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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香港歷史筆記:中西區叛逆之都史蹟徑(一)

2018/5/18 — 11:45

荷李活道60號現貌。(圖片來源:長春社)

荷李活道60號現貌。(圖片來源:長春社)

(編按:長春社自2012年起推出《保育香港歷史筆記》,為香港歷史中消失的景物進行記錄。就此長春社高級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構思出兩條史蹟徑,讓公眾更加了解本港反清運動歷史。)

孫中山史蹟徑主要介紹孫文早期在香港活動的地點,但他在1895遭香港政府驅逐出境後,多以海外為據點,但一直到民國政府成立以前,香港仍然維持不少反清據點。這些據點可能因為不是由孫文主持而少為人知,長春社建議的史蹟徑希望可令大家知道除孫文外,很多人士也在香港戮力反清。

香港的反清歷史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為1895年到1904年的興中會時期,當中只有兩次軍事行動;第二期為1905年到1908年的香港同盟會分會時期,共有七次軍事行動;第三期1909至1911年同盟會南方支部時期,有兩次軍事行動,當中包括較多人認識的「三二九(黃花崗)之役」,是在香港統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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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1895年興中會在香港成立,廣州之役
1899年中《中國日報》創辦,但到1900年初才出版成功
1900年興中會惠州之役
1901年1月10日楊衢雲遭清政府暗殺
1901年5月青山農場成立
1903年初大明順天之役,但在行動前已失敗
1904年中李陞格致工藝學堂成立
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
1905年11月下旬香港同盟會成立,陳少白任首任會長
1906年秋馮自由接手《中國日報》,並任香港同盟會會長
1907年5月22日餞平黃岡之役
1907年6月2日惠州七女湖之役
1907年9月欽州防城之役
1907年10月汕尾之役
1907年12月鎮南關之役
1908年3月欽廉之役
1908年4月29日河口之役
1909年冬同盟會南方支部成立,胡漢民任支部長
1910年2月廣州新軍之役
1910年4月支那暗殺團在香港成立
1911年4月27日三二九之役(黃花崗之役/廣州起義)

 

中西區叛逆之都史蹟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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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捷發號四樓同盟會分部(現恒生銀行總行)

自1908年河口之役失敗後,同盟會軍事計劃停頓,故一改過往秘密作風,公開招攬會員,於當年上旬在上環德輔道先施公司對門三樓(按先施公司當時在皇后大道172-176號,德輔道中173-179號的先施要到1917年才開張,以往是先施大廈,現為南豐大廈)開設會所,以民生書報社為名,後因地方太少,在同年底把把會所遷至「德輔道中環街市對門」的捷發號四樓,並易名為少年書報社[1]

馮自由指常駐會所的有馮自由、李紀堂、陳少白、劉思復等。劉思復原計劃炸死廣東水師提督李準,但在廣州裝配炸彈時不小心引致爆發受傷,1907年被捕後,1909年被釋放,在1910創立了支那暗殺團。曾參與1911年廣州起義的選鋒隊長莫紀彭和支援起義行動的徐宗漢也曾到過捷發號四樓。據莫紀彭回憶,捷發號是一間白糖店,四樓內有酸枝桌椅,地氈,又可打桌球。不過當時已欠租三四個月,而陳少白更是從不出現[2]。陳少白當時為《中國日報》翻譯《幾度山恩仇記》,但有時送不出稿費,陳便不交稿[3]

 

第二站:青山棧(現中環街市)

在中環街市內的青山棧由李紀堂創設,出售經小輪運來的青山農場農產品。

李紀堂是香港富商李陞三子,在宗譜的名字為李寶倫[4],又名李柏或李北。1896年由楊衢雲主盟加入興中會。青山農場在1901年5月開設,李紀堂稱之為「種植畜牧場」,初時用去了他一萬餘元。開辦農場的目的是「以便內地逃亡及海外歸來諸同志之集合[5]」。

有關青山農場在反清活動的回憶要到北伐後才公開,但有關青山農場在農業上的資料,其實是有的,而且還是當時的資料。《德臣西報》1906年7月27日第五版,便有關於青山農場的大篇報道。文中形容青山農場是荒山中的綠州,而且採用歐洲的耕種方法,沒有使用傳統中國以糞便為肥料的方法,灌溉方式則以鐵管引水。農場種植的水果有葡萄、香蕉、蘋果、梨、橙、西瓜、蜜瓜、荔枝和菠蘿等。蔬菜則有生菜、蘿蔔和西洋菜等。農場還有養豬,而且非常衛生潔淨。香港政府的報告也有提及青山農場曾嘗試繁殖歐種豬,可惜不算太成功[6]

1895年落成的第二代中環街市,青山棧便是在其中。

1895年落成的第二代中環街市,青山棧便是在其中。

1907年的報告指政府進口了不同種類的甘蔗,這些甘蔗的產量較一般種開的高,並把這些甘蔗分發給新界的農戶,而除了青山農場外,其他農場獲分發的甘蔗都死光。政府認為失敗的原因是華人不明白用進口甘蔗的好處,或者根本沒有力氣把握機會[7]。事實上青山農場種植甘蔗非常有名,引入檀香山的品種(這可能是鄧蔭南所為),夏威夷研究農業昆蟲的學者也到農場參觀,並受李紀棠招待[8]

除了鄧蔭南外,青山農場還有一個「管場人」。馮自由記道:「丁未年潮州黃崗及惠州七女湖二役之敗將,常隱匿其間,以避清吏通緝。管場人以若輩不愛惜花果,任意毁壞,屢請紀堂加以制之,而紀堂皆一笑置之[9]。」馮氏沒有提供這個人的名字,但《德臣西報》和香港政府的報告則有提及。政府報告只簡單的說是Mr Kim,而《德臣西報》則指是Mr O.H. Kim,相信是同一個人。

 

第三站:革命軍實行部及黃興藏身地點(擺花街12號)

擺花街的據點和三二九之役(新曆為1911年4月27日)有直接關係。辛亥年正月(即1911年1月尾到2月)同盟會在香港成立革命軍統籌部,地點在跑馬地黃泥涌道35號(現153號),由黃興任部長,立即再在擺花街成立實行部,負責製造炸彈準備暗殺,人員有李應生、李沛基(援)和莊六,另有女黨員徐宗漢、莊漢翹、卓國興、黃悲漢、李晚援。執行部在3月遷往廣州甘家巷[10]

幾乎所有文獻也沒有紀錄擺花街門牌,但據莫紀彭回憶,在廣州行動一個月前,也即是執行部遷回廣州時,莊漢翹的十八歲小叔馮子平同情革命軍,和他的好友高翰書在三二九行動前一個月要求黨人把他們藏起,向他們的家人要求七千元贖金。當時他們的藏身地點為擺花街12號,而有一段時間兩人由徐宗漢陪同,徐直到三二九行動前才回到廣州附近河南鎮的據點[11]。而據馮自由回憶:「事敗後,黃興出險來港,亦假此地為醫傷之所,徐宗漢為之看護[12]。」清楚指出「藏參」地點和實行部為同一地點。

徐宗漢原名徐佩萱,廣東香山人,十八歲時嫁兩廣總督署洋務委員李慶春的次子李晉一。李晉一曾和陳少白一同學習英語,李晉一在婚後數年病逝,遺下一子一女。1907至08年間,徐到南洋檳榔嶼幫助其姊辦學時加入同盟會,於08年先回廣州後到香港找馮自由,再回廣州和高劍父組織同盟會分會[13]

三二九之役在4月27日失敗後,黃興逃到河南鎮找徐宗漢,在她的掩護下在4月29日到香港,由於當時風聲很緊,黃興便匿居在擺花街12號,而馮子平和高翰書二人仍在,黃興也吃了一驚。黃興那時右手已斷了兩指,有一指將斷未斷,要到雅理氏醫院(現荷李活道77-81號)做切除手術,須家屬簽字,徐宗漢便以黃興妻子名義簽字,日後弄假成真,成為真正夫婦[14]。如果覺得這個故事浪漫,請留意黃興當時已有妻子,他19歲的兒子黃一歐也有參與廣州起義[15]

 

第四站:香港李陞格致工藝學堂(現前中區警署)

李紀堂的父親李陞在1900年去世時,留下了一百萬元的遺產給他。李紀堂除了用了約一半遺產去支助大明順天之役外,還興辦了李陞格致工藝學堂(也稱李陞格致書院)。學堂在1903年開始籌備,當時已找到應該是小利蘭 · 史丹佛大學首名華人畢業生鄺華汰回香港當校長。

鄺華汰

鄺華汰

鄺華汰為廣東新寧人,(即台山,他姓氏的英語併作Fong也因為是以台山話發音),1866年4月出生,1881年到美國加州求學,成為基督徒,1896年畢業於史丹佛大學的科學及經濟碩士課程,同年成為美國紐約興中會會長,1903年到香港籌備開辦李陞格致工藝學堂[16]。學堂在1904年3月5日開始招生,3月22日啟館。上課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下午3時,學費一年二十四圓。第一年上課地點是荷李活道18號的一座洋樓[17],收了七十個學生,但到年終考試只剩下了三十五個[18]。除鄺華汰外,他的太太Emma E Howse教英語,另一興中會會員楊襄甫教中文[19]

 

現時荷李活道並沒有18號,道路南側第一間建築物便是舊中區警署總部大樓,門牌為荷李活道10號,之後便跳到20號。總部大樓在1919年落成,在李紀堂創立李陞格致工藝學堂時,總部大樓原有一排房屋,門牌號碼為雙數2至18號,政府要到1916年5月才收回土地興建總部大樓[20]。 學堂創立時所在位置,就是總部大樓的西北角。

1901年的政府地圖顯示當時的荷李活道仍有2-18號。

1901年的政府地圖顯示當時的荷李活道仍有2-18號。

第一屆畢業禮在1905年1月28日皇后大道中66號下學年的新校舍舉行。鄺華汰指學校不是只要讓學生懂得操作機械,還要明白當中原理,可以領導工業生產,不用再在外國人指導下工作。第二屆的畢業禮在薄扶林道31號舉行,有學生的兵操表演,李紀堂在致辭時指兵操和體能訓練可以在外國侵略或遇到強盜時保家衛國。

可惜的是鄺華汰在1906年5月9日去世。校長的離世加上李紀堂當時財困,學校只辦了兩屆便結束。

鄺華汰和學堂的學生合照。

鄺華汰和學堂的學生合照。

位於荷李活道18號的學堂。

位於荷李活道18號的學堂。

 

第五站:萃文書坊/莊(荷李活道60號)

位於荷李活道60號的建築物雖然和反清活動沒有直接關係,但前身是由是興中會和中華革命黨成員霍汝丁經營的萃文書坊(又稱書莊),也是華仁書院創校時校舍所在,已有一百年左右的歷史,極具保育價值。

楊衢雲在1895廣州之役後曾出走到南非,並成立興中會的分會。據馮自由的《華僑革命開國史》:獨有約翰尼士堡埠黨員霍汝丁(字勝剛)於民初返國,曾投資於李萁所創辦之江南福羣實業公司,後數年復開設萃文書莊於香港荷理活道60號,專經營書籍文具事業。該店至今猶存,南非洲興中會史事,獨此一人知之[21]。《華僑革命開國史》最早於1946年重慶出版,也即是萃文到二戰後才結業。而1935出版的《中國經濟月刊》當中的英文廣告,也刊有萃文的地址,清楚指明是香港荷李活道60號。

1935年《中國經濟月刊》第17卷中的廣告

1935年《中國經濟月刊》第17卷中的廣告

荷李活道60號現時為建議二級歷史建築,古蹟辦單從建築物的外表估計建於1920年代,但事實是否如此?

長春社目前找到萃文存在確實年分最早的文字紀錄,是1920年10月2日由「北洋政府」刊物《政府公報》的廣告,香港萃文書坊是《實用開礦全書》全國分銷商之一。另一分刊物《外交公報》第五期,錄有1921年8月7日駐南非洲領事館報告的《南斐洲華僑籌設專售國貨公司並所擬簡章》。報告中的東方商業有限公司,總店設在「周漢尼士備格」即約翰尼斯堡。簡章第17條提到暫借萃文書莊為駐港通信處。

 

華仁書院(當年稱為華仁英文學校)則是由徐仁壽在1919年12月於荷李活道60號三樓創立,當時學生只有四人,翌年學校擴充至四樓,到1921年農曆新年之才後才遷出[22]。而萃文最遲1920年已經開業,可證華仁和萃文是在同一幢樓宇,而建築物在1919年底已存在,有一百年左右的歷史。

1920年10月2日的政府公報

1920年10月2日的政府公報

按馮自由的說法,也可推斷萃文開業的時間可能更早。霍汝丁投資的福羣實業公司由同盟會員李萁創辦。李萁,原名祺礽,字不生,自號介齡,1872年左右[23]出生廣東陽江縣,大約二十歲時因他的家遭土豪欺凌而到香港,得父執李煜堂(馮自由外父)幫助到藥材行打工,其後到三藩市發展,1910年初在美國加入同盟會,同年秋賣掉在美的產業回到香港。1911年春負責粵港聯絡事務,後任《中國日報》經理。李萁在1912年春夏間創辦福羣實業公司時,得李煜堂和霍汝丁等人投資[24],可見霍氏在民元已經返國,在後數年開設萃文,按理也不過1920年。而按日後的歷史發展,霍氏等黨人也不可長留內地,因1913年7月爆發「二次革命」和「討袁戰爭」,8月親袁的龍濟光進佔廣州,並開始緝捕黨人,黨人難以在內地立足,孫文自己也要東渡日本,並在年9月成立中華革命黨。李萁參加了在廣東一帶的抗袁武裝行動,並在1915年1月3 日獲任命為革命軍廣東游擊隊司令[25],可惜的是他在同年11月因病和自軍的炸彈意外爆發的碎片所傷而死亡。 1917年2月,朱執信發起募助李萁歸葬費,孫文和霍汝丁也是發起人之一[26]。霍汝丁和李萁是姻親,霍的女兒嫁了給李萁的長子李伯駿。

霍汝丁曾去信中華革命黨總部,發起設立該黨的駐香港聯絡處,該信未有駐明年分,只標明是五月卅日寄出[27]。此外,霍汝丁也在1923年4月20日被委任為南非洲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正主任[28]

霍汝丁在政治上沒有多大影響,但他所開設的萃文書坊,則在香港的文化和文學史上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香港唯一全面銷售因新文代運動所衍生書刊的地方。

據原名岑卓雲的小說家平可(1912-2013)憶述:

「除了商務印書館的香港分店外(該分店只賣上海總店出版的書籍),當時售賣新文藝書籍的書店只有設於荷李活道的萃文書坊。該店的規模不大,初期售賣新文藝書籍只是嘗試性質,來貨很少。不料快就出現求過於供的現象。以後來貨量漸增,而包括我在內的長期顧客也陸續增加。

...關於雜誌,北京和上海出版的期刊也陸續在「萃文」出現,例如魯迅和周作人兄弟所主編的《語絲》,立達學園主編的《一般》,徐志摩等主編的《新月》,林語堂主編的《論語》等等。

...萃文書坊所售賣的雜誌越來越多,我買也買不了,有些雖然買了也沒有時間去詳細閱讀。但其中有一本相當別緻,名叫《幻洲》。它的尺碼比其餘小,封面設計也別出心裁。內容分兩部份,分別稱為象牙之塔,十字街頭。前者由葉靈鳳主編,後者由潘漢年主編[29]。」

平可說他最初在香港買不到魯迅的《吶喊》和《彷徨》(兩本都是在北京出版,因此香港商務印不會出售),要靠他在廣州的朋友才看到《阿Q正傳》的油印小冊子。他後來終於在萃文買到魯迅的兩本書[30]

原名李霖的本地作家侶倫(1911 - 1988)在他的《向水屋筆語》中對這間書店有詳細的描述:

「...除了基本上發售學校課本和文房用品外,同時兼售新文化書籍和屬於思想性雜誌,成為香港最先也是唯一向本地讀者介紹新文化的書店。

...它的門面和儀表和內部陳設,都是它的同行中最不講究的一家。

...主持這家書店的是兩父子,因為店子小,根本用不上夥計,老闆(父親)是個年老的基督教徒,他平日總是穿著過時的洋服,襯衣外面照例加一件背心,結著陳舊的領帶,配合了斑白的頭髮和上唇一撮不加修飾的鬍子,看上去就像一個落泊紳士的模樣。這老人家有着飽歷風霜的一種憤世嫉俗的態度和孤僻的性情。他對當時中國政治上爭權奪利的「時局」極表不滿,碰上熟悉的顧客買書而有所感觸時,常常會咕嚕幾句牢騷話。聽說這老闆原來是『同盟會』老同志,(他的書店裏掛有一幅孫中山像)早年參加過革命工作,可能還當過『民國官』。

...你要買到當時最流行的新文學組織(如創造社、太陽社、拓荒社之類)的刊物,只有到『萃文書坊』去,就是一切具有濃厚思想性而其他書店不肯代售的刊物,它也在半公開地銷售;只要熟悉的顧客悄悄的問一聲什麼刊物第幾期到了沒有,老闆就會親自從一個地方拿出來。還有難得的一點是,那時候賣新文化書籍和思想性刊物的,在他可說是獨市生意,可是他並不以奇貨自居,價錢仍舊照當時的『大洋』伸算港幣,甚至那些半公開出售的東西,也不額外收費。

萃文書坊後來由老闆的的兒子主持。到了戰爭結束營後,書店關門了[31]。」

萃文要半公開地售賣新文化刊物的原因,大約在1903年出生的前慶保中學校長陳謙回憶道:「...在荷李活道萃文書坊販賣新文化書籍,雖然時被警察查究干涉,沒收書籍不少,但新書一到,讀者聞風而動,搶購一空,仍能戈獲大利。[32]」陳謙是慶保中學創校校長陳慶保的長子,住在當時荷李活道54號校舍中,離萃文很近。

萃文出售的雜誌,包括了由中國共產黨初期出版的《向導》和《政治生活》[33]。此外,本港出版的文學雜誌也有代售。筆名李燕的詩人李育中回憶,1934年他們出版《詩頁》雜誌,因侶倫的建議而拿去萃文、良友代售[34]

在大陸,新文化運動因五四運動而引發,但香港對新文化運動的關注卻不是因為五四運動。在香港確有罷買日貨轉用國貨的行動,例如1919年6月間學生的「雨傘運動」,當年6年3日上午11時,有九名就讀歌賦街33號3樓陶英學校的學生各手持油紙傘一把到街上遊行,傘上用白油寫上「國貨」大字,結果在滅火局(即現錦安大廈)前被捕,帶往中區警署。警察拘捕學生的理由是持傘遊行等於巡遊,須得到華民政務司發出的牌照才可,其後更加控因傘上「國貨」二字為若人矚目的標貼,同樣也要向華民政務司領取執照[35]。在學生被捕後,中國製油紙傘在香港學生當中的銷路好了很多,有學校的學生共買入數百把[36]。而被控的九名學生當中八名遭警戒了事,但帶頭遊行,年紀最大的伍秉德,則要罰款十元[37]

不過,據學者陳學然的研究,五四運動對香港「大的迴響或衝擊基本上可以說是不明顯的,也不能算是持久的[38]。」而據平可的回憶,當時平可所讀的育才書社因1925到26年的省港大罷工參與罷課,因此引起了平可對時事和新文學的興趣[39]

研究香港報業發展的楊國雄指,香港第一家晚報,《香江晚報》的報社最初在萃文書坊上[40]。其後在1924年搬到干諾道[41]。不過楊國雄並未提供任何證據,支持《香江晚報》創刊時的社址就在萃文樓上。他指報社由萃文遷到干諾道再遷到卑利街,但該文刊出的1926年的報頭,社址則是在荷李活道93號(印刷不清,但一定不是60號)。而1924年華字日報的報道,指荷李活道報社的鋪主收回鋪頭是希望重新建築,《香江晚報》報社最初在萃文的可能性可謂微乎其微。

《香江晚報》報頭

《香江晚報》報頭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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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197頁。

[2] 莫紀彭,《三年回憶語》,載《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135-136頁。

[3] 同上註,第150頁。

[4] 見《雲步李宗譜》,《列傳譜》第34頁。

[5] 《興中會革命史料》,中央文物供應社,1973年,第345頁。

[6] Report of the Colonial Veterinary Surgeon for the year 1907.

[7] Report on the Botanical and Forestry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07.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Command of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August 5th, 1908, p508.

[8] F Muir, Report on Investigation in South China 1907, in F Muir and O H Swezey The Cane Borer Beetle in Hawaii, 1916, Hawaiian sugar planters’ association, p52.

[9]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475頁。

[10]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正中書局,1964年,第124頁。

[11] 莫紀彭,《毁家報黨三故事》,載《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192-193頁。

[12] 馮自由口述,孫宣武筆記,《黃花岡一役統籌部之活動與國外籌餉》,原刊1953年3月29日台北《中央日報》,收錄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正中書局,1964年,第102頁。

[13]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598-599頁。

[14] 同上註,第600頁。

[15] 黃一歐,《回憶先君黃克強先生》,載《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文中資料出版社,1981年,第614頁。

[16] The Hong Kong Telegraph,17 May 1906.

[17] 見1904年4月27日《中國日報》的廣告。

[18] Hong Kong Weekly Press, 6 February, 1905.

[19] 見1904年3月22日《中國日報》的廣告。

[20] CO129/432 p.676.

[21]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商務印書館,1946年,第117頁。

[22] http://web.wahyan.edu.hk/index.php/stories-of-wyhk

[23] 據朱執信為李萁寫的墓志銘《李祺礽君舊壙志》,李萁死時四十三歲;李死於1915年,

[24]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609-611頁。

[25] 《國父全集》,第八冊,第26頁。

[26] 《國父全集》,第九冊,第586頁。

[27] 黃季陸編,《中華革命黨史料》,《革命文獻》第45冊,1969年,第706-709頁。

[28] 《國父全集》,第八冊,第473頁。

[29] 平可,《誤闖文壇憶述》,《香港文學》,第二期,1985年2月,第99頁。

[30] 同上註。

[31] 侣倫,《向水屋筆語》,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5年,第5-6頁。

[32] 陳謙《「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廣東文史資料》第 24 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 第45頁。

[33] 王曉嵐,《中共早期黨報發行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五期,第42頁。

[34] 《三四0年代香港新詩論集》,第138頁。

[35] 《華字日報》,1919年6月9日。

[36] 《華字日報》,1919年6月10日。

[37] 《華字日報》,1919年6月13日。

[38]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第135頁。

[39] 平可,《誤闖文壇憶述》,《香港文學》,第一期,1985年1月,第98-99頁。

[40] 楊國雄,《香港第一家晚報——〈香港晚報〉》,載《香港掌故》第十一輯,廣角鏡出版社,1987年

[41] 《華字日報》1924年7月14日。

 

原刊於長春社《保育香港歷史筆記》第三期增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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