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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條例」已被最低工資檢討機制廢除!

2017/5/16 — 11:51

最低工資本月作第三次調整。最新的最低工資為時薪34.5元。

最低工資本月作第三次調整。最新的最低工資為時薪34.5元。

【文:高德禮】

假如某個政府想廢除已實施的最低工資法例的話,這其實並不困難。它實際上無需啟動相關的立法程序也可達到廢法的目的。它只需要利用最低工資的檢討機制便能使法例變成一紙完全沒有實效的文字。似乎特區政府也是想利用這一方法來廢除香港的《最低工資條例》。

最低工資檢討機制可透過以下兩個途徑使《最低工資條例》變成一紙沒有實效的文字:一、提出僅能或甚至完全未能追上通脹的最低工資調整;這等同將最低工資凍結於最原初的水平或甚至將最低工資推到立法前的更低水平;二、提出涵蓋僱員越來越少的調整;這等同使最低工資與大部份低薪僱員越來越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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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們檢視歷年各個最低工資的實際購買力及其所涵蓋低薪僱員的數目,我們不難發現,自2011年實施首個最低工資以來,隨後所有的調整都恰巧地會做到這兩個後果:將最低工資大致凍結於最原初的水平,及使最低工資跟大部份的低薪僱員越來越不相干。

香港首個最低工資在2011年5月實施時定為每小時28元。在2013年5月,最低工資調整至每小時30元。扣除2011-13年這兩年間的通脹(以反影較低住戶開支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計算),這30元的最低工資的實質購買力實為27.7元;比起首個最低工資還少了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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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5月,30元的最低工資調高至32.5元。雖然表面上最低工資又有所調高,但扣除2011-15年這四年間的累積通脹後,以實質購買力計,2015年這次的調整非常巧合地再次將最低工資凍結於27.7元這水平!

最低工資今個月1日(5月)作第三次調整。最新的最低工資為時薪34.5元。假如我們再扣除2011年5月至今年3月的通脹,現時最低工資的實質購買力為28.1元。六年以來,經過了3次的調整,最低工資終於有0.1元的實質增長!但這真的是有意義的工資增長嗎?與其說今次的調整為最低工資帶來實質增長,倒不說新一次的調整又再次把最低工資凍結於最原初的水平更為合乎事實!

就著歷年最低工資所涵蓋僱員的數目:首個28元最低工資涵蓋6.4%僱員;第二個30元最低工資涵蓋3.4%僱員,比上一個減少了46.9%;第三個32.5元最低工資涵蓋1.4%僱員,比上一個(即第二個)又減少了58.8%。

至於現時34.5元的最低工資,根據2016年中僱員涵蓋的數據,並參考過去一年市場工資增長的趨勢,我們推算現時最低工資所涵蓋的僱員大約介乎於1%至2%之間。

最低工資所涵蓋的僱員歷年來一直減少的趨勢非常明顯;而減少的幅度更是驚人,六年間減少了至少七成。

現時只有薪酬最低的1-2%僱員才有「資格」受到最低工資條例所保障。六年前合乎「資格」的僱員,今天大部份(至少七成)都已被最低工資檢討機制「取消」其受保障的「資格」了!

僱員的基本生活需要(subsistence needs)可以為我們進一步剖析香港實施最低工資條例以來的失敗經驗。對一個3人家庭而言,假如要應付最起碼的生活開支的話,在2011年,工資大約需要每小時34元;在2013年,大約需要37元,在2015年,則需要約40元。

換句話說,2011年的28元最低工資還欠6元才能應付基本生活所需;2013年的30元最低工資則欠7元;2015年的32.5元最低工資所欠的金額更增至7.5元。

截至本年3月,同一3人家庭,他們就需要賺取大約42元的時薪才能支付生活所需。如果這個家庭一直以來都只能賺取最低工資,他們會發覺,即使最低工資又再調高,他們依然還是欠7.5元才能應付生活。

《最低工資條例》的目的是保障僱員的收入不會過低;可是,對那些受條例保障的僱員而言,他們六年以來所感受到的卻只是生活越來越悲慘!

另外,我們必須注意,那些賺取較高工資而不受最低工資保障的低薪員工的生活其實也並不好過。我們估計現時大約有15%僱員的時薪不足42元這「維生」水平。

香港最低工資實施的失敗經驗必須認真地檢討。

與競爭法、社會保障法、及勞工法等等的性質相同,最低工資法都是糾正市場失效的政治介入。正如諾貝爾經濟學者Joseph Stiglitz在提醒那些自由市場倡導者時所言,如果不適當地規管市場,市場會讓財富集中於小部份人的手中、會將環境成本轉嫁於整個社會、會剝削消費者及勞動者。市場必須透過政府介入來控制和馴服。

可是,現實中,政府卻並非經常以保護普羅市民為己任。政治制度都會像市場制度般失效。Joseph Stiglitz觀察到當政治制度失效時,它非但不能糾正市場失效,它更會加深其失效。

就著最低工資未能保障低薪僱員的收入,歷年來就不斷有改革檢討機制的要求,例如增加最低工資委員會勞方代表及將工資檢討由兩年一檢縮短為一年一檢。

但當我們面對一個非民選、非問責、及經常被批評與市場和大商家勾結的政府這樣的政治困局,我們如何能夠期望政府會作出有效的改革,從而恢復《最低工資條例》保障低薪僱員收入的「初衷」呢?

國際經驗告訴我們,當市場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同時失效而無法保護普羅市民時,普羅市民就只能訴諸制度以外的途徑去保護自己。

 

高德禮(George Cautherley)

香港民主促進會

2017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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