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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工運未來十年 如何走下去

2017/8/21 — 18:16

梁啟智(左)與陳敬慈(右)。(職工盟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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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民主運動的衝擊一波接一波。在香港,過去一星期,前後十六名青年遭政治檢控,再早一點,代表12.7萬選票的民選議員被DQ。放眼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上月中被囚至死,其妻劉霞至今下落未明……香港和中國的民主運動面臨史無前例的打壓,在種種壓迫下,自主工運該如何走下去?七月中,工盟會員大會上,我們便請來梁啟智和陳敬慈兩位學者,分析當前的政治形勢,探討工運的走向。以下是兩位講者的發言摘要:

職工盟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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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智:工會面對兩大難題

無論我們喜不喜歡,中國已是香港的強鄰。抗爭者必須要認識中國的情況,才可以應對它。今非昔比,「中國」已再不是不少香港人心目中的落後形象可以形容。20年前,中國的人均生產總值不夠1兆美金,到2004年,已達2兆,2015年已超過11兆美金。那麼香港在中國的位置呢?1997年時,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佔中國五分之一,今日的數字是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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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之後,中國政治的核心問題,是它的認受性來源。長年以來,中共強調愛國主義、不斷講過去中國被打壓的歷史,中共如何帶中國人走出來。同時,中共將中國帶上世界舞台,再加上各種思想審查,配合發展的速度,好易令人相信中共之合法性。習近平之後,強調「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站在一個中國長大的人而言,這個是令人自豪的改變。他們的生活客觀上有改善,其心情與我們香港人很不一樣。

但中國也有好多隱憂。中國的資金正用各種非法手段離開中國。而實體經濟也承擔不住中國的速度,北京的樓價拍得住香港,但收入不及香港。經濟學者會認為中國會有大崩潰。一直以來中國維持得到,是因為大多數人感覺自己生活有改善。但今日如無法承接,會形成好大的挑戰。產能過剩、效益太低、人口太多都是中共要面對的問題。

至於香港,現在整個制度是向中國傾斜的。我們常說要保衛基本法、一國兩制,但基本法有好多條文對香港不利。基本法中的香港政治結構,正是令香港失去權利,立法會沒有權,特首又沒普選,權力最後都是中聯辦,這便是中共本身的安排,所謂「第二套管治隊伍」。今日的澳門情況更差,中共連澳門建制派也信不過,派人直接管治。

現在是運動的黑夜,因為表面上對手太強,工會要面對兩大難題。第一、我們如何捱過這個黑夜?第二,假如有一天中共模式堅持不下去,出現問題時我們如何承接其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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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敬慈:組織者的思想要更遠

毫無疑問,現在是運動的低潮,短期見不到出路,只可以向前看。組織者的思想上要看得比十年更遠,從過去一百年的歷史來看,三十年是一個周期。

為什麼是三十年呢?由二戰開始,1945年-1975年之間,史書形容是資本主義黃金時期--在社會領域有福利的制度建設、在生產領域有集體談判權,已解決了多數的問題。但這個模式的歷史不長,還不夠30年。73年石油危機起,這模式也就出現危機。危機之下,最後當然是新自由主義取得話語權,由英國起到美國,取得勝利。

香港講新自由主義是1998年起,因為此前中國剛剛起飛,香港人都感受不到問題的所在。金融風暴之後,工會開始認知到問題的存在,認識到政治經濟,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問題,是政府將原本由國家提供的福利交由市場決定。穩定工作機會被外判化、私營化。同時打散工會集體力量,減少工會的保障權,於是全世界工會人數下跌。2008年是一個分水嶺,差不多是新自由主義的句號,在英美發生了持續到今日的經濟危機。

至於香港的公民社會是一面倒的、沒有批判新自由主義,忽略了工人身份的政治。現在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是白人工人階級、失業者;同樣,在英國,支持退歐的都是白人工人階級。因為他們被相信新自由主義、文化多元主義的知識分子遺忘了,我們要引以為鑑。

在公民社會的建設上,我們要建立新的說法,取代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這個東西一定要跟基層的互相配合才可以帶來改變。香港的佔中,只靠零星的學生參加者,談判便沒有力量。韓國專權政府時代對於公民社會的打壓,比我們今日面對的,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人家失敗之後怎樣重生?去組織工人、組織獨立工會,令威權政權沒有法子鎮壓。81年,光州民主運動被鎮壓,到88年,還不夠十年,他們便令獨裁政權倒台。

今天我們便要有這種想像,未來十年、廿年,工盟要做這兩個準備。一、從政治領域回到經濟領域的鬥爭;二、公民社會中,逐步與新自由主義說再見。工盟有最多、最好的經織經驗,又有國際連繫。當我們講公民社會串連,不能只有工會、也不能只有香港。是與其他人互動的。職工盟應該在香港、國際上搞有機的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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