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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智慧城市的本土思考

2017/7/12 — 21:55

資料圖片 l barnyz @ flickr —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2.0 Generic (CC BY-NC-ND 2.0)

資料圖片 l barnyz @ flickr —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2.0 Generic (CC BY-NC-ND 2.0)

【文:柯衍健(《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香港政府在2014年開始以「智慧城市」(smart city)作為香港科技發展的口號,曾發表一系列研究報告,刻劃出六大發展範籌。羅兵咸永道近日發表了一份詳細顧問報告,則得細讀(goo.gl/gyNEYy)。由於篇幅有限,故在此不作詳述。

智慧城市不是香港獨有名詞。至少過去二十年,智慧城市在科技和城市研究方面仍未得出一致定義。智慧城市的出現,是源於過去一百年間,世界越趨城市化的結果。聯合國在2008年發表報告指,全球超過一半人口都住在城市,2020年更會超過八成。正因如此,全球城市面對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同時為環境帶來負面影響。粗略而言,「智慧城市」的出現是希望透過科技,更有效地解決城市面對的管治(governance)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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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香港的相關討論,多是跟隨科技發展的大趨勢出發,即我們如何可以把握科技發展的機遇,改善經濟和生活,卻忽略了以香港為本位的戰略和管治角度,即如何借用科技,推動和創造優勢,鞏固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領先地位。

我嘗些勾劃四點,激發更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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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喜體驗

智慧城市背後當然要運用很多高端技術,如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和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等。然而,說到底,智慧城市是一種體驗。打個比喻,google的搜尋和翻譯非常方便,然而,背後卻充滿大數據、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算法(algorithm)和雲端計算。我們感到驚喜的,是其便捷體驗,而非其高端和複雜技術。

究竟智慧城市能夠給香港居民怎樣的驚喜體驗呢?這對增強香港的軟實力、國際優勢,以致鞏固香港人的主體意識都極為重要。

政治經濟

智慧城市是一盤大生意,牽涉很多硬件採購。科技龍頭公司如ARUP、Cisco和IBM都有自己的智慧城市定義和研究,好向客人(即政府)展示自己是專家和完備方案。

不難想象,中國科技界發展迅速,同時也孕育了很多具實力的公司,香港的智慧城市發展,當然少不了與中國公司接觸。

當然,與那一家公司做生意,涉及多專業和技術決定。然而,若果香港政府因為政治,而非技術和市場原因而傾向購買中國科技,香港人必須小心處理。原因是,這些科技處理很多重要的資料和私隱。無論選購外國還是中國科技,政府都需要對科技保安事宜多加留意。

人材發展

Citi和牛津大學的研究團隊在2015年發表了一份為Technology at Work v2.0的報告,嘗些指出科技為就業帶來的影響。美國四成七的工作可能會被自動化(automation)所取替,經合組織國家(OECD)平均為五成七,中國更高達七成七。

香港暫時仍未見有相關研究,香港人需要思考如何透過發展智慧城市來釋放社會資本,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技術交流,從而強化香港人的技術含量和人材發展,跨過人工智能對本地勞工的衝擊。

良好管治

智慧城市需要開放和向公眾負責的政府(open and accountable government)。政府在開放數據方面仍然非常落後,很多網上資料仍然不是機器可讀的(machine readable),這大大阻礙公營資訊的傳遞速度。沒有良好的即時資訊,很多公營服務都變得更慢,影響善治。另外,政府在智慧城市的情況下,更應主動開放資詢渠道。比如早前中策組報告指可參考英美政府的請願平台和公眾參與系統,或搜集網上民情,更立體地蒐集民意。

本土運動,並不只限於議會選舉或社會運動,一些看似非政治化的範𤴆,其實極具戰略價值。以智慧城市為例,以科技開拓香港的國際網絡、擴大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優勢,將為陸港博弈創造有利條件,營造以小制大的生存空間,值得民間社會加以推動。

 

〈延伸閱讀〉

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 ── 香港前途宣言

《香港革新論》 Facebook

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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