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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輸入企業」就可推動創新?

2017/1/17 — 9:58

繼香港科技園後,特區政府剛與深圳市政府簽署備忘錄,要在落馬洲的河套地區興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這個佔地 87 公頃的園區,究竟進駐什麼企業,本身仍是個謎,但據本土研究社搜尋的資料,在一份名為《全方位開發港深邊境地區的方案與論證》的研究報告中,透露有三至四成的就業人口,都是來自「內地派駐機構」,當中很可能是一些來自內地的大型企業與省市區政府。

這種引進企業以促進經濟與科技創新發展的思維,其實早於 90 年代初的廣東省便已經實行,只不過當時廣東省引進的,是來自香港和台灣的製造和加工業投資,現在河套科技園的落實,大概是二十年河東過後的主客易位,香港要淪為引進內地投資以推進經濟發展了。

這與《2030+》的「人口政策」,可謂一脈相承。統計處估計,香港到了 2039 年的人口上限只有 822 萬(經過不斷下調的數字),但《2030+》仍需要預留 900 萬人口以作緩衝,其意明顯為「輸入人口」的政策開綠燈,河套科技園反映的,是這種「輸入人口」的政策,已經到了「輸入企業」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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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輸入企業」政策的一環, 河套科技園的創立,並不能為香港創造新工作,而是要求香港本土的創新與科研人才,反而輸出予內地的大型企業。政府一直忽略甚或無視的,是輸入大企業並無法創造新工作,以長官意志發展單一大型產業的方式,是無法讓城市持續創新與發展。

在雅布斯 (Jane Jacobs) 的《城市經濟學》一書中,便已經列舉伯明翰與曼徹斯特的例子,說明只注重效率,發展過份單一的產業,城市的發展最終只會停滯不前。曼徹斯特是 1850 年代英國最先進的工業城市,是以紡織業為主的工業大城,連馬克思亦讚嘆城市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的極致;相比起來,伯明瀚只是一個以家庭式小生意為主的城市,假如把當時所有的經濟學家叫來評論比較兩個城市的未來,曼徹斯特的前途肯定比伯明翰光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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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年後的今日,伯明翰已經成為英國僅次於倫敦的第二大都會區,不但經濟發展蓬勃,而且文化多元音樂人雲集,也是英國的高等教育重鎮,反而曼徹斯特卻沒落了。雅布斯在書中便嘗試論證,兩座城市的最大差異,就是曼徹斯特只著重如何有效率地提升主要產業的產出,而伯明翰則著重如何開創不同類型的新工作。

香港城市的發展實在太重視效率,反而忽略了創新所需要的本地研發,需要的不單單是處理行政或者是法制保障方面所帶來的效率,某種的「無效率」反而是必要的:例如相對「無效率」的貸款流程,大量分配小額資金予創新點子,也要有相應的資金給予那些能夠大量生產或提升規模,但未必保證可以大賣的新商品或新服務。城市實驗室本身,便需要容許不斷試錯的過程。

比較雜亂的城市空間安排,以街巷取代馬路,以鄉村、墟市與市鎮的混雜發展空間,取代新市鎮事事講求興建一模一樣功能單一的大樓,其實更有潛力去發展創造更多的分工和新工作。《2030+》以新市鎮主導的發展模式,撥地大搞河套科技園與物流中心的「輸入企業」模式,其實正日漸扼殺中小企的生存空間。某程度上,這和在香港引入迪士尼的舉動如出一轍,是扼殺創意的表現─其沒有創意就像大企業因無法創新,便需透過併購收購新創企業以維持營利增長一樣。沒有在地產業,缺乏出口乘數效應,城市便沒有可持續發展。

河套科技園假如只是靠引進例如內地的科技產業,其實是無助於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也不是可持續發展的方案。香港需要的,是街邊的小販文化,而不是美食車;不是單單引進外國科技,而是讓本地研發能夠有出口替代的空間(香港理大便曾經研發出香港首架自主研發的電動車mycar,最後缺乏支持下只能售出品牌予美國公司);不是硬件上提供多少地皮用於科技發展,或者只提供撥款支持大企業做研發,而是整個政策如何支持民間研發與創新。

單單是政府如何讓大數據更可供民間使用,已經大有可討論的空間。我們曾經和一家管理交通數據的公司 Citymapper 傾談過,希望研發一個手機應用程式,整合香港交通的實時數據,讓市民可以一出門,便可以選擇到最乾淨最低排放的出行模式。可惜遇到的最大關卡並不是金錢也不是技術,而是數據獲取,運輸署並沒有以開源 (open source) 的方式提供相關的實時交通數據,幾間巴士公司也不願意開放有關數據,最後的結果,是大家只能夠下載某家公司的應用程式看下一班車可何時到,如果你要同時知道不同交通工具的實時時間,就只能夠下載幾個不同的應用程式,不但費時失事,亦錯失以技術創新改善公共交通效率以至舒緩交通擠塞的機會。

創新研發最需要的並不是土地,而是政策─一個真正能夠讓本地產業研發落地生根、讓本地民眾能夠獨立自主解決城市問題、進而向他國輸出服務和商品的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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