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一粒花生看世界

2018/5/20 — 18:37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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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大學學界有粒大花生,本人有幸一嘗。事緣一位有二十年年資的兼任講師被學系削減課堂,收入減少,由是發公開信,指系方沒有道義。系主任不甘示弱,立刻撰文反駁。該講師戰意甚濃,也再用公開信回應,一場筆戰由此展開。此事耐人尋味,不少看官都在討論誰是誰非,看雙方的證點、論據是否站得住腳,看雙方在用何種理由去伸張自己的「道義」。圍觀者置身事外,彷彿這不過是好戲一場。

一所大學用靈活安排資源之名,聘用若干的兼任老師。然而一個兼任老師可以在同一職場兼職二十年,則證明那不是一個突發或彈性的職位,可見此事並不單純。靈活運用資源之說是站不住腳的,節省開支才是根本。這也不是個別學系的決定,而是整個大學為了全體削減開支而引發的政策。是為了資源調撥的方便,而犧牲了僱員,也犧牲了工作的「穩定性」(stability)。這可謂新自由主義的典型案例。

在這時代講穩定猶如外星話。更常聽到的是對渴望穩定的嘲弄:在這個知識型經濟/科技日新月異/多元智能/瞬息萬變的時代,追求穩定完全是不思進取,追不上潮流。新自由主義下,工作零散化、兼任制橫流、合約制當道,「穩定」彷彿是痴人說夢。但這就代表渴望穩定是愚昧、不合理的嗎?一個人希望成家立室、供養家庭,或為人生的經濟尋找穩定基礎,希望未來有安穩與保障,無論古今都是常理。在新自由主義出現以前,「工作」、「職位」本身就與「穩定」掛勾。因為提供穩定職位,讓在職人士、勞動者有安穩和保障,曾經是顧主的責任。新自由主義前的歐洲,也包括香港的公務員、教師(包括大學老師),嚴格的勞工法例要求顧主對員工有大量的保障。這在當時是常識,也是過去百多年工人運動的成果。二十年期的「兼職」在當時是有違常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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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日我們也追求穩定,只是改了個名字叫「生涯規劃」。而跟你說最多「生涯規劃」的,就是叫你買保險的經紀。有常識的人都知道世上沒有良心顧主,或者說,你不能期望顧主有良心,畢竟連法律和合約也申明顧主對你沒有責任。於是人人急著買保險,急著為自己的不安感找個出口。人們還是想穩定的,然而新自由主義用「自由」之名,將之換走了,一切不再有保障。從此穩定不再是顧主的法律責任,而是一種昂貴的商品,社會越是不穩定,人們的不安與恐懼越是強烈,所對應的保險類型就越多。

這次的大學花生,就是新自由主義社會的後遺症之一。新自由主義化的大學,將學系與兼任老師對立,也讓兼任老師們互相對立。為了爭取兼任的職位,講師要論證自己在資歷、課檢、學歷上的優勢,比較誰更值得留低,從而攻擊系方不顧「道義」。但這也就等於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大家都是來競爭的,我比較有優勢,所以要選我。這種競爭正正是大學削資所造成的處境。如果我們接受削資,也接受這種競爭,就意味系方可以理所當然地削減某些人的工時。如此,就總會對一些人的道義有虧欠。這也造成不少圍觀者的評論,認為既然系方一定要削工時,為什麼不可以削你的?就因為你有家庭?那誰沒有家庭?這就構成一種兼任者之間的對立和矛盾。但這就是新自由主義,或更直接是資本主義的慣技,讓弱勢與弱勢對立。在花生的當下,沒有人去想大學撥款、系內財政的問題。我們就是在意「誰有道義」、「該講師課檢分數的高低真假」,要轉移焦點變得極其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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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兼任制度是為了長遠培養本地學術人材而設的,讓年輕學人累積教學經驗,也有機會繼續研究。年資高的講師應知所進退,給年輕人機會。這聽上去是一個取捨的問題,彷彿雙方價值本來就是對立的。然而,提拔新學人與保留所需人材,兩者之間衝突何在?長遠的學術人材培養及學術階梯是重要的,但另一方面,二十年的兼任也反映出該名學者的課堂是重要的。事實上大學,以至我們的社會,沒有必要在兩者之間作取捨。我們既可以有讓人累積經驗的職位,也可以有穩定和有保障的職位。

在社會環境改變、產業急速轉型的情況下,某些工種可能會逐漸被淘汰。產業轉變的風險無可避免,但這為什麼得由僱員單方面承擔?何以僱主僱員共同承擔的方案未被考慮?例如僱主可安排僱員進修轉向新的職位,或是容許僱員在某段時間內開發出新的工作方向,正如當今許多科技公司經常放任員工去嘗試新的項目。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人作為工具被用完即棄,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生活的保障少之有少。而僱主不願共同承擔,一味叫人自力更新,自己卻享受著剝削員工、逃避責任所帶來的種種利益。兼任制的問題不在於解聘,而是解聘太簡單容易,令僱員單方面承受風險,使僱主迴避了責任。

過去二百年,人類的生產力、人均收入都不斷提升。理論上社會整體可以承擔更多產業轉移的風險。但三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逆轉了社會承擔的趨勢,令個人承擔的風險越來越高。面對急速轉變的產業模式,西方開始提出universal wage的概念,讓所有人,無論有沒有工作,都可以收取基本薪金。這是另一種徹底的社會承擔,令僱員面對不穩定的產業結構仍然得到生活的保障。在香港或許是天方夜譚。但之所以難以想像,是因為我們太習慣生活的保障是個人責任,而不是僱主及社會一起承擔的責任。

當然,一個學系受大學校方的壓迫,也是無奈。更合理和有承擔的做法,在現行制度下幾乎不可能。所以本文想說的也不是令看官與學系和校方對立,也沒有辨法評論學系是否有道義。要回應新自由主義對教育、學術、人生、社會的摧殘,惟有靠所有人的組織與參與。如此,我們不只花生一個人的道義,而是證成所有人的道義。這不應該是一個人的鬥爭,而是所有人的鬥爭。

(本文的出現端賴 Jacky Tai 所提出的討論,部份內容出於對 Joe Li提問的回應,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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