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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黃金時代:戰後中小學教育

2017/5/11 — 12:06

1945年二戰結束,英國重新統治香港,香港市容及制度百廢待興。然後國共內戰爆發,香港成為了中國各地難民和資本家南遷避秦的天地,人口從1945年9月的60萬人、1945年12月的100萬人、1946年的160萬人、1947年中的175萬人,激增至1950年中的223.7萬人。1950年5月,香港政府封鎖邊界;1952年2月,中共當局開始實施出境許可證制度;1955年3月,香港政府實施人數出入平衡制度。在這段期間,伴隨著他們而來的,不是準備掃貨買樓的人民幣,而是奮鬥新生的鬥志、精力旺盛的身體、華夏大江南北的文化,以及珍貴的學問、見識、體驗。他們原本在中國大陸的學歷與資歷不再被港英殖民政府承認,但卻願意艱苦奮鬥,締造新生。

來港後,他們大多投身基層工作,或者創業興家,但卻不乏學富五車的文化菁英、博學多才的臥虎藏龍,更不消說錢穆、唐君毅、陳之藩、胡菊人等知識人了。這些人和事,再加上當時相對寬鬆、自由、多元的香港社會,共同締造了香港文化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1945-1967):華夏文化積墊。這就好比紫砂茶壺內第一層薄薄的茶漬菁華,隨著時間流逝,逐漸變得厚實。儘管華夏文化並非盡善盡美,有值得去蕪存菁與改良精進之處,但是上述事實不容否認。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中小學教育的擴展。鑒於戰後校舍、師資、資源嚴重缺乏,大陸移民湧入,學童人數驟增,港英政府曾經於1950年擬定《十年建校計畫》,務求在十年內提供充足學位收容適齡的小學兒童和希望升讀中學的學生,但這項計畫因受中共政權肆虐影響,移民風潮擴大,因而無法貫徹。不過,港英政府還是大幅設立官立小學,開設上、下午班。1951年發表《菲沙報告》,葛量洪師範專科學校(葛師)成立,提供九龍開辦官立小學的龐大師資,香港中、小學的發展加速,同時兼顧成人教育的草創與發展。1955年發表《小學擴展的七年計畫》,倡議建立五所官立小學,促使小學生就學人數之後增加了三倍,達到50多萬。1961年,柏立基師範專科學校(柏師)(從第三師範專科學校更名而來)成立。除此之外,當時港英政府還在徙置大廈天台上設立天台小學,也是當時小學學位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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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方面,1951年,小學695間,小學生136684人;中學239間,中學生29555人。1961年,小學1562間,小學生450374人;中學313間,中學生88694人。1971年,小學1574間,小學生761395人;中學604間,中學生270441人。這種每十年增加一倍的成長過程,不但是香港快速邁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成功秘訣,更加是香港文化普及發展的原動力。及至70年代免費教育起步,前途更是無可限量。

在質方面,香港教育司署在1950年代初頒佈《小學國語科課程》(雖把昔日的「漢文」改稱「國語」,但其本質不變),規定中國語文(國語)課本內容,小一至小三「全部以教授語體為原則」,亦即白話文,小四至小六「側重語體文之教授,惟得酌情選授淺易文言」,而且規定「國音一科,原為統一中國各地方言而設。本港實際情形既有異於國內;各就學兒童均習慣以粵語交談;教師之講授,亦多以粵語為之。加以難獲適合之教師指導,故國音一科暫不擬作硬性之規定」。這一項教育政策相當開明,充分尊重香港本土文化,保護捍衛文化載體語言(粵語)。放眼共產黨之於大陸,國民黨之於台灣,這些政權簡直就是摧殘本地語言及其文化的暴徒惡棍。從此以後,港英政府實施尊重中文與粵語的教育政策:小學的中國語文科,講授一般雖用粵語,但讀和寫則要求用白話文,做到文白兼擅,及至中學和大學也無二致。

至於華夏文化的內涵,也在中小學教育中廣泛弘揚和傳播。1954年《香港年鑑》中「教育」一欄提及於1952年底,教育司署邀集教師和專家組成「中文學校模範課程及課本研討委員會」,決定大致以台灣正中書局出版的中國語文及中國歷史教材為準,一概不准採用含有左傾思想的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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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雖有修訂教材之議,但上述大原則還是繼續奉行。正因如此,華夏文化得以在中小學層面點滴弘揚,春風化雨,潤物無聲,而且中國共產黨那套散播階級鬥爭思想和唯物辯證歷史觀的紅色思想和教材,絕大部分被隔絕在深圳河以北,至少沒有進入主流教育體制當中(漢華、培僑、香島、勞校、福建這些左校恐怕是少數的例外),保存了華夏文化在香港逐漸普及、萌芽、成長的元氣。

當時香港中小學的師資陣容更是人才濟濟,相當鼎盛。師資有來自上述葛師、柏師這些師範學校(招生設有嚴格的防共政治背景審查),也有來自國共內戰時期避秦南下香港投身教育事業的知識人,以及赴笈台灣研習後回港投身教育事業的知識人。就算暫先不談矢志開展專上教育的新亞書院當中的優秀文化人,即使在當年香港中學,優秀知識人實在不勝枚舉。茲舉三例。(一)陳克文,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與毛、汪、蔣均過從甚密,博學多才,避秦南下香港後,在聖保羅男女中學教授中國語文及中國歷史。(二)李彥和,李柱銘父親,早年參加留法勤工儉學,參與抗戰,曾獲邀出任監察委員,但由於最後不信任國、共兩黨,於是定居香港,先後任教中國語文於官立文商學院、九龍華仁書院,並且曾為躲避周恩來使者多次搬家。(三)羅時憲,抗戰時期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畢業,任職中山大學及廣東國民大學專任教授,避秦南下香港後,先在建華中學任教,後任培德學校校長、廣僑書院教務主任,更受香港聯合書院、瑪利諾神父學校、新亞書院、聯合書院夜校、能仁書院競相延聘,而且羅教授又大力在大學及各類場合,弘揚他熱衷研究的佛學,包括唯識論等。大家可以想想:當今香港有這類豐厚知識涵養和人生歷練的中學老師嗎?

當時很多老師教授華夏古文,根本不用事前備課,順手拈來,即席闡發。每一字、每一詞、每一句、每一篇,都可以準確演繹,而且引人入勝,甚至觸類旁通,每每同場加講寶塔詩、回文詩之類有趣文藝,閒話人生甘苦、進退、真假、善惡、美醜。很多老師學養極佳,勸學篤行,經常帶領學生跳出課本內容,改讀古文批注。他們提出的很多問題更是引人入勝,例如:《愚公移山》的作者是崇尚道家自然無為的列子,為何課本把文章主旨說成是宣揚孜孜不倦的儒家精神?陶淵明真的抱著跟屈原截然不同的人生態度嗎?對於這一系列有趣問題,讀者大可廣泛閱讀和認真思考。此外,當年香港中小學師生關係絕非庸俗地建基於閱卷打分和升學擇業,而是往往建基於令人嚮往的深厚文化識見,春風化雨,教學雙長。這些沾在紫砂茶壺內的珍貴茶漬,在今天把教育產業化、規格化的香港社會,恐怕早已花果凋零。畢竟那些年,正是香港文化黃金時代的開端。撫今追昔,能不嘆歟?能不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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