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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香港歷史筆記:中西區叛逆之都史蹟徑(二)

2018/5/20 — 6:30

楊衢雲(資料圖片)

楊衢雲(資料圖片)

(編按:長春社自2012年起推出《保育香港歷史筆記》,為香港歷史中消失的景物進行記錄。就此長春社高級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構思出兩條史蹟徑,讓公眾更加了解本港反清運動歷史。前文見保育香港歷史筆記:中西區叛逆之都史蹟徑(一)

 

第六站:楊衢雲舊居(結志街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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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衢雲常被指為是興中會首任會長,但首任會長應是黃詠襄[42]。楊衢雲是在廣州之役前才當上會長。1899年底孫文成立了「忠和堂興漢會[43]」,三合會和哥老會推舉孫文為會長,孫文其後向楊暗示,一會不能有兩個會長。楊於是辭去興中會會長一職,並推孫文為會長[44]

廣東政府在1900年11月23日透過英國駐廣州領事向香港政府要求引渡楊衢雲[45],但遭香港政府婉拒[46],因此廣東政府才要「跨境執法」利用暗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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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衢雲所住的結志街52號在結志街和鴨巴甸街交界,在樓宇後有一小巷名三家里。楊衢雲租住的一樓有兩房一廳,他當時以教英文為生,大廳用作課室之用,近結志街,兩間房則近三家里。由於樓宇建在斜坡上,在三家里只要走一小段樓梯便可到楊所住的一樓。

企圖殺死楊的兇徒有十人,1901年1月10日傍晚,他們分三批到楊家,而實際行事的是首先到達的童祥、陳林仔、徐福和李桂芬四人。他們在和風街出發,很大機會沿皇后大道而行,最後經歌賦街再上鴨巴甸街到達。李桂芬先由三家里上樓觀察情況,之後回到街上,其後陳林仔和童祥到楊衢雲的家中行兇,而徐福在結志街和鴨巴甸街交界把風、李桂芬則守在樓下梯間[47]。雖然陳林仔和童祥一同走進結志街52號內,但真正行兇的只有一人。兇手年約30歲,5呎8吋高、黑膚色、中等身材,行兇時身穿深藍色外套。根據陳林仔的弟弟日後在法庭上的證供,真正殺死楊衢雲的是陳林仔[48]

據楊衢雲本人和他學生的口供,案發時間約為下午6時10至15分,當時楊正在教學,陳林仔一言不發走到他的桌旁,開了三至四槍,楊向前倒在書桌上,學生則驚慌四逃,陳林仔也趁混亂逃走。楊的一位陳姓朋友在6時40分到中央警署報案,警方到現場時,楊已到政府公立醫院求醫。醫生在楊的體內取出三顆子彈,楊在1901年1月11日早上因內出血過多而死去。

童祥、陳林仔、徐福和李桂芬四人事後沿鴨巴甸街往海旁逃去,童祥、陳林仔和徐福三人上了一艘舢舨,李桂芳之後出現在油麻地他朋友的艇上,希望能收留他,但遭拒絕。四人後來都到了廣州。

 

第七站:行刺楊衢雲集結點(善慶街1號)

負責在香港替廣東政府打點暗殺楊衢雲的,是原名吳瑞生的吳老三。他曾和駱克一同考察新界,準備香港政府的接收工作,吳老三在1901年1月4日由香港到廣州,見了李家焯和廣東布政使丁體常,丁體常指使吳老三安排殺死楊衢雲[49]。殺手在1月7日由廣州到港,包括童祥、陳林仔和徐福等人。這批殺手均是廣東政府的低級人員。他們聚會的地方有香港善慶街1號李桂芬的家和吳老三在上環和風街的家[50]

廣東政府一名楊姓砲艇管帶曾到李桂芬的家,說緝捕委員李家焯想殺死楊衢雲,問李桂芬可否找人行兇,事成後可得一萬至二萬元的奬金[51]。由於善慶街1號很近結志街52號,李桂芬等人曾利用利用該屋監視楊衢雲。1月9日陳林仔和另一人也在李桂芬家,商量如何殺死楊衢雲。

童祥、陳林仔、李桂芬事後和得二千元奬金,徐福所得不明。

謀害楊衢雲的只有李桂芬一個受到法律制裁。渾名「哨」的李於1903年4月5日在香港被捕,同年5月20日和21日兩日經審訊後被裁定有罪,於6月17日在香港被絞死。不過,其他涉案人士多不得善終,原名Chan Tai On的陳林仔為廣東政府所殺。1901年12月,陳林仔的遺霜到香港,告訴楊衢雲的友人陳已被清政府斬頭,原來梅含理在1901年9月曾寫給陳林仔[52],希望他能回港作證,但信件被清廷搜出,結果他在9月25日被殺,英政府相信陳的被害是吳老三在背後策劃。據聞梅含理在信中表示陳林仔如果願意到香港作證,可獲賞銀五百,更可在香港警隊「充三畫之職[53]」。童祥在1904年8月或9月遭清廷斬首。李家焯因事被貶蒙古[54]。吳老三在1901年10月3日被港英政府出境。香港政府曾討論要求清政府逼德壽下台和賠償楊衢雲的遺族,但因德壽在1903年去世,賠償的事也不了了之。涉案人士中只有徐福一人的下場不明。

 

第八站:1904年《中國日報》報社(荷李活道 92至94號)

《中國日報》為興中會的機關報,在1899年創辦,社址最初為士丹利街24號。到1901年遷永樂街(門牌號碼不詳)[55],1904年,《中國日報》財政困難,由李紀堂出資五萬元,透過容星橋的關係和文裕堂印務公司合併,報社遷荷李活道[56]。馮自由沒有說明荷李活道報社的門牌號碼,但幸好當年的《中國日報》仍然存在,可以從報頭看到門牌號碼為92至94號。

1905年同盟會成立,香港分會在《中國日報》的報社成立,即在荷李活道92至94號,同盟會的會所,也就設在社長室內。之前則在孫文由日本乘船到越南過境香港時,在船上由孫文主持宣誓儀式。初期由陳少白任分會的會長,鄭貫公為庶務,馮自由為書記。香港分會須兼西南各省軍務黨務和海外各地交通事務。

1906年初,報社遷到上環德輔道(門牌號碼不詳)[57],到了1906年文裕堂破產,馮自由向他的外父李煜堂求助,得五千元從文裕堂購回《中國日報》,由馮任社長,同年秋報社再遷德輔道301號[58](由於德輔道西在1907年8月門牌有大幅改動,301號即現時的169號)。1909年冬,同盟會南方支部成立,由胡漢民任支部長,和香港分會劃分權限,西南各省黨務和軍務改由支部管轄[59]。而《中國日報》因縮減開支,在同年冬搬到荷李活道231號(現址)。1910年春,馮自由到加拿大任《大漢日報》主筆,辭退社長一職。1911年廣東獨立後,報社移到廣州,到1913年中龍濟光主粵,遭封禁停刊[60]

 

第九站:同盟會招待所(堅道70至/或72號,現136至/或138號)

香港同盟分會成立初期,孫文曾派胡漢民和汪精衝協助馮自由。由於1907年進行了多次軍事行動,同盟會很多成員來港,香港分會在這年先後設立了多個招待所,據馮自由在《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一書回憶,招待所包括堅道70號[61](堅道在1925年遭改動門牌,現為堅道136號)、摩利臣山道27號(現址)、皇后大道馬伯良藥店四樓、普慶坊、灣仔和進教圍。其中堅道70號由胡漢民夫婦主持。後來胡漢民到河內參與鎮南關之役,招待所搬到摩利臣山道27號,由胡漢民的太太陳淑子主持。此外,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提到,1907年10月日本人萱野長知替同盟會在日本購買軍火 ,以商船運送,原計劃在汕尾接手,但中途失敗,船行經香港中途停泊時,萱野、馮自由和胡漢民等在堅道72號 (現138號)同盟會機關部開會討論補救方法,決定在惠州平海再接械,但又失敗。軍械原船回日本時,遭日本方面扣押[62]。未知兩者是否同一幢建築物還是馮自由記憶有誤,或真是兩幢雙連建築,一是招待所,一是機關部。

 

第十站:支那暗殺團總部(摩羅廟街23號)

支那暗殺團由劉思復在1910年創立。劉思復原名劉紹彬,生於1884年香山縣城。劉氏是當地大族,居住的地方有池塘樓閣,因此被稱為「水樓」。劉思復有兄弟姊妹十三人,他排行第四,他們當中後來受著劉思復的影響而參加了無政府主義的活動[63]

1909年劉思復出獄後攝於香港

1909年劉思復出獄後攝於香港

劉思復在1904年春到日本留學,1905年秋加入了剛在東京成立的同盟會,1906年夏到香港,任《東方報》主筆[64]。《東方報》是鄭貫公死後,《有所謂報》改組而成,社址仍設在荷李活道79號[65]。《東方報》創辦人之一易次乾和安懷女學校長鍾芬庭熟悉,劉思復也經易的介紹在安懷女學教授文史,因此認識了鍾芬庭的助教丁湘田,二人開始交往[66]。安懷女學的地址為結志街11號,校長鍾芬庭即日後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的妻子。丁湘田後來也成為暗殺團成員。另一位暗殺團日後的成員謝英伯也因易次乾關係在《東方報》任記者和在安懷女學教書。

刊於《中國日報》安懷女學的招生廣告

刊於《中國日報》安懷女學的招生廣告

1907年春馮自由、李紀堂、汪精衛在中環普慶坊設立了同盟會的機關,當時同盟會已決定暗殺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劉思復願意執行,並得馮自由和汪精衛的同意,初時在《中國日報》報館四樓製造炸藥,後移到普慶坊,並在李紀堂的青山農場進行投彈實驗。當一切準備就緒,劉思復便到廣州實行計劃。可惜的是1907年6月11日,劉思復在廣州舊倉巷鳳翔書院的宿舍準備炸彈時受傷,警察入內搜查時被補。劉思復那時化名李德山,原因是李德山也有分製造炸彈,當時正回廣西;李德山之名見報時可以提醒他已事敗,不要再回廣東。劉思復也在這次事件中,失去了左手。劉思復在香山監獄在囚其間,丁湘田曾到他的家中,透過劉的弟弟劉石心交信給他,說會設法救他,但被劉思復拒絕[67]

劉思復最終在1909獲釋,之後到香港住在捷發號四樓的同盟會會所。1909年汪精衛在黃泥涌道成立暗殺團總部,次年暗殺清攝政王載灃失敗被捕。劉思復於是決定自組暗殺團,在1910年初成立支那暗殺團。成立之時總部位置有不同說法,據團員李熙斌說,是在般含道16號[68],但團員鄭彼岸之弟鄭佩剛指是羅便臣道[69],簡又文根據高劍父口述更說是赤柱[70]!三者當中以李熙斌所說較為可信,李為正式團員,和陳炯明同日由廣州來港一同加入。而鄭佩剛是團員鄭岸父之弟,鄭岸父當時在北京,要到後期暗殺廣東將軍鳳山後才南下加入暗殺團,鄭佩剛說他當年在香港美孚火油公司做工,因年紀尚輕而任暗殺團的交通員,團員通信寄到他處代轉,而有人到訪,也要經他安排。要肩負如此重任,對不是正式團員的他根本不可能,而且李熙斌生於1892年[71],當年才18歲;而鄭佩剛生於1890年,比李還要大,怎可能因年紀問題不讓他入團?

1901年時玫瑰庄西座的門牌為12號,但1910年時已改為16號。

1901年時玫瑰庄西座的門牌為12號,但1910年時已改為16號。

暗殺團得以在般含道租屋是得留日海軍學生蕭楚璧捐助百元而得[72],活動經費則由李希斌把房產向十三行借押而得[73],陳炯明亦有捐助。當年的般含道16號為玫瑰庄西座[74](Rosa Villa West),即現時般含道66號的位置。玫瑰庄同時是拔萃女書室(即現在的拔萃女書院)在1899年成立的地方,初時只有20名學生,到1905年增加至83名,1912年才搬到九龍現址[75],以此看來拔萃女書室當時可能是在東座。

暗殺團的正式成員包括劉師復、朱述堂、謝英伯、陳自覺、高劍父、程克。數日後陳炯明和李熙斌由廣州到香港,也加入了暗殺團。之後加入的有林冠戎(後改名林冠慈)、丁湘田、鄭岸父(後名彼岸)和梁倚神前後共十二人。謝英伯指團員以年齡排序,他最年長稱大哥。但這說法絕不可信:他在1882年出生,陳炯明(生於1877)和高劍父(生於1879)年紀要比他大。

暗殺團的入團儀式,是要想入團的人一個人在黑暗的房間中對著骷髏一段時間[76]。暗殺團在油麻地設分機關收取預備團員,徐宗漢、李應生(徐宗漢是他姨母)和宋銘黃(後為高劍父之妻)為預備團員。而李熙斌在分機關製炸彈,拿到青山農場試驗。後來為了節省費用而裁撤分機關,1910年7月,總部也遷至摩士忌街23號[77]。據為陳炯明編寫年譜的陳演生指出,暗殺團「機關設摩囉廟」附近[78],摩士忌街其實即摩羅廟街Mosque Street的音譯。

暗殺團共有三次行動。第一次在1910年秋由程克負責行刺載灃,但程克後來變節,沒有成事。第二次在三二九之役後,在1911年8月13日由正式團員林冠慈行刺李準於廣州,李準重傷,但林冠慈也喪命,而另一執行員陳敬岳也被清兵所捕而犠牲。第三次為武昌起義之後,1911年10月25日由李佩基(即李援)成功行刺廣東將軍鳳山。李佩基當時雖然由黃興派來,但他似乎是支那暗殺團的預備團員;李佩基為李應生之弟,莫紀彭有他在油麻地分機關入團的描述[79]

廣東在1911年11月宣布獨立後,暗殺團成員齊集廣州,葬林冠慈於紅花崗。李熙斌其後跟隨北伐隊出發,任炸彈營營長。1912年初劉思復、鄭岸父、丁湘田到了上海,同行的還有莫紀彭,李熙斌隨後亦至[80],準備到北京行刺袁世凱,但汪精衛此時出獄,和團員在南京會面,汪指當時正南北議和,阻止他們前行。團員回廣州時決定把暗殺團解散。

《華字日報》1911年11月10日廣東獨立新聞

《華字日報》1911年11月10日廣東獨立新聞

至於李準,他在武昌起義後透過港商韋玉的關係和李紀堂聯繫,再透過他和胡漢民談投降的條件。李準的條件是保他人身安全和任民國的陸軍中將,而這兩個條件胡漢民也都答應。一日韋玉宴客,更把胡李的換文拿出來娛賓,上有胡漢民同盟會南方支部的大紅印,莫紀彭看到後大受刺激[81],而這事黃興在南京以陸軍部長身分批准,莫紀彭憶述:「歷史上說過:『陳叔寶殊無心肝』他日若然我與黃胡在黃泉三人相逢,仍要問他二人應作何解!?」莫紀彭更因此決定從此不仕[82]

李準

李準

而劉思復在民國初期看見各派之間明爭暗鬥,也使他歸向了無政府主義思想。事實上他在香山入獄期間,已接觸了有關書刊,於是在暗殺團解散後,成立心社和晦鳴學社兩個無政府主義組織,發表心社十二條:不食肉、不飲酒、不吸煙、不用僕役、不婚姻、不稱族姓、不作官吏、不坐轎及人力車、不作議員、不入政黨、不作陸海軍人、不奉宗教。不稱族姓,劉思復此後改稱師復,鄭岸父改稱彼岸,丁湘田稱為扈離[83]。由於有不婚姻一條,劉思復和丁湘田始終沒有結婚。他們二人關係最甜蜜的是在上海期間,劉、丁、鄭、莫四人同住在別克登飯店,劉、丁二人一間房,鄭、莫二人另一間。初時四人一起共晉早餐,但其後劉、丁二人日上三竿仍不見人,好事的鄭岸父在他們房間窗下窺探,發現他們仍未起床[84]

可惜好境不常,在回到廣州後,丁湘田已有身孕,而劉思復則有肺癆徵象。晦鳴學社出版的《晦鳴錄》被親袁世凱的龍濟光查禁,先遷往澳門,以《民聲》為名再出版,後再搬到上海。此時劉、丁二人不言不語,劉更拒絕讓丁湘田進入他的房間。劉思復最後因肺病於1915年3月27日在上海逝世。劉思復的弟弟劉石心認為是經濟關係使兩人的關係惡化[85],但這是對二人的侮辱,筆者相信劉思復是擔心自己的肺病會傳染丁湘田,甚或自己也覺得肺病只會惡化下去而故意疏遠丁湘田;而從丁湘田過去的行為絕不像是為了錢而和劉思復一起。

在劉思復死後,丁湘田仍留在上海,在海寧路三德里冠群女學校教書[86],她在1916年8月20日加入了南社,介紹人是謝英伯和朱少屏[87],並參加了9月24日在上海愚園舉行的第十五次雅集[88]。1917年8年16日,中華新報刊登了丁湘田的來函。丁湘田又著有師復隻手勞動記[89],可惜筆者找不到原書或書文。丁湘田為劉思復育有一女,在南園第十五次雅集的相片中,第一排有一位女士身旁有一小孩,有可能就是丁湘田和她女兒。

南社在上海舉行的第十五次雅集合照,作者估計前排左起第七位女士或是丁湘田。

南社在上海舉行的第十五次雅集合照,作者估計前排左起第七位女士或是丁湘田。

《中華新報》刊登丁湘田的來函。

《中華新報》刊登丁湘田的來函。

莫紀彭最後一次見到丁湘田是在1922年,當時為廣東省省長的陳炯明有一天從自己口袋掏出不到百元港幣,叫莫紀彭交給廳中客人,那人就是丁湘田。相隔十年不見,丁湘田變得老成,但也健康,收下了不夠百元便走。莫紀彭怪陳炯明寒酸失禮,為廣東納稅人省錢卻得失了朋友[90]。但據時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馬育航的女兒馬思琚(音樂馬思聰的八妹)回憶她母親黃楚良所言,陳炯明上台就禁煙、禁賭、禁娼,國家收入一下子沒有了一半,但孫文老是向馬育航要錢,黃楚良曾對她的子女說:「孫文就會車大炮,他在上海每個月生活費有好幾百,你父親是財政廳長,自己家裏吃什麼?黑豆豉生薑燜鰱魚骨[91]。」馬育航本身對支那暗殺團也有貢獻,謀炸李準時,曾協助運送炸藥上廣州[92]。馬育航在陳炯明下台後也到了香港,住在加連威老道20號,馬思聰曾在屋內練習小提琴[93]。1939年,蔣介石的特務組織藍衣社希望馬育航可以到上海找汪精衛談日本人的事[94],但最後在上海竟被藍衣社人員殺人滅口[95]。1940年馬氏舉家搬到上海。馬思聰則在1949年後受周恩來邀請到北京任中國音樂學院首任院長,但在文革中被迫害。因他姓馬,音樂學院的紅衛兵便迫他吃草[96]。在批鬥時一定要說普通話,不許說廣東話[97]。馬思聰最終逃出大陸,在1967年1月15日晚再次踏足香港,其後到美國定居,終其一生[98]

陳炯明

陳炯明

1922年也發生了香港海員大罷工,背後是由前暗殺團成員謝英伯組織[99]。在1921年3月6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海員工會)在香港成立,開幕禮的主席為「孫文代表」。同年11月,海員工會向船公司求加薪:當時海員一般的月薪為二十二元,工會要求月薪三十元以下的加薪四成,三十元以上加薪三成。由於船公司不答應工會的要求,工會逐在1922年1月22日下午5時開始罷工,大批海員乘坐火車到廣州,孫文並指示廣州政府所有的廟宇必須開放讓罷工海員住宿[100],廣州政府徵用了深圳的民居為三千名罷工海員提供居所[101]。香港政府在2月28日規定華人必須有證件才可出境[102],但仍阻不了他們離港。3月3日更發生了香港警察在沙田向罷工工人開槍,造死四死八傷的慘案[103]。最終是廣州英領使傑彌遜獲得陳炯明的幫助,讓海員工會的全權代表連同廣州總商會的代表,在傑彌遜陪同下,在3月4日到香港和船公司和香港政府談判,到3月5日下午5時達成協議,罷工才結束。

香港政府在3月7日致殖民地部的電報指出,罷工是政治事件[104]。根據當時英國駐上海領使法磊斯得到的情報,廣州政府為罷工人士提供食宿是有條件的,他們將來要把薪金增加了的金額的一半交給工會一段時間,作為北伐的經費。而廣州政府只為罷工人士提供十天食物,又拒絕讓工人離開廣州,並指出如果他們要得到食物便要加北伐軍[105]

當時陳炯明就罷工問題和謝英伯弄得不愉快。謝曾要求陳杯葛英國在南中國海的貿易,遭陳拒絕;而陳曾命謝要在2月4日前解決問題,但謝並沒有理會[106]。同時孫陳不和已經十分明顯,香港政府助理輔政司符烈槎在1922年3月14日有關海員罷工的報告上指出:「有很好的理由相信陳炯明不介意趕走孫逸仙,但他認為自己並不強大到可以採取決斷的行動[107]。」陳炯明最終因孫文威脅使用毒氣彈對付粵軍,在同年6月16日和孫文公開決裂。

李熙斌在1910年加入支那暗殺團前在廣州就讀嶺南學堂,和簡又文同級。在三二九一役中被捕後獲釋,因此知道李準辦事和休息地點,才有其後行刺李準的行動。暗殺團解散後,就讀蘇州東吳大學,主修生物,於1918年畢業,1922年任嶺南校長室秘書,1925年任中文系講師,二戰後,到嶺南香港分校任國文教員,到老退休。李熙斌在1960年10月病逝[108]

李熙斌

李熙斌

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曾就讀嶺南,對李熙斌有以下一段有趣的描述:「一頭蓬鬆亂髮,雙眼深陷,臉色枯槁,穿一身色長袍,令人不由得想起魯迅筆下的魏連殳。據說他曾經參與黃花崗之役,所以號七十三烈士,但教歷史卻平鋪直敘,無甚精彩。肅然起敬的一回,是他拿了一冊英文書在翻閱,偷看書名不懂,去查字典,原來是相對論淺釋。極為滑稽的一幕,則是校內盛傳每年12月12日12點鐘,大操場升旗台會有冤鬼出現。那天半夜寒颼颼的,我們躲在窗後屏息而待。果不其然,一個黑影就在對面樹影下踱步,然後雲開月現,黑影一抬頭,臉色慘白,正就是李老師!大家情不自禁,嘩然大叫起來。他氣極了,跑來把我們狠狠訓斥一頓。這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想來,烈士暮年面對這群無佑頑童,哭笑不得之餘更必有無限感慨吧。[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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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823頁;又據宋居仁的回憶,黃雲湘被選為會長,楊衢雲為財政,黃雲湘可能是黃咏襄之誤,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九冊,正中書局,1965年,第464頁。

[43] 「忠和堂興漢會」這名字幾乎不見於中文的第一手資料中。宮崎滔天的自傳《三十三年の夢》以伏字作「○○堂○○會」,見平凡社出版的《宮崎滔天全集第一卷》,第155頁;其《清國革命軍談》作「忠和黨」,全集第一卷第272頁;《支那革命物語》作忠和堂,全集第一卷第415頁。日人平山周的《中國秘密社會史》,指「興漢會」成立光緒二十五年,即1899年,見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商務印書舘,2011年,第172頁。

[44] 謝贊泰在1922年8月 9日刊登於《士蔑西報》給孫文的公開信中指,他是在1898年3月勸楊辭去興中會會長一職;但在1924年出版的《中華民國革命秘史》中,則指楊衢雲是在1900年1月24日到香港時告訴他孫文暗示叫他辭職的事。由於興漢會在1899年底組成,謝不可能在當年3月便勸楊辭職;另謝在書中錯把興漢會寫成同盟會;但考慮到興漢會的神秘色彩(見上註),謝在當時不知道興漢會之名,一點不足為怪。

[45] CO 129/305 p.502-504.

[46] CO 129/305 p.517.

[47] CO 129/317 p.507.

[48] CO 129/317 p.501.

[49] 據江恭喜同鄉的口供(CO 129/305, p. 526),另楊衢雲的口供更指是江恭喜告訴他,是「丁藩台」和吳老三合謀想殺他(CO 129/305 p.534)。藩台,即布政使的別稱。

[50] CO 129/317 p.516. 

[51] CO 129/305 p.526.

[52] CO 129/312, pp. 175-176.

[53] 《華字日報》,1911年8月16日。

[54] CO 129/324 pp. 355-356.

[55]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59頁。

[56] 同上註,第60頁。

[57] 同上註,第61頁及第536頁。馮自由在《陳少白時代之中國日報》一文中指:(乙已年)「十二月,《中國日報》復由荷理活道遷至上環德輔道(第61頁)」;在《香港同盟會史要》中,則指:「丙午春從荷利活道遷至德輔道(第536頁)」。由於乙已年的舊曆十二月即1906年的一月,因此報社應在當年初搬遷。

[58] 同上註,第62頁。

[59]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199頁。

[60]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商務印書館,1946年,第10頁。

[61]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139頁。

[62] 馮自由,《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第350-354頁。

[63] 劉石心口述,《關於無政府主義活動的點滴回憶》,載葛懋春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927頁。

[64]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111頁

[65] 據《有所謂報》報頭。

[66] 謝英伯,《人海航程》,載《革命人物誌》第十九集,第308頁。

[67] 劉石心口述,《關於無政府主義活動的點滴回憶》,載葛懋春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第929頁。

[68] 李熙斌,《清末支那暗殺團紀實》,《廣東文獻》,第一卷,第三期,1971年,第106頁。

[69] 鄭佩剛,《劉思復之暗殺活動》,《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專輯》

[70] 簡又文,《革命畫家高劍父——概論及年表》,傳記文學,第二十二卷,第二期,第87頁。

[71] 李熙斌,《清末支那暗殺團紀實》,《廣東文獻》,第一卷,第三期,1971年,第105頁。

[72]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763頁。

[73] 施正甫口述,《三二九廣州起義的回憶》,載《廣西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1981年,第21頁。

[74] Index to the Street, House Numbers, and Lots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910, p4. 玫塊庄中文名稱據1884年7月12日香港政府憲示第二百五十一號。

[75] Susanne Hoe, 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12.

[76] 謝英伯,《人海航程》,載《革命人物誌》第十九集,第326頁。

[77] 李熙斌,《清末支那暗殺團紀實》,《廣東文獻》,第一卷,第三期,1971年,第107頁。

[78] 陳演生,《陳競存先生年譜》。

[79] 莫紀彭,《李援傳》,載《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96-97頁

[80] 李熙斌,《清末支那暗殺團紀實》,《廣東文獻》,第一卷,第三期,1971年,第111頁。

[81] 莫紀彭,《三年回憶語》,載《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142頁。

[82] 同上注,第140頁。

[83] 劉石心口述,《關於無政府主義活動的點滴回憶》,載葛懋春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第932頁。

[84] 莫紀彭,《回憶師復》,載《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72頁。

[85] 劉石心口述,《關於無政府主義活動的點滴回憶》,載葛懋春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第933頁。

[86] 陳去病,《南社雜佩》,載《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44輯,第152頁。

[87] 楊天石,黃學莊,《南社史長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427頁。

[88] 同上註,第429頁。

[89] 鄭逸梅,《南社叢談》,中華書局,2006年,第413頁。

[90] 《莫紀彭先牛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74頁。

[91] 馬思琚口述,《追憶馬家》,載馬瑞雪著,《馬思聰蒙難記》,大山文化,2014,第262-263頁。

[92] 李熙斌,《清末支那暗殺團紀實》,《廣東文獻》,第一卷,第三期,1971年,第108頁。

[93] 方寬烈,《香港文壇往事》,香港文學研究社,第464頁。

[94] 馬思琚口述,《追憶馬家》,載馬瑞雪著,《馬思聰蒙難記》,大山文化,2014,第269頁。

[95] 同上註。

[96] 劉再復,《三個歷史性的「馬思聰時刻」》,載馬瑞雪著,《馬思聰蒙難記》,大山文化,2014,,第iv頁。劉再復是馬思聰外孫的丈人。

[97] 馬瑞雪著,《馬思聰蒙難記》,大山文化,2014,第3頁。

[98] 同上詳,第219頁。

[99]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G, Africa, 1914-1939, Vol 27, p.139.

[100] Ibid. p.137

[101] Ibid. p.31.

[102] Ibid. p.139.

[103] 《華字日報》,1922年3月10日。

[104]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G, Africa, 1914-1939, Vol 27, p.2

[105] Ibid. p.30

[106] Ibid. p.32

[107] Ibid. p.138

[108] 據簡又文在李熙斌《清末支那暗殺團紀實》一文前的簡介,《廣東文獻》,第一卷,第三期,1971年,第105頁。

[109] 陳方正,《當時只道是尋常》,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第51-52頁。

 

原刊於長春社《保育香港歷史筆記》第三期增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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