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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鄉?城鄉歷史沿革.4】被發展的新界鄉郊

2016/9/26 — 20:27

地產商在馬屎埔村內囤積農地,圍上鐵絲網的荒地在村內日漸增加

地產商在馬屎埔村內囤積農地,圍上鐵絲網的荒地在村內日漸增加

(編按:〈香港有鄉?城鄉歷史沿革〉為《農人の野望:大地藝術祭與港日鄉城連結》第二章,回顧新界發展歷史,探討城鄉共生可能。全章共五節,分五日連載刊登。《農人の野望》簡介詳看文末。)

《農人の野望》系列按此

相較二十世紀初開始快速發展的香港和九龍,新界幾乎是封存在時間膠囊中,一直保存大量農村和稻田。除了因為有法令與政府管治方針的雙重保護,也關乎規劃思維和偶然的歷史因素。港英政府早在1935年已成立房屋委員會,就人口擠迫問題商討對策,數年後委員會建議在沙田、荃灣、元朗、大埔、粉嶺等地興建新徙置區疏導市區人口,可是由於開發時必須處理這些地區的食水、交通、防洪、排污問題,港府一直未能行動。不久後二戰爆發,計劃就此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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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港府邀請英國城市規劃專家亞柏康比 (Patrick Abercrombie) 就香港未來五十年發展方向提供意見及設計城市發展藍圖,當時亞氏提出「大香港概念」,主張開拓綜合發展的新區域,並均衡發展各區。他建議重點發展九龍半島。「新界大部份地區應保持原有的自然資源,作為城市的腹地,為核心區提供糧食、水源、戶外活動的空間和休憩場所,不應大力開拓」,因此他只建議發展荃灣和醉酒灣為新衛星城市。然而,隨著大陸政權易手,五十年代大量難民湧入香港,人口急速增加,住屋壓力大增,加上1953年石硤尾木屋區發生大火,更觸發港府積極構思發展新界。五年後政府設計的未來十年城市規劃方向,就特別重視新衛星城市的發展政策。[1]

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香港鄉郊所在的新界終於面臨被開發的命運。1973年新界拓展署成立,荃灣、沙田、屯門於七十年代初動工發展,接下來是大埔、粉嶺、上水、元朗,加上多個大型水塘項目,許多舊村被搬遷。當時有份參與發展計劃的許舒估計直到1987年,約有七十五個村落被搬遷,佔新界舊村總數超過十分一。遷村村民絕大部份都失去耕地,只取得新屋和祠堂,這些村民不再務農,轉而靠租金收入或在市區工作過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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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大規模發展意味著稻米耕種與自給農業急速息微。1970年香港的總糙米產量是16,000噸,相較1956年下跌了2,000噸,但不過短短九年後(即1979年),產量竟跌至70噸,跌幅達99.6%[3],稻田面積亦由1970年的4,500多公頃急降至1980年的30公頃。[4]與此同時,香港農業轉向市場導向的園藝農業,主要生產蔬菜和花卉,而且園藝農業的勞力主要來自新到港的移民,世世代代種米的原居民農夫很少轉型,還保有農地的人若不繼續種米的話多選擇出租土地。

關注新界發展議題的社運人士鄭家駒在《香港新界原居民特權身份的歷史建構過程》(2011)一文中引用瑞典籍人類學家 Göran Aijmer,指出:

「宗族意識形態跟稻米種植密不可分,尤其於對待祖宗的態度上有其一致的內在關聯…種米組成了原居民的生活本質和節奏,例如時令、節日、及稻米種植的循環,讓他們進入一種受制於自然和土地多於外界經濟生產的生活節奏,例如清明前不可為第一造米移苗,重陽則是收割第二造之時。」[5]

過去一直大致保留原貌的新界,在七十年代終於開始急劇改變,稻田被徵用、出租或棄耕,不僅直接令鄉郊地景改頭換面,更意味著「稻米世界」成為過去式。新市鎮的發展令新界在十餘年間急速城市化,愈來愈多地區併入城市,新界=鄉郊的時代,到了1980年後已是歷史。

原居民的農業文化開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1898年以後遷入新界的非原居民農民,尤其在1949年後,移民人口大增,部份人從內地帶來菜種,投身園藝農業,令蔬菜和花卉在1970年後取代稻米,成為香港最重要的農作物。被拆遷的菜園村就是五十年前來港投入農業的非原居民村。如果我們暫時撇開稻米不談,則七十至八十年代初其實是香港農業的黃金時代,然而由於大陸入口的廉價蔬菜和其他副食品開始攻佔香港市場,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香港農業生產值已下降至不及香港生產總值的0.5%;但即便如此,八十、九十年代蔬菜自給率還徘徊在30%附近,只是到了2010年代,香港超過九成食物依賴進口,2013年的蔬菜自給率只有2%,而內地進口的蔬果則佔92%。

1960至2010年間,香港整體農地面積銳減近9,000公頃,僅餘的土地中不少還是棄耕地,1960年,實際耕地面積有近13,000公頃,2010年居然僅剩746公頃,跌幅達94%。根據鄒崇銘的研究,過去二十多年「香港地產商通過各自中介人囤積大量農地,估計總數已經高達2,000公頃[6],其中很多不再出租給農戶,用盡各種方法將原有農戶趕走,甚至出現利用鐵絲網重重圍封的情況」[7]。香港政府一直缺乏宏觀農業政策,而且似乎對糧食自給率毫無概念,慣於倚賴進口食品,加上多年來官方和地產商聯手開發鄉郊土地;同時原居民在七十年代獲得丁權後,失去了保留農地繼續耕作的經濟誘因。香港這個地方,一直受「發展」至上、追求即時經濟得益的思維主導,種種因素,終令本地農業默默承受多方夾擊,只能在推土機臨到前苟延殘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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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佩然 (2004)≪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第二章
[2]:James W. Hayes,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British Hong Kong and CHinese Customary Law' in Hong Kong, British Colony, Revisited, Elizabeth Sinn ed.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pp 72-73
[3]:同上,pp 74
[4]:鄒崇銘、姚松炎編 (2015)≪香港在地農業讀本≫,香港:土地教育基金,頁 26
[5]:鄭家駒,2011年3月,〈香港新界原居民特權身份的歷史建構過程〉,擷取自≪文化研究@嶺南第二十三期≫
[6]:數字佔棄耕地面積超過一半
[7]:鄒崇銘、姚松炎編 (2015)≪香港在地農業讀本≫,香港:土地教育基金,頁 58

《農人の野望:大地藝術祭與港日鄉城連結》

查映嵐、楊天帥著
Eric Kwok(郭鎧漁)設計
伍集成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

2015 年夏,在一個睛空萬里、蔚風和唱的午後,幾位農夫在日本新潟縣松代一塊稻田上,俯身插秧。驟眼看,身影跟日本農夫無異,但原來他們全部來自香港。身在異鄉的他們運用自然永衡法,嘗試在異地耕種,為的是這個叫做〈大地予我〉的計劃,亦即聞名遐邇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其中一個參展項目......

〈大地予我〉到底是一個怎樣的計劃?它的目的與內容是什麼?更重要的是,大地藝術祭和〈大地予我〉會為日本和香港深層城鄉問題帶來甚麼啟示?《農人の野望:大地藝術祭與港日鄉城連結》正是為探討這些問題而生。全書記錄了這個項目的種種細節,並透過大量核心及周邊港日人物訪問,探討這個計劃的深遠意義,進而嘗試以日本作為鏡子,深化我們對香港城鄉問題的思考。

購買及查詢:Our Gallery(灣仔軒尼詩道302-8號集成中心 UG 10)或電郵 [email protected]

另〈大地予我〉回顧展正於 Our Gallery 舉行,詳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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