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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原是一場生命的轉化 — 創意書院學生專訪

2018/6/22 — 14:25

 【文:Ko Cheung 張高翔】

「年輕人,有咩驅使你想返學讀書,係愛定係責任?」對此問題,高中生葉梓霖和 Osborn 曾經啞然。

初中階段,兩人同是香港填鴨式教育的「考試機器」,常為分數和排名,像小齒輪般被大制度推著走,不斷操練習作、背誦課文,追趕緊逼的考核;就算各自喜好音樂與文學,都只能視為課餘興趣,不敢妄想作志業。營營役役,他們縱使未至於壓力爆煲,可是身心難免疲憊,忘卻了讀書初衷。

兩人幸於浮沉學海中遇上「浮木」 —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從迷失中重回正軌。他們於高中時,轉讀這間直資藝術中學,在尊重創意和實踐的課程裡,重拾求學衝勁;也經開明的師友鼓勵,學會正視心聲、表達己見,「原來讀書不只求知識,還可以讓人探索自我價值和生活意義,加強與家庭和社會的連結。」梓霖和 Osborn 如是說。

梓霖

梓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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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霖:理想的教育容許我們從屢錯屢試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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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創意書院中五生的梓霖,一頭 skinhead 襯 baby fat 臉蛋、手捧「熊大」受訪,外表略顯稚氣,談及自幼稚園進入主流學制後感受,他坦言一度以為「考高分、搵好工」就是人生方向,「嗯,細個學過畫畫、音樂,但唔算好有理想。每日都係返學放學、趕功課、忙考試,最開心就放假同朋友踢波、打機。」然而,2014 年突如其來的雨傘運動,令青澀的他第一次看清現實,「同朋友落佔領區,見到其他學生、市民瞓身爭取民主,醒悟香港不如想像般安穩,撫心自問:『我依家做緊乜?』發現所謂『正常』生活,丁點『不正常』。」

作為學生,梓霖初次審視了讀書本意,開始成熟地思索教育流弊,「爸媽常教我不必發達,當個好人就夠。但我的成績普通,升學及就業選擇較少,他朝別說貢獻社會,或連維生也艱難。想及此,憂慮就來了,也驚覺香港教育制度,給學生製造太多『恐懼』。它不鼓勵人獨立思考,也灌輸功利價值。若誰無法達標,就會遭多方責難,造成『唔掂、失敗』等自我懷疑。整個系統似乎不為培育你,而是否定可能性,務求使你長成不搞事、守規矩的『正常人』。」他分析。

愛音樂的梓霖,記起香港著名樂隊 Beyond 已故主唱黃家駒名言:「別問世界給你什麼,先問你能付出什麼」,在 15 歲就把心一橫,轉往創意書院讀高中,重新探索「我能成為怎樣的人」。除了 DSE 的學習,在三年的「創意藝術文憑」課程(DCA)中,他於中四經歷設計與視覺傳意、電影與錄像藝術、空間研習與表演藝術四大藝術範疇的學科,再於中五專修其中一個範疇,並在中六完成畢業作品。考驗雖多,但梓霖甘之如飴,「研習創意學科,幫助我了解世界、接觸人群。」

像去年自發跟師友主辦定期的「音樂分享會」,就讓梓霖獲益良多。「在舊校,上台演講是大事件,傑出學生才有份,況且,主流教學講對與錯,不主張學生發表意見,以前我豈敢幻想由下而上搞活動呢?可是創意書院的取向不同,老師願意聆聽我的意見,得悉我想跟同學分享 K-Pop 以外,如 Sigur Rós、Radiohead、David Bowie 等歐美好音樂,還會身體力行協辦;至於同學,見我起步時推介冷門雖會卻步,甚或作出批評,但還是肯陪我嘗試新挑戰。記得某次討論完 Juno 專輯《問世 Evil is a point of view》的佛理歌詞後,大家認為有意思,主動給予正評,有些人之後還會提出幫忙。這些激勵讓我接納自身不足,養成依能力辦事、主動求知的習性。」

Osborn

Osborn

Osborn:理想教育像一顆星給人生作導航

梓霖提出「理想的教育該容許學生從錯誤中成長」,相信 Osborn 也會認同,皆因他就是「問題學童」過來人。外型痞氣的 Osborn,並非大奸大壞型學生,反而本質善感、脆弱,令成長於單親家庭的他,對生命充滿不安,對死板的主流學制興趣缺缺,一度任性得遠走澳洲學英文,但最終卻逃學數月,出席率不足逼著回港。「我不是故意頹廢、惹事,而是對生活惘然,不懂規劃人生。」他猶如告解般坦承錯失,揭露內心空洞。

還幸迷惘之際,Osborn 經社工轉介,報讀創意書院,頹爆狀態逐漸扭轉。「原以為書院像傳統學校般充滿規範,可是讀下去發現大不同。譬如書院老師的包容度和耐性極高,像我上學頭一星期,因無聊在班房踩滑板時跟同學衝突,氣上心頭向對方動了粗,本來心想:死定了,肯定被嚴懲。怎料老師聽畢解釋後,只要求我做『服務令』到圖書館清書櫃和執書櫃就夠;另一次,我做設計與視覺傳意功課,因為喜歡馬諦斯,於是自把自為地創作,不理會老師指導。起初自覺幾勁,自以為創作就是隨心所欲,但看到其他同學的好作品,才知自己撞板,亂做了一堆不明所以的東西。那一刻,除了發現自己有的只是小聰明,也深覺愧對師長的溫柔相待,好像反叛過頭了。」

不想辜負眾人的包容,Osborn 嘗試改善學習態度,更開始醉心於 DSE 的文學科,多跟師友求教讀書心得。從古可兒 Echo 老師、郭梓祺老師的文學教育裡,他尋找到前所未有的心靈安慰,「經他們介紹,我欣賞到白先勇、劉以鬯等的優秀文學作品,還有各大師的電影,得以抽離地審視現實,認識世界更多,明白人之所以『任性』,無非畏懼面對自我,受陰影綑縛;此外,早前,隨文學散步團往花蓮考察,也讓我首次拋開煩囂,靜心思索精神所需,從大自然的奧妙裡,體會人類的渺小,不再孤芳自賞、自我膨脹,決意今後要虛心習藝,從文字裡找回真實的自己。」這不但讓他有了改善脾性立足點,也讓向來憂心其前程的母親放下心頭大石,「媽媽一向甚少稱讚我,但見我終於認真學習、有了前進的方向,似乎笑容多了……這也是好的轉變吧?」他笑說。

人人都是「被時代選中的年青人」

短短幾年的藝術教育課程,會將梓霖、Osborn,以及其他創意書院的年青人,引領到何樣境地?他們本人及眾師長不諱言:「盡是未知數。」可是未知不是壞事,反倒留下更廣闊的空間,讓大家繼續摸索、實驗,享用學習的快樂,「我覺得自己可以做一個永遠的學生,唔知將來會點,但依家讀得開心,想認真求學,也好不錯。」Osborn 說,梓霖亦表示,雖然學習環境嚴格和辛苦,極考驗自律性,但相信過後總有得著,「我也不知道畢業後,能否如願從事音樂或創作,不過讀書不只學知識、搵好工,也是認識自己、建立友誼、培育創意思維的過程。今天遇到的人與事,我還是珍惜。」成就屬其次,看到這班年輕人從學習中建立了自信,以及對生命的期待,深感:這才是教育的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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