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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早期文化面貌:省港大罷工

2017/2/1 — 11:42

省港大罷工期間,有工人手持「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橫額。(資料圖片)

省港大罷工期間,有工人手持「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橫額。(資料圖片)

1920年代是香港人經歷重大政治洗禮的時代,也是中國大陸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衝擊香港人的關鍵年代。根據1921年人口普查數據,當時的香港人口總數高達625166人,主要因為外來移民而穩步增長,55.6%住港島,19.7%住九龍,13.3%住新界,11.4%住水上,均以青壯年人口佔大多數。

當時的香港人開始經歷一戰結束後的貿易榮景,轉口與航運事業蒸蒸日上,吸引許多人前來香港打工,同時由於不公平的工資待遇而引發的勞資衝突層出不窮。這些衝突不會直接或當然引發文化變遷,但卻開始促使反帝國主義、共產主義等思潮滲進香港中下階層,及至最後觸動地雷,嚐到慘痛苦頭。此後,香港人聞共色變,雖然在「南北和」這個層面上加強了接觸和交流,但卻更加審慎。

1920年香港華人機器工人罷工,正是接下來一系列大罷工的濫觴。繼1917年一戰結束及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香港經歷短暫通貨膨脹、港幣貶值、米荒價高、搶米暴動,房租暴漲。當時洋人機工加薪兩三成,但華人機工卻十年沒有加薪,於是後者要求加薪四成,但卻被四次拒絕。此舉引發船塢、電信、交通、金屬等機工罷工,返回廣州,接受廣州商人資助。由於各類技術工種當時不易找人替代,資方最後無奈談判妥協,答應加薪20%至32.5%。工人勝利,立即鼓舞了香港和廣州的機工。工運自此開始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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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海員大罷工是第二波高潮。這次涉及輪船公司歧視和刻薄華人海員,差別對待華洋海員。蘇兆徵及林偉民(當時二人尚未加入共產黨)領導海員罷工,離開香港,返回廣州。勞資全面對壘,華商與外資站在同一陣線,對抗當時13個工會的工人互助聯盟。東華醫院紳董已經無法成功調解紛爭。繼海員之後,碼頭搬運工人、起貨工人、煤炭工人、店員、園丁、廚師等工人相繼加入罷工行列,封鎖香港,禁糧運港,最後演變成12萬人大罷工。「聯俄容共」左傾而籌備北伐的孫文,以及當時由陳炯明主導的廣東國民政府一度鼓勵罷工,但卻口惠而實不多至,只是從旁約略支援返回廣州的罷工工人,但卻不願與港英政府直接衝突,因此沒有直接領導或指揮罷工。這一點跟後來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的情形截然不同。

另一方面,當罷工工人在廣九鐵路停駛後徒步上廣州之際,英國軍警開槍射殺工人,釀成三死八傷的「沙田慘案」,導致混亂和恐慌擴大,商業停頓,損失慘重。經歷56日越演越烈的罷工,港英政府與輪船公司終於妥協:同意加薪15%至30%、撫恤慘案死者、補償傷者、送回先前被沒收的海員工會招牌。罷工終於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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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浪雖平,狂潮乍起。而新一波罷工浪潮就是發生在孫文死後之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儘管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客觀事實,跟上兩次罷工基本相同,但卻有一項極為重大的差異:省港大罷工是由「外因」(共產國際、廣州政府)主導,上兩次罷工是由「內因」(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主導,因此省港大罷工遠較上兩次罷工耗時長、牽連廣、破壞大、影響深。有趣的是,未來香港歷史將會重覆這個序列:從1966年由「內因」主導的天星小輪加價導致九龍騷亂,到1967年由「外因」文化大革命主導的六七暴動。

省港大罷工的「外因」肇始於1925年5月30日發生在上海的「五卅慘案」。當時英國巡捕開槍射殺示威群眾,造成四死十餘傷。此事給了蘇聯共產國際反帝反殖及革命奪權的藉口,動員華人跟「英帝」決戰。受共產國際支配的中國共產黨員,當時由於孫文生前的「聯俄容共」政策而寄生在中國國民黨內,跟以廖仲愷為首的國民黨左派聯合,共同以廣東為基地,主導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省港大罷工,藉此擴張政治勢力,推進國民革命,志在運動群眾,北伐殲滅軍閥,武力統一全國,而事後證明,省港工人權益只不過是政客的口號而已。最後,「聯俄容共」的國民黨廣州國民政府為了推進北伐,突然宣佈結束長達16個月的大罷工,一舉拋棄了廣州及香港兩地的罷工工人。熱鬧是他們的,工人甚麼也沒有。

1925年6月2日,亦即在「五卅慘案」爆發後三天,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委員會及中國國民黨左派立即號召廣州群眾一萬多人示威遊行,高呼打倒帝國主義。中共黨員鄧中夏、楊殷、楊匏安、陳志文等人組織香港工人罷工。海員工會(蘇兆徵、林偉民當時已加入共產黨)、電車工會,以及機器、起落貨、煤炭、洋務等工會發動工人相繼罷工。廣州、深圳、江門、石岐均設有接待站,另有宿舍與飯堂,以便鼓勵及動員工人參與。此外,中共黨員林君蔚、李義寶、彭粵生、張仁道等人協助香港共產主義青年團和新學生分社,發動港九學生罷課。皇仁、油麻地官立、英華、聖約瑟等相繼參與。

廣東學生聯合會也組織了香港罷課學生接待處,廣東省教育會也組織了香港罷教教師接待處。自此之後,罷工、罷課、罷教風潮浩浩蕩蕩展開,但也有許多香港工人不贊同罷工,包括部分海員,以及由反共領袖韓文惠領導的香港華人機器總工會。

中國國民黨機關報《中國新聞報》更大肆宣傳大罷工,推波助瀾。香港鐸聲英文中學校的《學生罷課宣言》有謂:「吾儕身居港地,心繋宗邦,既為中國之人民,應有同情之表示。」無論這篇宣言的執筆者是黨員抑或學生,可以肯定當時香港學生確有認同中國的「愛國」情懷,但是在文化學養深度方面則普遍比較淺薄而不普及。看起來,這是一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情緒狂飆的時代,但是在文化底蘊、國際知識方面相當不足。

畢竟,反帝、愛國只不過是省港大罷工的一個表象。無可否認,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當時確實存在,但是整個省港大罷工之所以出現,根本不是由於這些矛盾的自行爆發而起,而是由於共產國際與「聯俄容共」的廣州國民政府的組織動員,以及形形色色的威逼利誘所引發。

需知道自1925年6月19日香港大罷工正式爆發以後,不出三天之內,竟有二萬人匆匆離港回粵。何以致此?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員主導的「全港工團委員會」緊密組織動員,施以利誘,精妙安排,沿著香港島電車路逐車攔截,每往省者每人每天給銀幾毫,並且補足上省旅費,在省城預備房舍招待罷工工人,同時散播謠言指港督司徒拔將會斷水斷糧以困港人。然後,司徒拔鐵腕強硬,試圖鎮壓罷工,頒佈戒嚴令,搜捕罷工領袖,限制港人離境,揚言恢復笞刑,審查郵件電報,實施新聞檢查,恰好成為了中共動員香港工人罷工的藉口。另一方面,英國士兵在華殺人行兇更加接二連三。1925年6月23日,廣州沙面英法士兵槍殺華人,史稱「沙基慘案」,激怒各地華人。在羊群心理、憤怒、惶恐的複雜心情下,許多香港工人爭先恐後搭船赴粵,實屬人之常情,未料已墮進共產黨利用大家作為政治鬥爭工具的圈套。

及至1925年7月8日,已有大約14萬人陸續離港赴粵。以共產黨員蘇兆徵為委員長、共產黨鄧中夏與國民黨廖仲愷為顧問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正式成立,把整個罷工運動進一步推向白熱化、組織化,全由「外因」作為主力來驅動。這個委員會是個相當嚴密的組織,有法庭,有監獄,有醫院,有學校,有飯堂,有宿舍,有武裝糾察隊,有緝私艦隊。「省港罷工委員會」進而發動封鎖香港,斷絕交通,抵制英貨(由原先的全面抵制外貨轉為單獨抵制英貨)。香港糧食一度短缺,街道垃圾堆積如山,被共產黨稱為「臭港」。由此可見,當時禍港亂港之始作俑者,正是成立不足四年的中國共產黨及其主子共產國際,以及「聯合」及「容納」它們的中國國民黨廣州政府。

可幸香港本地華商及街坊居民與港英政府合力恢復秩序,組織街坊自衛團、工業維持會、商業維持局、招工局、後備警察,同時恢復電車交通,利用新界農漁產品支應居民生活,酒樓逐漸復業開市,政府更加特准小販無牌街上擺賣。7月24日左右,香港市區生意已經逐漸恢復原狀,重新招聘新人,尤其是開始僱用茶樓女招待。高陞戲院、太平戲院、皇后大戲院陸續上演影畫戲。罷工一個月的恐慌期過去後,香港轉口貿易雖然仍受影響,但是市面秩序及生意已經大致恢復舊貌。

當時,在全港華商大會上,華商一致支持港英政府保護治安,反對廣州赤化政府。大會主席何世光表示共產勢力「如鼠之染疫,如不急撲殺,勢將蔓將蔓延」,並且聲稱「近來青年男女學生,全棄中國數千年道德之教育,而趨向新文化之宣傳」。港商馬敘朝、曹善允、黃屏蓀等多人聲言:省港大罷工「實由廣州政府厲行其赤俄政策。現所有海陸軍權,概歸俄人主管。目下擬實行共產制。並行土木屋宇捐,種種殃民虐政,全省騷然。若不早為挽救,則赤毒愈流愈猛,波及全國,更難收拾。」後來可謂一語成讖。

此外,在發給英國殖民地部的電報中,港督司徒拔同樣表示:香港所發生的罷工事件是一場由俄國人煽動和領導的共產主義運動,不是一場排外運動和民族主義運動,其目的是摧毀香港的貿易和經濟,而唯一解決途徑是武力干預。司徒拔政府還進一步先後與軍閥唐繼堯、吳佩孚、陳炯明(當時已被國民黨廣州政府利用蘇俄槍炮逐出廣州)、鄧本殷、國民黨右派人士等秘密接洽,策劃武力推翻廣州政府,尤其是希望經濟援助陳炯明以扭轉困局和結束罷工。然而,司徒拔的強硬路線卻得不到當時希望靜觀其變的英國政府支持,反而把他調離香港,改派通曉粵語及國語的「中國通」金文泰出仼港督,並在1925年11月抵港履新。

隨著罷工持續,許多離港赴粵的工人漸感不耐,因為他們有家眷在香港,無意長期罷工,希望回港復工,但遭受「省港罷工委員會」的糾察隊阻止,後者甚至持槍在火車站及輪船碼頭站崗把守,不准工人回港,而偷渡者被捕後多被施以刑罰。換言之,香港滯穗工人當中有很多人開始猶豫、懷疑、後悔、想逃、憤恨。由此可見,如果沒有共產黨持續從中作梗,省港大罷工早就結束了。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可以令人激起一時義憤,但是箝制出境自由、拆散家人、持久失業已經很快蓋過了這兩種矛盾,教人深徹反省。

1925年8月20日,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暗殺,疑似是國民黨右派胡毅生(胡漢民堂弟)與林直勉所為。先前因共產國際顧問鮑羅廷支持而獲得軍政大權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勢力轉趨高漲,持續推展罷工,無意跟香港華商總會、二十四行商會、東華醫院等香港華商和解,更對新任港督金文泰辯稱:「罷工是由民眾發起而與廣州政府無關」。這當然是荒謬的假話。後來汪精衛派財政部長宋子文來港,於12月9日與金文泰會談,商討賠償及復工安排。隨著時間過去,港督金文泰的態度越來越強硬,因為他深知廣州政局不穩、蘇俄支配持續、擁有軍權的蔣介石態度曖昧不明,以及他預料廣州國民政府短期內有意北伐,從而必須對港英政府妥協,因此他決定靜觀其變。

1926年初的廣州政局,主要是國民黨左派的汪精衛與曖昧派的蔣介石之間的政治鬥爭,而歸根結柢是共產國際與蔣介石之間的明爭暗鬥。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導致蔣介石大獲全勝,國民黨右派勢力抬頭,蘇俄願意向蔣介石讓步,蔣介石在鎮壓「政變」後矢志北伐,汪精衛避見和赴歐「養病」。5月15日,蔣介石通過「整理黨務」提案以限制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的活動與權力。7月9日,蔣介石出師北伐。

在這種驟變的政治局勢下,廣州國民政府在財政上根本無法繼續供養罷工失業工人,同時也相當忌諱與港英政府的敵對關係可能導致北伐期間腹背受敵。港英政府看穿了這一點,立場越來越強硬,拒絕讓步,談判停頓。儘管中國共產黨在8月8日發表《致粵港罷工工人書》以譴責港英政府,但卻另行表示願意「犧牲政治條件」以解決罷工。至於掌握軍權的蔣介石、國民黨右派更加希望早日結束罷工。10月10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宣佈取消對香港的封鎖,聲稱這是「為了將來根本收回香港的準備」,實在可笑。無論如何,參與罷工、失業、離家16個月的十餘萬香港工人的權益,就這樣被全盤犧牲、粉碎幻滅、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反帝愛國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在獨裁專制當權者的眼中,只不過是廢話,用完可以即棄。

總結來說,省港大罷工最後失敗,反而強化了香港人(尤其是中下階層工人)認同香港的本位意識,而非省港一體聯合行動的大國意識,迷途未遠而知返,更加珍惜香港獨特的制度、機會、自由、繁榮,對「民族、愛國、反帝、共產」這些政治字眼開始有所忌諱,甚至產生免疫能力,至少拒絕認同自己從屬於某個「中國政權」,否則將會被牽連至妻離子散、失業潦倒、自身難保。這是當時香港人所上的寶貴一課。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究竟又有誰汲取了這段歷史的歷史教訓?六七暴動與省港大罷工的背後政治格局是否相當類似?另外,當年的港英殖民政府放棄強硬路線的司徒拔、起用軟硬兼施的金文泰,對於現在香港政局又有無啟示作用?

省港大罷工更加導致香港工人對共產黨產生極度厭惡和不信任,抱著「生人毋近」的態度。共產黨分發的傳單通街被丟棄,恐共、拒共、懼共、反共的意識深入人心。這種情況隨著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清黨、同年李濟深坐鎮廣東剿共、1929年至1936年陳濟棠繼續坐鎮廣東剿共、二人先後與港督金文泰、貝璐合力剿共(例如逮捕及引渡共產黨員蔡和森赴華判死),整個香港社會反共氛圍已經變得相當清晰。及至1934年,駐港的共產黨組織已經名存實亡,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才告復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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