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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香港歷史筆記:灣仔區廣州起義史蹟徑(一)

2018/5/24 — 11:00

黃泥涌道現況(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黃泥涌道現況(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編按:長春社自2012年起推出《保育香港歷史筆記》,為香港歷史中消失的景物進行記錄。就此長春社高級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構思出兩條史蹟徑,讓公眾更加了解本港反清運動歷史。)

灣仔區廣州起義史蹟徑

第一站:革命軍統籌部(黃泥涌道35號,現1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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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5月黃興和趙聲在香港去信孫文,檢討新軍之役的失敗,同時建議在廣州舉事,「省城得,兵眾械足,無事不可為[110]」。同年底孫文在檳城和黃、趙及胡漢文等人會面,決定在廣州起義。黃興和趙聲在1911年正月中旬(即2月)成立革命軍統籌部,由黃興任部長,趙聲任副部長,同時任行動時的總指揮,但因他在廣州太多人認識,不便露面,故改由黃興先行[111]

現存文獻多指統籌部在「跑馬地35號[112]」,未有街道名稱,但從莫紀彭的回憶中把同盟會南方支部跑馬地4號和黃泥涌(道)4號交替使用,可知跑馬地35號實為黃泥涌道35號。另同盟會成員陸丹林在《革命史譚》的《關於鄒著中國國民黨史稿的幾句話》一文中,更清楚指出「『跑馬地35號』恐漏去『黃泥涌道』四字[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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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時的黃泥涌道35號並非現時的35號,該處的門牌號碼在1924年經大幅變動,35號改為現在的153號[114]

1924年黃泥涌道門牌變動

1924年黃泥涌道門牌變動

除了統籌部,同盟會還在香港設有八個和三二九行動有關的分課,分別是出納、秘書、儲備、調度、交通、編制、調查、總務[115],另有實行部在擺花街12號。曾參與三二九行動的熊克武憶述,他到香港便是和黃興一起住進跑馬地35號,並指出在武昌起義成功後,廣東省政府曾和香港政府交涉,保留所有有關歷史的房屋以為紀念[116]。熊克武說他不知道交涉結果如何,但從現在一幢不留的結果,可想而知是失敗了。

據當時在場的《中國日報》記者陳春生回憶,黃興要到4月23日才到廣州指揮行動,原定在4月29日起義。由於懷疑胡毅生所部的陳鏡波為李準派來的奸細,加上廣州周圍有同盟會機關被破獲,黃興在4月26日早上決定暫援起義,並發電報叫香港的會員不要上廣州,並遣散選鋒隊員,特別是陳炯明和胡毅生所部人多勢雜的一班。但到了同日晚上,黃興、林時塽和喻紀雲開會,又認為不可改期,黃興在早上開完會人眾人散去後,對身邊的人說:「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又曾說:「餘人可邁步出五羊城,惟我黃克強一人必死於此矣。」林時塽也認為事已敗露,但決死之志不可移,即使大舉不成,也可做一場大暗殺。而喻雲紀的反應最為激烈,「如中狂病,四出咆哮,幾於逢人盡駡,謂非幹不可,彼一人亦幹」。陳春生批評,三二九一役,只是黃林喻三人的決志,「吾人做事,不當舉旗不定若此。惟此時在座諸同志,熱度可沸,認定此處為大暗殺,非復為軍事佈置,人數多寡不必計量,臨時能拾回多少便算一回事耳。」

黃興

黃興

於是又再發一電給香港,說要在4月27日舉事[117]

任何對於三二九廣州一役的評論,均不應無視以上事實,黃興在事後的致海外同胞書,也清楚寫明是他「令各部即速解散,以免搜捕之禍[118]。」在26日早上解散晚上又再決定行動,香港的統籌部根本準備不及,胡漢民和趙聲也要到27日晚才乘船到廣州,但行動已在當日下午5時半開始。胡漢民在26日晚曾發電給黃興叫他延期一日;而黃興在4月27日3時收到香港的來電本來決定延期,但到4時又整裝待發,在當日舉事[119]

行動以失敗告終,陳鏡波最後在香港被洪承點和莫紀彭所殺[120]

陳春生在1900年加入興中會,任《中國日報》記者十多年,也以他的資歷最長,收藏有史料最為豐富[121]。陳春生有關廣州一役的記錄較其他親歷者的文章客觀冷靜,甚至可以說是一篇新聞報道。這種手法似乎得不到孫文欣賞。容星僑在1915年11月去信孫文,希望當時的中華革命黨可以出錢印行陳春生的革命史稿,但孫文覆電時竟說:「以陳君春生雖久主筆政,然對革命仍是門外漢。其所收藏不免街談弄語,掛一漏萬,殊不足為革命之史料。本黨不能代為印行,並將原件寄回[122]。」

 

第二站:同盟會南方支部(黃泥涌4號,現黃泥涌道11號)

同盟會南方支部在1909年底成立。支部得以成立,是靠新加入的同盟會成員林直勉要求他在香港經營藤枝店的叔父分回他父親留下的遺產而獲得資金的。林直勉,字紹軒,東莞人,1887年生[123],1909年初,和同是東莞人的莫紀彭和李文甫組成「醒天夢」劇團,到香港演出,觀眾席上有馮自由,其後劇團多人加入了同盟會,並住在捷發號四樓[124]。他們後來和胡漢民會面,知道他正籌組同盟會南方支報,但是欠缺資金,林直勉當時剛過了21歲,有權繼承他父親留下的遺產。林的父親早年經營「林榮昌」藤枝店,西營盤的分店由林直勉的叔父打理,於是他找律師要求叔父析產,把他所得那分全數三萬元交給胡漢民成立支部[125],據當時在場的莫紀彭回憶,支部地點在「跑馬地黃泥涌4號[126]」,但他也有用「跑馬地4號[127]」和「黃泥涌4號[128]」來說明支部的地址。

1924年黃泥涌道門牌變動

1924年黃泥涌道門牌變動

馮自由對南方支部的成立有以下記載:「己酉九月,香港同盟會員以各地黨勢日盛,設議於香港分會之外,添設南方支部,以擴大組織。逐推舉胡漢民為支部長,汪精衛書記,林直勉會計, 會所設於黃泥涌道[129]。」可知南方支部的確在黃泥涌道。問題是黃泥涌道當年是沒有雙數門牌號碼的,但當中有個叫Man Chung Terrace的地方,把門牌不分單雙分為1至14號,莫所說的「黃泥涌4號」,應是Man Chung Terrace 4號。由於該路的門牌號碼在1924年經幅變動,當年的4號變為現時的11號。

莫紀彭回億,支部成立之初只有十人:胡漢民、莫紀彭、林直勉、李文甫、林時塽、朱執信、陳炯明、洪承點、胡毅生和黎仲實。由於汪精衛當年要準備暗殺,因此未有就秘書職。莫紀彭、林直勉和李文甫三人為籌餉組委員;林時塽任宣傳;朱執信和陳炯明在支部成立後一月來港也加入了宣傳組;洪承點為軍事組,胡毅生為民軍組[130]

至於馮自由說的「黨勢日盛」,莫紀彭回憶香港分會能招集到的會員只有二十個[131]

 

第三站:愉園

愉園除了是香港早年著名的遊樂景點外,也是同盟會成員聚腳的地方。據馮自由的憶述,愉園的擁有人為余育之,為日昌銀號東主,1895年經楊衢雲介紹加入興中會,資助軍餉「萬數千元[132]。」1909年劉思復出獄到香港,同盟會的同志在愉園為他開歡迎會[133]。同盟會的成員閒時也愛到愉園飲茶[134]

愉園地佔有黃泥涌的四個地段(I.L. 1386 1364 1338 1702),英文名稱為The Happy Retreat[135]。愉園成立確實日期筆者仍未清楚,但1899年11月4日政府憲報載愉園申請酒牌被拒的消息,申請人為Peter Hayes,之前已持有一年酒牌,則愉園最遲在1898年已經開業。Peter Hayes可能只是余育之的代理人,因申請要經地方法院處理,陪審的法官、太平紳士和警察代表全是外國人,而當日其他申請人也沒有一個華人。

翻查當年的舊報,愉園內有動物園、射擊場等景點,又經常搞展覽和放烟花吸引人入場。陳謙回憶指當年愉園「在跑馬地黃泥涌道賽馬場對面。入門須經一段小斜坡而後達於園內。設有射撃場、鞦韆架,旋轉風車等。旋轉風車使用電力,凌空而上,高處一望,恍似登仙,俄而下降,驚魂始定。在民國初年,廣州尚未有此,故雖收費每次港幣數角,人亦喜乘之。園的兩旁樹木蒼翠,花卉鮮紅,相映成趣。中設石檯藤椅,供應荼點,但僅牛奶,咖啡、紅茶、汽水及西餅,糖果之類。大約茶或咖啡一杯,西餅或餅乾一碟,需銀一元。那時風氣初開,夫婦攜小孩偕遊,亦人生一樂。遊客以政府文員及洋行職員、醫生、教師為多,若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常坐無虛位[136]。」

可惜的是1918年馬場大火,使黃泥涌跑馬地一帶頓成死城。愉園在3月25和26日舉行法事超渡死難者;而愉園的生意也受影響,要低價變賣地皮,最終在1922年9月改建為養和療養院[137]。愉園的生意結束後,余育之曾在1923年被任命為中央財政委員會委員[138]。當李紀棠在1921年任四會縣長時,曾邀請他去處理庶務,李去職後,余育之到上海冠生園酒家當招待員,月薪只有數十元。

 

第四站:基督教墳場

香港第一個西式墳場在1841年在今灣仔進教圍和皇后大道東之間設立。灣仔墳場在1845年已爆滿,政府同年在黃泥涌谷開設新的墳場。灣仔墳場的遺體在1889年移葬到新的墳場,即現時的香港墳場。香港墳場早年稱為基督教墳場,俗稱「紅毛墳場」。

1895年余育之支持興中會的軍事行動,便是在該墳場把資金交給興中會首任會長黃咏襄和楊衢雲[139]。楊衢雲當時可能也想不到他在6年後會長埋紅毛墳場的黃土下吧。他的墓一直沒有刻名,只有6348這編號,直到2011年9月香港政府才在他的墓旁豎立說明牌。1969年底,有傳政府當局要把楊衢雲的墓掘起,得守墓人黃之棟寫信給政府才作罷。此外,另一名興中會成員、李陞格致工藝學堂校長鄺華汰也是葬在香港墳場,位置為第一區第二行第三個墓。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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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正中書局》,1964,第33頁

[111] 姚雨平,《追憶庚戌新軍起義和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二集,新華書店,1962年,第291頁。

[112]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221頁。

[113] 陸丹林,《革命史譚》,文海出版社,第33頁。

[114] 1924年9月12日憲報第519號

[115]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正中書局,1964,第411頁。

[116] 熊克武,《廣州起義親歷記》,《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第131頁。

[117] 陳春生,《廣州三月二十九發難決定之經過》,載《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正中書局,1964,第142-147頁。

[118] 黃興,《致海外同胞書》,《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正中書局,1964年,第248頁。

[119]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799-800頁。

[120] 莫紀彭,《毁家報黨三故事》,載《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188-189頁。

[121]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433頁。

[122] 《中華革命黨時期函牘》,《革命文獻》,第48輯,中央文物供應社,1969年,第336頁。

[123] 《廣東文徵續編》,第三冊,第95頁。

[124] 《莫紀彭先牛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135-136頁。

[125] 同上註,第141頁

[126] 同上註,第140頁

[127] 同上註,第82頁

[128] 同上註,第141頁

[129]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545頁。

[130] 《莫紀彭先牛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142頁。

[131] 莫紀彭,《同盟會南方支部之幹部及庚戌新軍起義之回顧》,載革命人物誌,第十二集,第326頁。

[132] 馮自由,《逸經》,第八期,1936年6月,第45頁,

[133] 馮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120頁。

[134] 《莫紀彭先牛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135-136頁。

[135] Index to the Street, House Numbers, and Lots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910, p107.

[136] 陳謙,《香港舊事聞見雜錄(三)》,《廣東文史資料選輯》,第46輯,1985年,第43-44頁

[137] 見養和醫院網頁。

[138] 《國父全集》,第八冊,第486頁。

[139] 馮自由,《逸經》,第八期,1936年6月,第45頁。

 

原刊於長春社《保育香港歷史筆記》第三期增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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