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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沉淪歷程:自甘墮落

2017/6/19 — 12:03

資料圖片,圖片來源:Wilfredorrh @flickr(CC BY-NC-ND 2.0 ● Photo Edited by Adapter)

資料圖片,圖片來源:Wilfredorrh @flickr(CC BY-NC-ND 2.0 ● Photo Edited by Adapter)

先前眾多篇章都談到香港文化的光明面及其遭遇的危機、挫折與沉淪,但我們也不應忽視香港人本身的生活表現充斥著許多惡劣習氣和卑賤行徑,跟共禍合成一股超級風暴,把香港這個紫砂茶壺上的茶漬搜刮得七零八落。出現這些劣質思維和言行,不僅是因為「優秀文化與制度文明沒有內化」這個內在因素(個人信念、價值、公德、私德修養不足)造成,也是因為「競爭社會與擠迫氛圍累積壓力」以及「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無法滿足人心」等複雜的外在因素造成。

畢竟,人是有一定程度自由意志的。一個人怎麼看待自己、他人、社會、人類、眾生、宇宙,往往支配著自己的視野和言行。以下所言,可以作為每個香港人(包括我在內)自省的參考。文化保守主義論者往往不太重視這些病灶,甚至認為只是儒家思想不夠貫徹所造成,煞是可笑。

一、髒亂吵臭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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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柏楊先生著名的《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很多香港人早已耳熟能詳。當中談及中國人的「醬缸文化」,指出了中國人「髒亂吵」等差劣表現。香港著名作家陶傑據此闡發,提出「小農社會DNA」的概念,全城街知巷聞。著名知識人余杰最近也著有《卑賤的中國人》一書,更把中國人的缺陷痛快地鋪陳出來。事實上,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中國人身上,還普遍存在於許多舊香港人、新香港人身上,只不過容有個別程度差異而已。或許我們先看現象,看清楚某些「卑賤的香港人」的真實面貌,可能更有助於自省。

香港人的「髒」(dirty),幕前有之,幕後為甚。九龍城及鬧市內食肆鼠患嚴重,每天很多廚師要先捕鼠再開鍋,做菜環境及過程更是亂七八糟,劣質油相當普遍,販賣「頹飯」每區都有,餐具及食材更被隨便丟在地上沖洗。許多香港人竟以「眼不見為乾淨」來自欺欺人,不講究,不批評,還讚美這就是香港的效率與活力。真是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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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地吐痰、凳下痰盂(當時令有些外國人以為華人DNA喉嚨多痰而不吐不快),已比50年前少了許多,甚至已被淘汰,但是隨地亂拋垃圾、食肆地板油膩、餐具崩邊納垢、廁所濕髒污穢、忌諱手套口罩、咳嗽不掩嘴巴、巴士上剝橙皮、然後再剪指甲、腳放對面座位、咳嗽不摀嘴巴。凡此種種,無日無之。

此外,垃圾回收制度落伍崩壞,發泡膠(保麗龍)器具及因而中毒的外賣食物遍佈全城。味精、添加劑、防腐劑、農藥殘餘、基因改造食品比比皆是。很多香港人根本連批評半句的知識和力氣都沒有。

然後,文化保守主義者急忙撇清責任,聲稱這些跟儒家文化沒有關聯。即使如此,這些現象又能跟甚麼有關聯呢?難道跟猿猴未成功進化成人類有關?跟古代百越文化有關?抑或跟社會底層的流氓文化有關?無論如何,這些文化保守主義者誓言要保守儒家文化,反覆吟訟「仁」前「義」後,「子曰」云云,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嗎?所看到的,還不是某些年邁儒者講完仁義道德之後,吐出一抹濃痰?沒有公德,空言仁義,難矣哉!

香港人的「亂」(lousy),大多是心煩意亂,主次不分,然後投射在外。舉例來說,某些人既要求「永續基本法」,如果都已經是「永」遠了,那麼同時呼籲「全民制憲」,豈非亂七八糟?竟然還吸引了一大群人相信和擁護,辯稱亂中有序,還說別人邏輯有問題,豈非自欺欺人?

有些人就索性猛罵胡國興,或者猛罵韓連山,或者猛罵梁頌恆,或者猛罵胡志偉,從來不是點到即止,然後把自己和別人的時間和精力都消耗得七七八八之後,才輕輕說一句共產黨真壞。即使罵這些香港人都罵得有道理(儘管對於某些批評,我未必同意),那還是分不清重要與不重要(主客優次)。質言之,分清是非對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清楚甚麼是:重要的是、重要的非、不重要的是、不重要的非。很多人體察不到這一點,最後只會思維紊亂,猛放亂箭,攪亂大局,毫無成就。成全的是自己的虛榮,聽到的是中共的笑聲。

這種猶如無頭蒼蠅般心亂如麻、煩躁不安的思緒,最後可能跟自私自利扣連在一起:不排隊就衝上車,一上車就爭先坐,看完報就扔一邊,一起來就被爭坐。爭先恐後,亂成一團。大亂之後,沒有大治。

香港人的「吵」(noisy)是舉世知名的。食肆內、商場內、巴士內、小巴內、地鐵內、電梯內,充滿著超高分貝、滔滔不絕、言不及義的各類噪音。在安靜環境當中,突有旁人舉起手機玩弄一些持續播放噪音的電子遊戲,然後又突然用幾乎呼喝的聲調對著手機說:「喂,阿芬係唔係呀?係唔係?喂喂喂!我係阿強呀!阿強呀!喂喂喂!」天大地大我最大,旁若無人任我行,想的一切都是「我我我我我」,我要大聲誰怕誰,無賴變成習慣,見怪不怪,積非成是,之後還反過來批評那些罵自己的人不包容、不厚道、不尊重香港文化、不尊重自己說話大聲。真是無恥透頂。有人還繼續辯稱:歐美酒吧、日本居酒屋,也很吵鬧。然而,那是例外場地,不是常態處所。香港卻是反其道而行。豈容狡辯?

畢竟,在許多外國人眼中,香港人的「吵」是與中國大陸人同級的,無分新舊香港人(當然,客觀事實是「新香港人」一般比較「吵」,大家有耳共聞),而這也在某種程度上是客觀的事實。試問:當大家到台北、東京搭地鐵,會聽到這種貨色的噪音嗎?我的猜想大概是這樣的:有些香港人持續自我沉緬或者想像身處鄉下小農社會的阡陌之間,可以無時無刻唱歌、喊話、撒野,旁若無人,沒有反省自己需要時刻尊重別人。擦亮眼睛吧!我們生活在城市,不是鄉下!

路訊通、新聞、廣告、歌曲等車廂內廣播,被某些別有用心的陰謀人士調校至極高分貝,慢性拖低整體社會大眾的智商與見識,阻斷人們獨自冷靜思考以及在車廂內安靜閱讀的空間。靜音車廂只是少數例外。即使身處其中,依然有人在內大呼小叫。如此混亂和喧嘩,只不過是把自己的生活壓力灌輸給別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愛人如己」、「慈悲」只是流於口號,沒有深入某些人的生命。

香港人的「臭」(smelly),不是指個人體臭,而是講城市惡臭。坐進許多香港的士,總有一股說不出的霉味和菸味。東鐵車廂也經常有一股難以言喻的汗味和臭味。經過路邊的茶餐廳和酒樓,發現其廚房內的油煙和惡臭往往被直接排到行人路上,令人掩鼻,急步疾行。除此之外,還有更誇張的情形。以2017年6月初的一件小事為例,顯田游泳池女更衣室疑似有人在沖身格內洗衣、染髮、大便,惡臭反胃,極不衛生,毫無公德。這些「臭」似乎不是來自某些隨地拉屎撒尿的大陸旅客,而是來自居住在當地的香港人,可能是舊香港人,也可能是新香港人,查無實證,但也無關宏旨。更不用說泳灘及泳地出現糞便,城市地下溝渠通過渠蓋細孔傳出刺鼻惡臭等情狀,想深一層,令人反胃。

香港人的「躁」(edgy)是舉世知名的。酒樓及茶餐廳店員、的士司機、小巴司機,服務態度良莠不齊,充滿著一種難以言狀的流氓痞子氣息,彷彿工作都是苦差,顧客就是絆腳石,收工出糧就是目的,毫不敬業樂業,好像他們就是顧客的老闆。茶餐廳的拖地職工叫你「縮腳啦,阻住晒」,侍應說「食乜嘢,快啲講,唔好阻住,滾水,縮開」,人多時就說「你快快趣坐去嗰邊,讓個位畀人啦」,上錯菜時又說「咁你食唔食吖」。有人說「算了吧」,理由是:如果是高級餐廳,可以這樣批評;但如果是低檔餐廳,不應這樣要求。但我認為上述表現,已經超出了做人處事態度的基本低線,亦即尊重別人、尊重自己。可惜,這種言行相當普遍。那些人可能怪罪自己讀得書少、經濟壓力、身體疲累等層出不窮的理由和藉口,但是從來沒有自省、知錯、改善,只是把錯誤不斷重複,繼續獻世,把野蠻視作文化,把粗獷視為特色。

大家別以為高級商店不會有同類問題。數年前的D&G尖沙咀海港城名店職員一度阻止香港人在門外拍照事件,旋即哄動全城,大家耳熟能詳。最近也有類似事件。2017年6月1日,香港作家王迪詩在中環太子大廈一家珠寶店外,被女店員「伸半個身」出來叫站在該處的她「妳不可以」。王反問女店員自己錯在何處,女店員回望店內的女經理,女經理往王身上打量了一下,立即流露出嫌棄不屑的表情,呼叫「妳阻住個櫥窗呀!行開啦!」如此無禮行徑,難道又是因為讀得書少、經濟壓力、身體疲累、精神緊繃嗎?非也。急躁煩厭,自我中心,視人如廢物。這確實是普遍存在的個人修養及公民教育問題。試問:日本社會會這樣嗎?難道日本人不會讀得書少、經濟壓力、身體疲累、精神緊繃嗎?是香港教育出了問題嗎?香港中小學老師及父母一定會說「我已經教了」,不是嗎?差別在哪裏?為何有此差別?大家不妨細心想想。

二、儒法糟粕

華夏文化,無可否認是香港文化的一部份。華夏文化當中尤以儒學思想至為關鍵。我在前面的篇章中提到「儒表法裏」正是華夏文化的糟粕,現在可以簡單談談我對「儒表法裏」病灶的一些比較深入看法。

儒學的核心是「克己復禮為仁」,以奉行周禮為上,而尊卑秩序、等級觀念正是「禮」之要義。王國雄《殷周制度論》詳細介紹了歷史脈絡,值得細讀。漢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更進一步發揮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及「五常」(仁義禮智信)。這套陽尊陰卑、貴己賤夷的等級秩序想法,不斷強調人人一生下來就是不平等的,人人必須克制自己的個體自由與價值,恢復奉行周公制定的等級秩序,犧牲小我,成全大我,「一切都是為了這個家、這個國、這個天下」,那就是「和諧社會秩序」的化境。

這套想法跟中共黨國體制與香港地下黨員那套「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意識形態,以及「紅五類、黑五類」社會分類,完全一脈相承,只不過他們是用所謂「階級」劃分標準來代替「血緣」宗族標準而已,而且在這個失敗的變換過程中搞到腥風血雨。

由始至終,整個華夏儒學的倫理觀、社會觀,以及所謂「天地君親師」等觀念,都跟西方「人性本罪、人權平等、普世價值、憲政民主」的想法格格不入。很多新儒家學者試圖論述中西雙方價值與理念如何可以相容,結果都是徒勞,因此彼此的核心分歧一直存在。

國家,始於利益,終於公義。國家,既不是始於禮讓(堯舜禪讓),也不是終於和諧(各安其份)。儒學把謊言神話化,把秩序神聖化,正是其糟粕所在。

況乎,醬缸之妙,在於醬之濕滑,不在於醬之內容;儒學之妙,在於滑頭、靈活、善變。既說性本善且說性本惡,既可誠實也可撒謊。你罵東,我說西,在醬缸內攪來攪去,搞到你筋疲力盡,我就「自成一家之言」了。仁義、善惡,都是隨著人、事、時、地、物,而不斷變動,用法之妙,存乎一心。必要時,還要用點小滑頭、小聰明、小心計來搪塞。

李劼先生在《中國文化冷風景》中引述《論語》一段話,指出孔丘褒揚學生曾晳的「舞雩沂水」答案是最好的,提倡「不做不錯」的狡猾小聰明。換言之,「維護秩序」是弱者的責任(需知道強者根本沒有動搖秩序的理由),「隨機應變」是強者的本領。體會到這一點,當然就能「從心所欲而不逾矩」了。

畢竟,商是敗寇,周是成王,孔丘從周,不標榜自己本是商人後裔,總之永遠站在最高當權者的那一邊,拿著最高當權者的禮教來遊說諸侯,或有可能被人排擠,但是永遠政治正確,至少不會構成煽動顛覆周天子政權罪。

此外,學生顏淵吹捧老師孔丘(後世有林彪之於毛魔),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還說「欲罷不能」。這種拍馬溜鬚的上乘功夫,孔丘當場樂開懷,盛讚顏淵為第一大弟子。這種手法也投射及反映在今天某些香港人「食腦」、「執生」的生活態度。換了用詞,本質不變,有些香港人似乎盡得儒學糟粕之真傳,潛移默化而不自知。怯懦、自私、世故、滑頭、狡猾、故弄玄虛、得意驕傲、失意卑怯,這一切正是孔丘的寫照。抑子路,頌顏回,講些大而無當的話,意外地贏得千秋萬世美名。

民本,不是民主,如何在故紙堆上挖下去,也開不出自由、人權、法治、民主的果實,搞到最後還是「人民品質決定是否配有民主」之類的一派胡言。質言之,由於說上面這句話的人會單獨認定此時此地「人民是否有足夠品質」,因此在邏輯上只能有一個必然結論:「說上面這句話的人決定人民是否配有民主」。能不警惕?

性善,儼如大愛,一直以為自己潛能無限、大愛無疆,最後的結果將會是人類大災難。人的能力和良知是有侷限的。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化,絕對的良知大幻想產生絕對的美麗新世界,近代歷史已經告訴了大家結局將會如何。致良知,不是錯,而是不完整。致良知的同時,也要致謙卑、致感恩、致虔敬。

不知生焉知死,看起來很在世、很現實、重視實效、不會亂想,但卻是我認為儒家思想最荒腔走板的一點。華夏山海經與夏商時代的祭巫信仰、原始佛家思想、日本神道信仰、基督宗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通通都不會主張「不知生焉知死」,而是奉行「不知死焉知生」。如果人生沒有一套整全的生死觀,那麼一個人拼命爭權奪利就將會變成生命裏的一切,拼命賺錢和生育都只不過是為了享樂、安逸、面子、榮譽、信心、地位、認同,活得光榮,死無遺憾。這種人生觀終究是悲哀的,尤其是對於死後世界與宇宙境界沒有信仰與寄託,生存的一切都會變成「我是、我可、我要、執生、食腦」的不斷迴旋,生要鬥爭,死變虛無,不可能產生持續的慈悲、感恩、憐憫、虔敬、盼望。這是沒有對生死觀念有堅實信仰人士的悲哀與虛無。任何形式的集體主義(孫文、希魔、史魔、毛魔思想)都不是這種自我中心思想的藥方,反而只會是凝固劑、催化劑而已。庸俗的自我中心思想,是需要靠個人形成一套整全的生死觀念和信仰來克服。茲事體大,暫不詳論。可以肯定的是,儒家思想提供不了這套解藥。宋儒、明儒曾經在形上學層次努力過,講天理(朱熹)、心性(陸九淵、王陽明)、誠(劉宗周),但到頭來還是離不開「不知生焉知死」的輪迴,建立不起堅實豐厚的持久信仰。

儒學又是否需要被立即全盤推翻?根本不可能,不必談需不需要!文化只可改良(但也有可能某些勢力把人殺光而趨於寂滅),但卻無法通過革命而突然胎變。我對儒學的一貫想法是:等級應拋棄,仁義不可違。只需要粹取箇中菁華,賦予仁、義、禮、智、信,以現代文明的意義,令許多正面的、中性的、無傷大雅的香港人生活方式與習慣繼續下去,點滴地、確實地、溫柔地改善那些「等級秩序壓倒普世人權」的負面家庭狀況、社會狀況、經濟狀況、政治狀況,同時培養公民道德、公民意識、公民權利、公民參與,最後形成一套整全的生死觀,就可以了。由始至終,我指出香港文化、華夏文化的缺陷,不是旨在煽動一場文化大革命,而是希望每個人(包括我在內)持續沿著上述思路反省與改良自己的生活方式、習慣、態度,以及對別人、社會、世界的觀點,腳踏實地實行,莫以如夢幻化的孔丘為榜樣,應以信仰(生死觀)及價值(人文觀)為根據。

至於「儒表法裏」中的法家思想核心,簡單來說就是極權、獨裁、專制思想的溫床。這是貫穿華夏歷朝歷代的一條政治伏線,時隱時現。韓非的帝王術基本原則就是立威於民,人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尤其要把人民當中的「五蠹」(黑五類:學者、言古者、帶劍者、患御者、商工之民)鎮壓;提倡「廢私」,剝奪人權與自由,「道私者亂,道法者治」;如遇聚眾抱團,必須馬上鎮壓,「禁奸於未萌」,「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這些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及張德江最近說的「香港實行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中央有全面管治權」,可謂一脈相承。香港人必須主動挺身而出,抗擊這樣的「法家核心」,亦即衝破「論說和諧秩序的儒家外衣」,直搗「實行獨裁暴政的法家內核」,斷然排拒之,持久警惕之。目前這個問題的根本,在於騎在香港人頭上的專制政權。專制制度不變,秦始皇、李斯、趙高的陰靈就會不散。

值得一提的是,史家徐承恩先生於2015年出版《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2017年擴編及更名為《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相當值得大家閱覽。當中他提出香港文化的三個主要歷史淵源:百越文化、華夏文化、西方文化,極富學術研究價值。事實上,我在過往一系列文章中都沒有提及百越文化,是因為我很難提煉出百越文化當中持續傳承下來、沒有斷裂或消失、從而形塑今天主流香港人精神面貌的優越思想及精神內涵,而且在其他兩者當中都是找不到的成份。如果有人說古代的百越文化包含海洋文化及重商意識,我當然不會反對。然而,如果有人說當代香港人的海洋文化及重商意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代百越文化的流傳感召而深受影響,恐怕言過其實。當代香港人的海洋文化精神,其實跟英國殖民地政府官員及西方思想有關,重商意識亦然。況且明代中葉以降,明帝國與清帝國已經在較大地域範圍內,出現了比較成熟的重商社會形態,已不限於嶺南,而且這一點已經在余英時教授的許多文章中有過詳細介紹,當中已經說明了當時許多華夏儒學已經普遍接受「四民異業而同道」的觀念。我剛才已說過,儒學是個柔軟度極高的思想,所以重商意識不為百越文化所專美。更詳細的論述,留待日後有機會再談。

三、趨炎附勢

搞小圈子、猛拉關係、結黨營私、趨炎附勢,一直在華人社會當中廣泛存在。這不是華人生理DNA的問題,而是華人整個社會制度與倫理觀念的共業。這個問題在台灣(產、官、學)甚至比香港更嚴重。病根還是在於以下這種想法:每人都是一根脆弱的蘆葦、一朵失根的蘭花,必須西瓜偎大邊(dependent),獨立人格(independent)與自由思想(liberty)終究都無法獲得別人尊重。這正是人們在「儒表法裏」糟粕當中浸淫多年的惡果。

在政界方面,港英殖民時代末期有羅德丞、范徐麗泰競相投共的真實情節,醜態畢露,詳情可參閱劉銳紹(夫子)那本充滿政治密碼的小說《慾奴·牢獄》。放眼今天,看著香港眾多建制派人物,以及許多叛變投共的原民主派人物,他們心裏還是那種態度,而且表現得相當徹底。從梁振英、鄭耀棠、何君堯、容海恩、梁美芬、蔣麗芸、廖長江、梁君彥、馬恩國、胡漢清、葉劉淑儀,到馮煒光、黃成智、湯家驊,凡此示例,罄竹難書。更不消說那些長期潛伏在非建制派陣營當中的中共間諜和第五縱隊,簡直就是趨炎附勢的極品。另一方面,難道非建制派陣營正派人士當中沒有趨炎附勢之輩嗎?吃窩邊草、吃民運飯、依靠金援、聽命金主、不事生產的人,實在為數不少。一旦某君抱持著這種人生格局,又怎能擺脫趨炎附勢的影響?立場縱然不同,心理格局趨同,五十步笑百步,怎能擺脫漩渦?

可幸的是,在香港年輕一代當中,很多人有望拋棄這種心理格局。很多年輕人勇於追求夢想,有的提倡自決,甚至呼喚獨立。在共產黨專制政權的打壓下,在傳統泛民主派的冷待下,他們至今仍能堅持撰文及發聲,儘管形格勢禁,難以立即見效,但是仍能不斷奮發圖強,即使瀕臨破產、官司不絕、劣評如潮、忍受奚落、流言遍佈、偽證中傷,也要拒絕趨炎附勢。他們日後會否改變初衷,在大醬缸中溶成稠糊,甚至助紂為虐,今天無從知曉。然而,他們今天走著的足跡和路徑,很多人或許無法立即接受,但是看著他們「窮也不能窮志氣」的鬥志,以及「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我還是深受感動。

爭取香港人的「政治身份認同」是一個持久的過程,不可能一蹴即就,但卻是在「文化身份認同」及「族群身份認同」之後的自然發展。我提出以下「四項基本原則」給諸君參考。(一)不要急躁冒進(中國小氣候與國際大氣候均不利,時機不對,不要硬幹,造勢待勢,伺機而行,做能做的,守能守的,智勇雙全,當下的重點是抗拒中國天朝的政治操控、經濟滲透、人口殖民、社會煽亂、文化摧殘、教育赤化);(二)非暴力為原則(如果宣導無底線抗爭或暴力革命作為抗爭綱領,只會渙散民氣,況且敵強我弱,暴力反擊必敗,應該把暴力視為自衛抗暴情形下的少數例外,目前的重點不在殲敵,而在民心);(三)人權大於主權(國家主權是為保障人權而存在,國家機器是手段,保障人權是目的,因此我們必須反對建立獨裁香港國之類荒謬主張);(四)關注中外政情(學習及掌握中共黨國與世界全球的真實歷史、時政新聞、思維模式,關懷中國民運及維權人士的處境,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聲援他們,支援他們,聯合他們,聯合全球民主同道,共同推動結束中共一黨專政、建設聯邦憲政民主共和國的政治事業,把地方自治、聯邦、邦聯、獨立都視為各省未決的選項,留待未來公決)。

四、冷漠膽小

很多香港人以金錢和權勢作為衡量人生成敗得失的唯一標準,講求「執生」和「食腦」,經常作出毫無意義的比較,對貧者炫耀,對富者嫉恨,「憎人富貴厭人窮」。如果閣下不是如此,就會被視為「自命清高」、「聽乞米」的「異類」,一切儼如非黑即白。歸根結柢,還是那套「我我我我我」的思維模式在作祟。

試想像一下:自己站在一個核心點上,自己與別人的關係隨著一個接一個同心圓向外擴展,猶如漣漪蕩漾,從家人到朋友,親疏有別(上述都是來自哲學家韋伯對華人的精闢分析),然後出盡全力,在這個以自己為核心的所謂「關係圖」上,撈取最多「著數」:金錢、權力、地位、面子、歡愉。站在核心點的是「我」,每向外擴張一層,都是「我」最高最大,直到天涯海角,還是「我」最高最大,因為「我」在那個核心點上是被墊高起來的。行善也是「我」最大,行惡也是「我」最大。這套概念就是「天朝」、「天下」的底蘊。有些人主張所謂「華夏帝國」,有些人主張所謂「天下主義」,其實都是來自這套思維模式,畢竟就是來自儒家思想的差序格局意識。

現在我往前多推一步,大家就知道這套積非成是的想法有多麼脆弱不堪。既然每個人都是在一個「自有、自在、自為」的核心點站立著,那麼這就變成了「本」,其他人和事都是「末」。我中沒有你,你中沒有我,這是因為:我是本,你是末。如果我不認識你,你又沒有給我「著數」(好處),那麼你就是站在我的同心圓漣漪影響範圍之外。當你有一天被失蹤、被DQ、被起訴、被囚禁、被迫害,成為了政治新聞,社會七嘴八舌討論,這個「與我無關」的你正是對我「添煩添亂」而已,你就成為了我跟身處在我同心圓範圍內的人茶餘飯後開玩笑的「談資」。反之,如果我有意選舉或從政,那你這個斗膽開創政治惡劣先例的人,就是對我構成重大妨礙,真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令我害怕,你令我煩厭,你令我不知如何是好,你知道嗎?」說來說去,都是「我我我我我」。

如果「你」是弱勢,「我」是強勢,情況就會好像上面所說的。反之,如果「你」是強勢,「我」是弱勢,屆時的「我」就會真真正正體會到甚麼叫做「冷漠」,在「你」的眼中,「我」只不過是一個多餘的存在。然後睜開雙眼一看,赫然發現這個「自有、自在、自為」的「我」原來一直站在一個「孤立點」上,強勢如是,弱勢也如是。在這種眾生分殊的差序格局意識之下,除了圍團抱暖那個小圈子之外,整個世界都是冷冰冰的。這就是真正的「冷漠」。推到極致,就會出現中國社會經常出現的那種「路見不平,漠然離去」馬路悲劇。

在香港人當中,這種「冷漠」思維越來越嚴重。在馬路上,前面的陌生人「跌錢」在地上,自己會認為「機會來了,唔好執輸」。前面的陌生人「跌倒」在地上,自己會認為「阻頭阻勢,抵你仆街」。以前的香港人生活空間擁擠,守望相助者眾;今天的香港人生活空間依然狹小,冷漠無情的人卻不斷增加。其實,只要看一個人對待陌生人的態度,就知道那個人的心理格局了。

看著很多香港人參與2014年雨傘運動佔領馬路,有些香港人會說「阻住條路,搞亂社會」。看著2016年旺角騷亂中被捕人士被判或者可能被判重刑,有些香港人會說「拍照流連,搞亂社會」。看著一眾立法會議員被取消或者可能被取消當選資格,有些香港人會說「玩到出火,搞亂社會」。這種「亂」往往是一個人想像自己站在高崗上,孤家寡人,羽扇綸巾,俯視眾生,憑空杜撰想像出來的。站得那麼高,聽不到他們爭論甚麼,只看到他們爭論得很「亂」,然後就開始想入非非。其實,在任何真實的社會當中,人與人之間總會有不同意見,會有爭議或衝突,相當正常。如果在不好奇、不了解、不問是非、不分對錯、不講事實、不談道理的愚昧無知前提之下,通通貼上「搞亂社會」這個標籤,那恐怕只是一種「袪除價值判斷」的單向浮誇反智妄想。歸根結柢,那些人聲稱所謂「搞亂社會」,很多時候只不過是發出「搞亂自我孤立安寧狀態」的控訴而已。別人有甚麼正當訴求,我「冷漠」;別人有一些抗爭行動,我「憤怒」;黑警打人,我「無感」;遊行示威,我「不去」;伸張正義,我「懶理」;讀書反省,真「沒用」;你教訓我,我就說句「干卿底事」;天天掛在嘴邊的口頭禪就是「乜著數、有用咩、仲唔走」,表面上呱呱亂叫,實際上膽小如鼠,批評別人不識時務,不知自己吸吮為樂。「大海航行靠舵手,人海茫茫我孤高」就是這些承接儒法糟粕、集體主義思維的香港人之「座右銘」。「舊香港人」有之,「新香港人」尤甚。這種毒素普遍存在於許多香港人的思維模式當中,堪稱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說的「惡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

依我看來,藥方如下:破除孤高冷漠的「核心」思維模式,建立自由、平等、互助的「網絡」思維模式。後面這種思維模式跟人生信仰密切相關。基督信仰講信望神恩,愛人如己。佛家講緣起性空,眾生平等。他們都各有一套整全的生死觀,很多其他信仰亦然。孰優孰劣,暫先不表。如果站在死亡的角度來看生命,認真思考,就會發現:(一)以漁網為喻,網上有許多交叉紐結點,每個紐結猶如一位獨特個人,彼此無分軒輊,沒有高低之別,因此人人雖有差異,但是在基本人權的標準下,等級完全相同,人人尊嚴相等,此乃平等之真諦。性別、年齡、貧富、種族完全不是分辨基本人權高低的標準。當然,個人氣性才質、社會公共福利,不必求同,應該存異。每個文化、族群,都應保留自己的獨特認同,人權平等絕對不是泯滅這種獨特認同的理由。(二)每個點都是由網線上下左右紐結而成。換言之,沒有外在條件與先決條件,我甚麼也不是,因此懂得感恩與尊重。(三)一個點被破壞了,網不成網,其他點也無法獨善其身,一個人的基本人權遭受侵犯,其他人的尊嚴同樣遭受侵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從來不是專屬於我的我,因此懂得慈悲與互助。(四)每人既體會到自己的人性尊嚴,也體會到自己的人性侷限,既有行善的能力,也有作惡的本錢,必須有自省能力,而且明白到一個人終究逃避不了死亡,以及死後世界的安排,因此懂得謙卑與信仰。不知死,焉知生。

承上所述,香港人的文化積墊多姿多采、悠久豐厚,但卻有著上述文化糟粕與缺陷,而且隨著共禍蔓延與爆發,近年已趨凋零磨蝕。當今之世,香港人應該持續警惕,奮發精進,袪除糟粕,萃取菁華,逐步重建積墊,既體會自由、平等、互助、仁義的重要性,也建立慈悲、謙遜、感恩、信念的生死觀。這樣才是真正的「為人由己」,而在此基礎上,好好學習歷史與文化,尊重及認同香港人獨特的文化身份、族群身份,以至政治身份。這樣一來,方可正視與持續反省自己冷漠、膽小的言行,變化氣質,增長智慧,拋棄以金錢、權勢、面子、歡愉作為衡量人生成敗得失的標準,抑制愚昧、自私、攀比、炫耀、嫉恨、暴躁這些惡劣心理品質。畢竟人無完人,但每人都可不斷反省和改良,點滴從自己的修養、格局、境界做起,無懼世事政情如何愁雲慘霧、風起雲湧。擁有信念,就有希望。

綜觀全局,專制政治、紅色資本、人口換血(新香港人、移民政策,福利政策)、文化改造(慢性摧毀廣東語言、正體漢字、香港文化的計畫)、國民教育、國安立法,是壓在當今香港人頭上的六座大山。在2014年中國人大831決定公佈以及雨傘運動落幕之後,香港人對於突破「專制政治」的激情逐漸冷卻,一時之間也不知該如何改變政制原地踏步的狀況。但是,面對其餘五座大山,我們怎能視若無睹?香港人至少必須傾盡全力阻止其餘五座大山擴大,並且循著上述思路,守護香港獨特的優良文化、語言、族群,逐步粉碎這些大山。我們不宜暴躁,也不應漠視。際此香港人存亡絕續的緊要關頭,距離2047年大限還有30年,香港人不應再在「順民、暴民、移民」三者之間擇一而行,而是要好好做個智勇雙全的「公民」,重視真相,明辨是非,守護公義,力行不懈。前途充滿荊棘,改變始於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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