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靈根已斷 花自重生 - 脫中獨立 勢在必行

2017/8/16 — 11:45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文:謝翹聲】

二零一六年初二旺角凌晨,警察對天開的一槍,沒有擊中憤怒的群眾,而是徹底將主權移交以來,一直希冀中國賦予民主自治的幻想打碎。隨後,香港民族黨、本土民主前線及青年新政等主張「香港獨立」、「香港民族」的組織興起,亦正式向港人響起香港公民民族建構及獨立運動的訊號。對於獨立會否因中國而造成對香港的生存危機,不少論者如梁衍華的《香港獨立論》已給予一個初步的反駁。另一批評則多針對香港民族之不可能,因港人終歸是「中國人」,無以建立屬於自己的民族。過去「香港」一直被描繪成自秦朝起已為「中國」領土,故港中屬同根同源。「中國人」的概念極為弔詭,它能涵蓋一切對「中國」有所認同的人,不論是地理、血緣、文化或者單是利益上,而當中筆者認為「文化中國」可謂纏繞港人最深的一環。本文故此希望談及多年來港人情感的錯誤投射和操縱,終結對中國的虛妄情懷。不再成為一個中國人,真正從今代人起,建立屬於我們的國度。

香港人中國心

廣告

相信文化中國的人,即使他們不齒今天共產中國所為,亦不見得否認自己「中國人」的身分,皆因於他們眼內,縱然當下禮崩樂壞,但華夏文化猶在。香港部分人在地理或情感上因各種歷史原因,自覺與這個深圳河以北的國度有著不分可割的羈絆,甚至將港中兩地的前途綑綁起來。

這種連繫在筆者眼中是不自覺而危險的。不論英國或中國殖民時期下的香港,其教育制度均刻意忽略對港人身分的政治討論,強調香港作為一個「借來的地方」,而弱化港人對此地的認可,加上社會不斷鼓吹經濟繁榮安定的重要,造成港人對自己作為英/中國人或香港人的混淆。在缺乏對香港足夠認識以斷定對歷史、身分描述底下,港人變相依賴官方或政治人物的定論。在八九民運期間支聯會等組織將港人的示威講成愛國運動,忽略港人面對「回歸」中國的焦慮之脈絡,正如 Jan Morris 曾寫到「香港之前從來不曾屢現出此種面貌,如此坦率地表現出它那被壓抑的恐懼和怨恨,宣示其有此種強烈的政治意識」[1],反彈並不全然來自對中國民主發展的關懷,而有滲著自《中英聯合聲明》簽定至預視到九七時一直累積的不安。九七前後湧現以官方大中華觀點撰寫的香港系列書本,則明顯添加中國元素在香港發展的討論當中,亦如歷史學者王宏志所言,將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的香港輕描淡寫,以削弱英殖政府的貢獻而隱沒港人意識的成長 [2]。兩者的共通點是其論述目的均是將「中國人」的原生性強加在香港人上,這種身分縱使不一定有個人之認許,「被代表」在反駁論述缺場下,也是一個可預視的結果。

廣告

歷史或許真的「沒有真相,只有詮釋」。從不同視角理解香港,確實會得出兩極的答案,但亦因此架空了香港人的存在,只能終其一生成為中國的客體。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嘗試打破這種論述的壟斷,將香港自治運動從中國抽走;二零一三年度學苑編委會更透過《香港民族論》闡述香港民族的必要及可行,從身分上脫離中國。縱然港人自居「香港人」比起「中國人」甚或「中國的香港人」為多,何故到了二零一七年,討論仍在兜兜轉轉,拒絕承認香港民族在社會現況劇變下的誕生,更不用談香港獨立此等「離經叛道」的話題。暫且撇除政治現實的考慮,在情感而言,文化中國或自視遺民的心理左右了這三十年的民主運動發展。

我是誰

「故無論其飄靈何處,亦皆能自植靈根,亦必能隨境所適,以有其創造性的理想與意志,創造性的實踐,以自作問心無愧之事,而多少有益於自己,於他人,於自己國家,於整個人類之世界。」- -唐君毅

一九四九年, 唐君毅、錢穆先生等大師南逃香港,香港仿佛自此成為華夏的繼承地,花果飄靈,中華文化之黃葉隨著中共立國而飄至帝國眼中的邊陲香港。多年以後,所謂華夏已逐漸變得虛無,而當初唐先生所寄望能在香港重新發芽的文化中國,已逐漸遭無往不利的中國國族主義佔據,以一個模糊的形態協助統戰。二零一七年,抵壘政策的日子早已終結,香港亦不再應被視為走難之地,港人作華夏遺民的心理亦應告一段落。

王德威教授視「遺民」為忠於前朝而拒仕新朝,同時以一個對「已逝的政治、文化悼亡者」的模樣出現,而這種意識理應隨著現代化的步伐而消退,卻隨著每一次近代政治變裂而進一步延續及使之更複雜 [3] 。正如陳雲認為因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其人民早失倫理,無以自稱為「中國人」,故主張香港應以「王業不偏安」的法統,加以「周邦雖舊,其命維新」恢復華夏,再造中華 [4]。此主張與日本十八世紀江戶時期學者林鵞峰和林鳳岡提出的「華夷變態」互為呼應,即「華」與「夷」身分對調,本為夷狄的清帝國取代「正統」的明朝,顛覆孟子所言,「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以文化繼承者自居,如當年日本、朝鮮般有政治考慮,但同時遺民心理犧牲的卻是多年來被壓抑的香港獨立意識,以及令人忽視香港在後英殖時期面對中共「連續殖民」的實況。今天,在香港深受中共以人口、資本、文化等多重殖民的同時,我們更應該認清所謂中華文化剩下何物,同時接受隨著香港民族意識日盛,這種離散式的觀念早晚應該要結束。

香港故事不易講 [5],之所以難講,與我們對自身身分之陌生不無關係。中華民族主義者說我們黃皮膚、黑眼睛,所以我們是中國人;遺民論者指香港保存了華夏菁華,故我們是真正的中國人。「中國」之含糊,令我們多年來都難以切割討論,為令人更容易接受中國一詞,「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等術語被創造以混淆對中國的認知,以籠統的定義將漢族甚至其他民族歸納為中國人,撲滅他們建立民族國家的能力。我們要問的是,誰會是香港人,同時是否永遠只能成為華夏文明的一部分,而無法探究能獨立於中華之香港文化?

將八十年代前的香港稱為「移民城市」或無不可,但筆者認為若到今天仍以此稱之,可謂忽略此片土地上的人落葉歸根的心態轉變;同時淡化單程證制度賦予中國人以家庭團聚為由,而無須經資產審查的特權。在今天的脈絡下,探討這群離開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的人有不同意義,他們當中不少一邊以「離散的中國人」掩飾其殖民狀態,一邊隱含著對祖國的舊有忠誠,而拒絕「在地化」,史書美教授稱這群人為「在地殖民者」[6]。官方論述一直以「移民城市」合理化殖民者「移民」香港,宣稱因港人之混雜性,故難以界定「香港人」。

去中國性霸權刻不容緩

若然「香港人」定義含糊,那中國人又如何?若我們真的要自稱為中國人,就一定要正視這個奇特的名稱。中國的構成本身就是一個鬆散的帝國,不斷訴諸一統/漢人正統以維持管治。為令「中國」的名稱延續,將元、清兩個不由「漢人」統治的帝國納入「中國史」。與此同時,將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與日方合作的汪精衛等人塑造成漢奸,更莫論荒謬地將出身滿清貴族的川島芳子以「漢奸罪」處死,卻又容許孫中山接受日本協助。川島芳子「流著」滿清的血,認同日本文化,對漢的聯繫也只僅有一個「金璧輝」的名字;汪精衛「貴為」漢奸,但又試圖刺殺攝政王載灃,此二人又有否愧對所謂漢人、所謂中國?到今天,中國聲稱自身為多民族國家,卻不斷無視近代「中國人」的矛盾,掩蓋它對周邊地方如西藏的打壓,如自滿清康熙時起便針對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至死,到迫使今天的十四世丹增嘉措流亡海外。

不論我們是否認同族裔上的中國人,文化霸權的影響下也會將你拉到中國人的圈子內。筆者未敢亦無以在此文批判儒、道兩個最主流的思想文化,惟筆者不諳中華或華夏文化與兩者的必然關連。如果斷然因一個地方的人民習得儒家文化或傳統便稱其為華夏文化的繼承地,那明、清朝時期朝鮮奉行的「事大主義」,即自視為「小中華」,又可否稱朝鮮人為中國人(假設是有著周邦禮樂的中國)?中華文化或許包含儒道思想,但認識兩者也不等於「中華文化」的全部,更何談與「中國」的連繫。

中華或華夏的霸權確立可見在語言一例上。學者 Benedict Anderson 提到民族主義其中一個詭論是民族歸屬在形式上所具有的普遍性,但另一邊廂卻有著定義上的特殊性 [7]。中華人民共和國今日的官方語言為現代標準漢語/普通話,同時將非官方漢語貶為方言,如廣東、客家話。一種普遍的言語,卻成為一個界定族群認同的準則,顯示了它壓迫其他語言群體的特質,忽略華語語系本身的異質性,亦使漢族中心主義更為牢不可破。因對外而言,對中國人的理解只限於漢族,語言、文化亦然 [8],但實際上今天的中國卻有著多於一個民族,此種簡化民族形成的方法,助長以漢族為中心的「中國性」。

史教授提出的「華語語系」,正希望去除這種內化了的種族思想。此概念著重的不是種族血統對認同的決定性,而是容納異質語言及拒絕「中文」的標準化和正統性。若放在香港這個受中國殖民的地方,更有著反中國霸權/殖民的意味。她提到西藏的「華語」作家活在殖民之中,即使他們用到「標準的」漢語書面語寫作,其感受也會受到以「漢」為中心的同質化影響。這概念批判的主要對象,正是上文提及的「離散中國人」以及「華夏/中國遺民」。這兩名號用標準的語言、美好的華夏文化,甚至血統使任何不在中國境內的人,都可以各自因其「中國性」而成為中國人。

早前有論者指因應當前政治現實,提出「海外建國」或將港人視為「離散族群」。若果要實行這計劃,當中牽涉到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保留對香港的認同,香港人的出現不單是本質上存在。隨著時間推進,「離散終其有時」[6]。當第二、三代開始在地化,即使繼後所使用的文字或語言相近,但對「祖國」的認同卻會因文化、政治身分而逐漸疏離。如果希望延續這些論者的建構,所依賴的正是一種含糊的國族屬性,而在今天的中國霸權下可見,這種維繫的代價就是打壓有著相近而少數的族群,將所有人變成「祖國」的一分子。到時候,我們便如同成為了那批定居香港的中國殖民者,更莫論我們是否有能力依據「中華/華夏文化」將港人分身延續或避免「中國性」的侵蝕。

第 N 代香港人

呂大樂曾以「四代香港人」概括四代生長於戰前至九零年前的香港人,各自有著不同背景、成長經過及思想。雖然不少質疑針對這種劃分的方式不科學,但筆者認為這可粗略解釋今天社會世代間的分歧(縱使此文以一個觀察角度多於嚴肅論述所撰)。香港有著屬於不同時代的神話,七十年代的獅子山下、八十年代的經濟起飛、九十年代的「馬照跑,舞照跳」,或未直接構成一代人,惟仍可作為一個初步凝視的對象。但到了千禧年代以後,還能舉出怎樣的神話?不論沙士、雨傘革命還是旺角衝突,這些事件都反映著香港近年的沉淪。神話既失,我們要問因誰而起。筆者不願意抱著失敗主義而下文,但作為一個生於九七年的香港人,我只能透過歷史檔案閱讀到部分昔日的美好(即使我認為,在今日官方或反中的主導下,那些年代的好或多或少受到渲染,尤其將經濟及民生的改善描述蓋過政制改革的不堪),雖不嚮往,但體會尤深。

筆者認為這段日子大家都受自我實現預言所困,對前途不感希望,「香港民族/獨立不可存在」、「抗爭只是徒勞無功」。或者在未來幾年不一定會有大突破,但同時我們更應為此做好準備,最基本就是認清自己的身分,中國不用你的認同,你的認同亦不會受到嘉許。在李國章之流也可自稱「真本土」的今天,好多人經常質疑「香港人」的定義虛無飄渺,香港民族的建立亦只會墮入中共樹立階級敵人的圈套,但諷刺的是,對於過去三十年我們接納自身為中國人而不自知,但現在我們卻不敢脫離這萬惡的身分,另行接受成為真正的香港人。

這是一個前途充滿濃霧的時代,不光明,但不一定會走進黑暗。今日,或出自「感時憂國(obsession with China)」,或懼於政權而不敢宣之於口。到有一天,大家不再否認自己存有將香港獨立的基因,我們將不分世代,共同反抗中國的殖民,成為第一代立足香港的香港人。

尼采以「駱駝-獅子-孩子」比喻成人的精神轉變過程。過去「中國人」身分的道德包袱將我們變成駱駝;近年的論述慢慢使我們敢於打破以往的禁忌; 有一天,我們將獲得建立新價值的權利,重新出發,成為有著自由精神意志的孩子。

香港不只是反中國,她就是香港。

 

[1] Jan Morris 著,黃芳田譯。《香港--大英帝國的終章》。八旗文化

[2] 王宏志。《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牛津大學出版社

[3]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麥田出版

[4] 陳雲。《香港遺民論》。次文化堂

[5] 呂大樂。《唔該,埋單》。牛津大學出版社

[6]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聯經出版

[7]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時報出版

[8]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聯經出版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