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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 歷史的分水嶺

2017/6/1 — 15:50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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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有人民活在獨裁的社會內。他們的人權受到剝削,遑論享有民主政制。他們生活艱難,覺得自己「一無所有」。他們更深知政權的貪腐,令他們感到絕望。

這種絕望逐漸變成不滿,而這股不滿最終在1989年爆發了。人民違抗政權對於示威集會的諸多禁止、阻撓,湧到大型公眾地方示威。參與的有學生、知識分子、勞動階層。起初,人民要求的並不是推翻政權,只求政權改革。在這階段,政權軟硬兼施,一方面說會有改善,另一方面又以秘密警察、公安、軍隊的傳召來向群眾施壓,亦會在官方喉舌抹黑示威的人民。

眼見政權的拖字訣策略,在示威場地的人民開始把訴求升級,要求全面民主,推翻專制。政權就此把國家邁進高度戒備狀態,批評示威的人民為需要果斷清除的西方外部勢力棋子。但士兵、軍隊最終拒絕動武傷害自己的國民。政權知道大勢已去,就自行逐步結束專制,把國家推向自由民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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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裏,大家可能質疑我在胡說甚麼。1989年的結局不是政權通過軍隊在北京屠城來維持專制嗎?不過,我上述的1989年往事並不是發生於中國,而是發生於東歐。在1989年,同樣是面對着人民的聲音,中國的專制政權選擇了暴力鎮壓,東歐的專制政權(縱使起初不自願地)選擇了自由民主。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分水嶺,因為兩群被壓迫人民的命運從此不一樣。

有人會說,中國政權的鎮壓帶來了28年的經濟繁榮穩定,反觀東歐這28年來的經濟表現有好有壞。我並不逢中必反、逢政權必反,所以不會把中國政權過去28年的經濟成就全盤否決。但無論是獨裁或民主,1989年的中國在勞工成本、土地供應、基建、教育水平等指標其實都比1989年的東歐更有高速發展經濟的空間。而東歐這28年的經濟表現更顯示,1989年後成功落實民主政制的地區比起保留獨裁、反自由色彩的地區更能帶動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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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人會說,1989年的中國政權能保存自己的執政地位,反觀當時東歐的政權被瓦解了。既然如此,一個政權在存亡一刻自衞又有甚麼問題?如果大家看看1989年後的東歐,其實固有的政權只是名亡實存。他們不再稱自己為「共產黨」或類似名稱,但他們在官場上仍提供很多有執行政策經驗的人才,在政壇上亦以不同身份、光譜執政。相反,落實民主的東歐地區不需要花大量資源去做維穩、國安工作,就更能把資源放在帶動社會和諧的經濟、民生項目上。由此可見,所謂的「結束一黨專政」,並不一定是人民造反或推翻政權,而是可以成為政權集團自行實施的「可持續發展計劃」。

所以,每逢六四周年,我們要哀悼的不只是生靈的塗炭、政權的鎮壓、異見者的迫害。我們亦要哀悼一個錯過、失去了的重大歷史契機。星期日晚,維園見。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原刊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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