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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暴動」的恐怖主義根源(中)

2017/8/19 — 12:08

資料圖片:六七暴動

資料圖片:六七暴動

筆者在上篇提到,「67暴動」期間香港左派採取的鬥爭手段,完全符合國際社會對「恐怖主義」的定義,並且認為,左派這些血淋淋的恐怖主義暴力行為,它的意識形態根源和行為模式都是來自中共,本文將延續這個討論。

首先,從意識形態根源看

「67暴動」的恐怖主義性質(詳見上篇),是受到當時中國大陸文革期間盛行一時的口號「紅色恐怖萬歲」的影響。換言之,它是大陸「紅色恐怖」在香港的延伸,儘管其規模以及造成的禍害遠遠不及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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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紅色恐怖萬歲」的思維,當然是直接來自毛澤東本人。文革時的紅衛兵小報,很多時在刊載「紅色恐怖萬歲」這一口號時,往往會登載一段「最高指示」,就是毛澤東這番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就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1]毛澤東這番話,成為文革期間任意打死人的一個藉口或護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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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毛澤東還以非常明確的身體語言表明他是支持這些恐怖主義行為的。文革期間第一個被學生活活打死(1966年8月5日)的高等院校校長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簡稱「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造成這宗血案的宋彬彬不但沒有受到懲罰,反而獲得在天安門城樓為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章的殊榮[2]。這就說明,文革時的「紅色恐怖」的源頭就在毛澤東。

毛澤東更從具體政策上鼓勵這種「紅色恐怖」。根據盛雪《中共與國家恐怖主義》一文的記載:

以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正式開場的文革,宗旨就是消滅一切牛鬼蛇神。六月間,恐怖暴力的打人之風開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傳達了毛澤東的「關於發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毛澤東說:「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壞人光榮」。一個月之內,在北京被打死的各類人就數以千計,後來中共官方統計說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餘人,那就是說,至少打死了這麼多......毛澤東於八月二十二日親自批轉了一個名為《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於是全國爆發了殺人狂潮。「最高指示」傳遍全國,殺戮在全國範圍進行,全國在這場文革初期的「紅色恐怖」中,被殺者應不下十萬。

在毛澤東的煽動下,北京紅衛兵「奉旨殺人」,當時一張紅衛兵大字報就是這樣這樣宣揚「紅色恐怖」:

首都的紅衛兵戰士們,.....向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公開宣戰:紅色恐怖籠罩著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北京。
革命人民歡呼:好得很!好得很!!偉大的紅色恐怖萬歲!.....
在今天,在「五星紅旗迎風飄,六億神州共舜堯」的毛澤東時代,我們無產階級做了國家的主人,我們要徹底軋碎舊世界,創造新世界......
誰要攻擊無產階級,無理,殺;
誰要與毛澤東思想唱對台戲劇,無理,殺;
誰要反對無產階級起來造反,無理,殺;
誰要抱住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無理,殺;
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恐怖,是紅色恐怖,是正義的恐怖,是必勝的恐怖!

正因為毛澤東的直接鼓動和縱容,使全國陷入一片「紅色恐怖」中。在這個背景下發動的「67暴動」就必然會出現滅絶人性的恐怖主義行為。所以,在「67暴動」中出現的恐怖主義,其意識形態根源,可以直接追溯到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

文革期間武漢一張宣揚「红色恐怖」的海報。

文革期間武漢一張宣揚「红色恐怖」的海報。

其次,從行為模式看

筆者在上文指出,「67暴動」的恐怖主義特點是:四處放炸彈威脅平民、定出四個「漢奸」以便對之「實施民族紀律」、光天化日下殺死林彬。這些行為模式不是一般的政治暗殺。政治暗殺,古今中外都有,但左派對林彬的處決,卻帶有濃厚的中國共產黨特色。在殺害林彬時用上「鋤奸突擊隊」這個名稱。這類組織,是沿用了中共「武工隊」(全稱「武裝工作隊」)的形式。「武工隊」是中共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建立的正規軍和游擊隊以外的地方武裝力量,其任務之一就是「鋤奸」。

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曾明確地規定武工隊的任務有五,其第四條就是:「剷除漢奸」。第一二九師政治部則在1942年9月3日頒發的《關於武裝工作隊的幾項決定》中規定武工隊的任務有三,其第三條就是:「懲治死心塌地的漢奸、特務」。

大陸的搜索網站《百度》「武工隊」條目詳細解釋了「武工隊」在「鋤奸」過程中採取的不同暗殺模式後總結說:「武工隊的鋤奸活動,可以說是中共特色的恐怖活動」。根據《百度》:

處死漢奸的方法,如果有條件的,都是活捉後,公開處決。為了達成警告的效果,有的還將其他被活捉但罪不該死的漢奸一同捆綁到某一執行地陪綁......無法活捉的,則選擇適當的機會設法接近然後將其刺殺,或者在趕集時趁人多混亂將其刺殺,或者在月黑風高的夜晚潛入其住處「掏窩」,或者偵知其所要經過的路段,事先隱藏在青紗帳或稠密的樹冠中,遠距離狙擊射殺,或者利用關係潛入其據點中,尋機將其處死。儘管是秘密處決,但一般都要張貼佈告宣佈其死刑。因為武工隊的關係多,......所以想殺誰,基本誰就跑不掉......說到這,讓人又想起賓拉登「基地組織」的恐怖活動,對偽軍偽組織中的人來說,武工隊的鋤奸活動,可以說是中共特色的「恐怖活動」。

《百度》最後還說:

武工隊既有著基地組織搞恐怖活動那樣的讓人防不勝防,又有與當地人民群眾親爹娘一樣的血乳交融,......對於敵人來說,是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是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

從《百度》在本條目中,兩度用上「恐怖主義」來形容中共領導下的「鋤奸隊」的本質。從該網站的描繪,香港左派在暴動期間無論在擬訂「漢奸名單」或私刑處決林彬,都是沿襲了中共「鋤奸隊」的手法。《百度》對鋤奸隊作出雙重性質的概括(「對敵人來說是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對中國人民來說是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用來描繪67暴動的參與者十分貼切,正因為他們至今認為自己是「反英抗暴」的民族英雄,所以堅決否認自己的行為是恐怖主義行為。

所以,筆者認為,「67暴動」的恐怖主義,思想根源是毛澤東,行動根源是中共的「武共隊」。 

那麼毛澤東的「紅色恐怖」根源又在哪裡?筆者認為,恐怖主義的理論根源來自馬克思,政策的根源則來自列寧,篇幅關係,留待下篇再述。

文革期間北京紅衛兵的大字報。

文革期間北京紅衛兵的大字報。

 

[1]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
[2]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宋彬彬等率師大女附中參加,獲安排在天安門城樓上親手為毛澤東戴上綉著「紅衛兵」三字的袖章。毛澤東問她名字,得知她叫宋彬彬後,毛澤東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彬彬答:「是。」毛澤東回道:「要武嘛。」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一文。8月21日,《人民日報》轉載了此文,文章稱:「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天。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主席還給我取了個有偉大意義的名字。……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

 

(文章原刊眾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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