),根本難以通過任何可能被政府操作的雙議席單票制補選而得以彌補。唯有分開時間補選出缺議席,補選方式才會重回單議席單票制的常態正軌,從而真實反映香港民意比例。雖然行政當局有權決定同時補選抑或分開補選,但是特首林鄭月姚對此還是不作承諾,不表立場,令人憤怒。

綜上所述,(一)與(二)是實際危險,(三)與(四)是隱藏風險。我們的關注焦點應該放在(一)與(二)上,尤其是「修改議事規則」一事:以前反民主派做不到,現在立即做得到。一旦出缺議席同時補選之後,也有極大可能「繼續」做得到。這正是目前現實政治危機的焦點。

此外,事情還未到盡頭。邵家臻(社福界)、陳淑莊(香港島)、鄭松泰(新界西)、朱凱廸(新界西)分別被起訴的不同種類官司陸續有來(邵、陳涉及雨傘運動,鄭、朱涉及宣誓問題),政治打壓排山倒海。特首林鄭月娥是冷漠順勢的幫兇,反民主派只顧狂妄冷笑,主謀則是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集團。這樣惡搞下去,等於把香港民主派清除出立法會。我們該怎麼辦?

二、判決

在探討對策之前,我們先看看判決內容,然後再直搗問題核心。

先看姚松炎案。姚松炎被取消議員資格,是因為他宣誓時,在誓詞「加料」,加入「定當守護香港制度公義,爭取真普選,為香港的可持續發展服務」字句。姚松炎的律師指出政府必須證明姚有意圖及蓄意蔑視《基本法》第104條及《宣誓及聲明條例》法律規定,才有可能取消姚的立法會議員資格。然而,高等法院法官區慶祥完全不接納其解釋,認為姚松炎明顯有意「加料」,而且在法律「客觀評定」下,任何更改誓言內容及方式,已經違反了「嚴格形式及實際內容」。換言之,對於何謂「蔑視誓言」,根本無需證明宣誓者明確意圖違反法律規定,或者不遵從相關誓言的明確法律要求,只需要證明宣誓者所故意採用的特定方法、行為和態度,不符合法律要求,即已足夠。因此,法庭認定姚松炎「拒絕及忽略作出立法會誓言」,裁定他應自2016年10月12日起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

區慶祥法官的判詞展現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任何與誓詞內容及方式稍稍不同的說法或做法,只要有意為之,都是違反宣誓的「嚴格形式及實際內容」;只有一次機會,不能重新宣誓;無論何時發現,也要追溯至宣誓當時喪失議席;人大釋法,溯及既往。這些立場被他稱為「客觀評定」。如果按照這套「客觀評定」準則,五年前漏讀「香港」二字而宣誓就任特首的梁振英,豈非可以被法庭取消資格,繼而追回他五年來所有薪津福利?為何「客觀評定」姚松炎,而不「客觀評定」梁振英、黃定光之流?為何厚此薄彼?此外,如果不就誓詞作出任何半點增刪或修改,才算是符合「嚴格形式及實際內容」,那麼故意讀出懶音字(例如讀「國」為「割」)又如何?又例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之流宣誓時普通話水準低劣,這麼多年都刻意不好好學習,法庭究竟有無辦法「客觀評定」他已符合「嚴格形式及實際內容」?更重要的是,姚松炎當時已經真誠、莊重、完整、準確地讀完誓詞,只不過是在後面「加料」,講些無傷大雅的話,難道這樣就可以算是「拒絕及忽略作出立法會誓言」?如何拒絕?如何忽略?如果這樣,那麼邵家臻、黃碧雲在宣誓前後也有「加料」,又是否有效?因此,我對於這紙判決書的評價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就連加講「定當守護香港制度公義,爭取真普選,為香港的可持續發展服務」字句的姚松炎都被法官DQ(取消資格),劉小麗、羅冠聰、梁國雄接連被同一位法官DQ,已經是意料之內。劉小麗以慢速讀出誓言,每字之間停頓6秒,花了大約10分鐘讀完誓詞,翌日她在臉書刊登一篇《劉小麗:慢讀是要彰顯誓詞的虛妄》,同日也在報章刊登其說法,因而被法官認為其宣誓不真誠、不莊重。羅冠聰讀到誓詞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詞,把「國」字音調提高,因而被法官認為此舉「客觀地」反映出他對於中國作為香港的合法主權國存有「質疑和不尊重」,違反《基本法》原意。至於梁國雄,他在宣誓時高舉黃傘,再把寫有「人大831決議」的紙張撕碎,拋向上空,又說:「聽住各位,係好莊嚴㗎。」法官認為梁的行為富於戲劇性和誇張,梁稱「好莊嚴㗎」是明顯有反諷之意,認為梁宣誓並不莊嚴,不符合《基本法》。因此,區慶祥法官同時宣判四位議員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立即逐出立法會,撤銷其辦公室,薪資停發,還有可能被追討2016年10月至今的薪酬。

由始至終,我不認為這是法庭審理這類DQ案件的唯一可行結論,也不認為這是應有的結論。梁頌恆、游蕙禎案如是,姚松炎、劉小麗、羅冠聰、梁國雄案亦如是。法庭只是採取了一種「望文生義」的觀點,生硬地把人大「釋法」當中「不真誠、不莊重、故意不一致」等規定,直接拿來檢驗各宣誓人的言論,甚至擴張適用範圍至事後「加料」(讀完誓詞後的言論)及事先聲明「好莊嚴㗎」(讀誓詞前的言論)之類言論。法庭不是從「保障人權」的觀點,全面地分析:DQ議員對於香港人選舉權、被選舉權的衝擊、司法機關有無權力拂逆民意代表擁有接近20萬民意授權的探討、人大「釋法」根本就是「立法」的本質透析、「今天宣的誓犯了明天釋的法」的事後法追溯及突襲適用的問題、司法機關被視為政治工具用來趕盡殺絕一個接一個本土民主派議員的角色。歸根結柢,法官不應該只做「法匠」的工作,反而應該是獨立專業的法律判斷者。司法人員應該運用法律來保障人權,而非保障政權,不應為了奉行「御旨」而塗脂抹粉。

質言之,面對人大「釋法」內容,法庭沒有採取以「保障人權」為本的法律解釋,亦即沒有把「不真誠、不莊重、故意不一致」這些詞語所涵蓋的意義縮到最小。依我所見:「不真誠」應該只是指在宣誓當時,客觀上已經存在著明顯違反誓詞內容的具體行為(原告需負舉證責任),不應只是流於主觀臆測、思想猜測、捕風捉影、政治審判;「不莊重」應該只是指在宣讀誓詞首字至末字這段時間內,明確地和毫無疑問地表現出一種拒絕遵守誓詞的態度,不應只是輕挑浮躁而已,也不得把事前或事後的言行拿來綜合判斷;「故意不一致」應該只是指故意說出跟誓詞內容自相矛盾的話,亦即把正說成反,絕對不包括把China讀成連昔日孫文都不斷讀寫的「支那」,因為當中沒有不一致。

我的上述說法就是對於「人大釋法」內容的解釋,香港司法機關絕對有權作出類似解釋,亦即朝向保障人權這個大方向,限制「人大釋法」的適用範圍,盡量還原到「釋法」前的原始狀態,絕對合情、合理、合法。這叫做「人治高一尺,法治高一丈」,共產黨那批「法盲」根本不是對手。即使不幸法庭認定宣誓者有「不真誠、不莊重、故意不一致」等情狀,香港法庭也應該完全根據香港本地法例、普通法判例、憲政慣例來裁定其法律後果,作為判決依據,鄭重點破及嚴正拒絕「人大可以釋法為名來立法,並且追溯至1997年7月1日適用」這種觀點,進而允許被DQ的議員有機會再次宣誓就職,並且承認他們當中已經再次宣誓的法律效力。這是絕對做得到的,因為「事後立法」違反法治原則及國際人權公約,而「人大釋法」只有在不違反法治原則及國際人權公約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為判決的參考依據。不為也,非不能也。需知道香港各級法院只要站得穩,人大常委會及共產黨根本動搖、扭轉、廢除不了香港法院的終審判決結果。

三、對策

(一)上訴到底:被DQ的所有議員均宜提出上訴或者繼續上訴。如不上訴,判決確定,成了案例,變成法律,遺害無窮。只要有一丁點成功翻案機會,六位被DQ的議員都應該各自上訴到底。眾籌集資,守護公義。

(二)補選時間:全體上訴不太可能影響未來補選部署,事實上也無必要作出「部分人上訴、其他不上訴」的「策略部署」。8月25日,梁頌恆及游蕙禎案一旦被終審法院拒絕受理(目前看來機會頗大),那麼特區政府就再無任何理由拖延舉辦補選(新界東、九龍西),一區補選一席。現在我們要開始準備施壓給特首林鄭月娥及特區政府,必須盡快補選那兩個已經出缺超過9個月的議席,及至終審法院拒絕受理上訴,我們要求立即補選的著力點就出現了,特區政府就更無理由不立即補選以填補這兩個議席。至於劉小麗、羅冠聰、梁國雄的案件,估計還是會在上訴程序中拖延一段時間,跟梁、游案的終審確定時間會有比較大的落差(初步估計可能超過半年)。因此我們應該在8月25日終審法院拒絕受理梁頌恆及游蕙禎案(目前看來機會頗大)之後,強烈要求林鄭月娥及特區政府立即刊憲,舉辦補選,一區一席,絕對不得以節省選舉開支為由,拖延補選,亦即不得等到同一選區有多人被DQ由法庭確定之後才整體辦理補選,否則一區補選兩席,變相便利反民主派輕鬆取得各區一席,偏袒反民主派,嚴重扭曲實際民意與直選議席的比例。這不是經濟成本問題,而是政治倫理問題。

(三)提防突襲:由於民主派已經喪失了立法會直選議席過半數,反民主派已經絕對可以在「修改議事規則」上為所欲為,而且在「一地兩檢」及「國民教育」這兩條戰線的攻勢恐怕更難被阻擋。在此多事之秋,我們與其向反民主派乞求開恩,不如要求民主派議員自我規律,堅持在開會期間,隨時在議員辦公室內候命,復會後不再外遊,一個都不能少,隨機進入會場應變,並且要有運用現行議事程序拖延或者解除這些突襲危機的能力。如遇上述議題突襲,香港公民也必須有隨時包圍立法會抗爭到底的決心和勇氣,共赴港難,誓要阻擋反民主派一意孤行修改議事規則,制止通過惡法。

(四)團結抗爭:港獨派、本土派、自決派、激進民主派、溫和民主派,只要不是舔共的反民主派,在共產黨眼中,都只不過是「亂黨」,一點也沒有分別。支持香港本土民主的同道之間,終日疑神疑鬼、割蓆冷漠、黨同伐異、互相攻訐,其實正中專政者下懷。在專制統治者眼中,獨立、自決、自主、自治、民主、普選,都是不能接受的理念,全是叛逆自己,根本沒有分別。昨天港獨派、本土派倒下了,有些人爭相切割;今天自決派、激進民主派倒下了,有些人保持沉默;明天溫和民主派一旦倒下,就再沒有任何人為他們聲援了。面對艱險,唇亡齒寒,捐棄前嫌,求同存異,團結奮進,才是應有之途。DQ4也好,DQ6也罷,真正被DQ的,正是香港人的尊嚴和制度。你與我都無法置身事外。我們不用喜歡或者信任六位議員當中的任何一人,也不用拘泥於他們當中當時有無犯錯或失算。這是一場沒有煙硝的政治戰爭,如果支持本土民主的香港人還不團結,最後只會被共產黨逐一分化與擊破,到時悔之已晚。

(五)不必總辭:雖然總辭(民主派議員全體辭職)有「洩憤」及「聚焦」這兩個短暫作用,也能彰顯與專制政權決裂與不合作的道義情操,但卻不利於民主運動的後續發展。質言之,總辭之後,需有後著,例如制訂民間憲章、建立民間政府等,才是真正有效地凝聚抗爭民意,否則只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然而,想深一層,要做到這些民間行動,也不需要總辭;換言之,即使不總辭,也可以推動這些民間行動。我們就好好趁此機會,推動這些民間行動,不需要總辭。總辭的最大問題有三:一是總辭等於全面棄守要求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議案,亦即文首的(四)危機,以及總辭後補選產生的議席比例低至可能引發文首的(三)危機,恐將惡化目前政治危機,就連簡單地在媒體曝光及發言的機會也會失去;二是目前民主派及自決派基本上全面反對總辭,難以達成共識,反而達成了不總辭的共識,因此總辭在現實上根本無法強求;三是更重要的一點,總辭等於把民主派議員、政黨的財源(議員薪酬、議員助理津貼等)全面摧毀,俗稱斷人衣食,根本沒有必要。民主派議員無需自斷衣食,徒惹豺狼訕笑。與其推動總辭,不如民間行動。

(六)一七憲章:與其議員總辭,不如全民行動。早在2015年1月2日,戴耀廷教授已在《信報》發表《「雨傘時代」下的香港民主運動》,提出了「兩套約章」的構想:「第一套只包括一些包容度高的原則,目的是讓認同民主運動精神的人共同擁抱一些大家都會支持的信念。第二套是充分發揮多元的特性,由不同群體就著他們所關注的公共政策範疇草擬政策及行動綱領,合組成社會約章的草擬稿。」然後通過「民主商討」和「公民授權」,研擬後者(社會約章),作為民主香港的藍圖,再通過「分散式實踐」和「統籌性組織」(負責資訊發放及統籌工作),推進香港民主運動。此時此刻,曉波逝世,萬眾同哀。香港人應該化悲憤為力量,承續劉曉波先生發表《零八憲章》的精神和遺志,在香港發表《一七憲章》,至少把戴教授上述的「第一套約章」草擬出來,把本土民主的基本價值及主要訴求以憲章或類似方式發表出來,涵蓋傳統民主派和本土派的各種共同理念,廣納所有認同本土民主的同道、市民、議員、政黨參與。至於「第二套約章」則可以從長計議。這就是把劉曉波在中國做的,我們動手在香港做起來。這件大事,甚至比台灣民進黨在上世紀80年代的前身「黨外選舉後援會」成立以統合「公政會」及「編聯會」這兩派,更有意義。這件大事,值得香港民主派人士謀定而後動。在《一七憲章》通過之後,香港民主運動再不是是否跟從基本法及人大831框架的問題,而是是否遵行民間憲章的問題。於是在漆黑中就有了燈,有燈就有人。被動也就化為主動,話語權也就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上。

(七)民間政府:在《一七憲章》通過之後,我們可以著手通過民間公投,提名及選舉民間特首,然後由民選的民間特首組成民間內閣。民間特首、每位民間司長、每位民間局長,必須與現任專制政府及其高官在政策、誠信等問題上針鋒相對,產生監督、揭弊、批評、對照的重要政治作用。這正是一場可持續的香港本土民主運動。中共當權者肯定嗤之以鼻,直指這就是港獨,但卻自知自己沒有批評的著力點,因為一切都是民間投票、民間特首、民間政府,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從來不旨在推翻特區政府或煽惑叛亂。這樣做可收三大效果:一是搭建平台,求同存異,團結奮進,促進交流;二是培養人才,鍛鍊論述,增加曝光,準備執政;三是實踐民主,實踐普選,實踐自主,實踐自決。有些事情,做比講有用得多:和平、理性、非暴力、可持續、力量大。這樣一來,DQ2、DQ6、DQX的荒謬港共政權及中共政權,必須為此付出慘重的政治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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