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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探討之三

2018/5/30 — 12:24

香港是世界上罕有的富裕社會,不單人均 GDP 名列前茅(2017 年,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算,經購買力平價調整,香港全球排名第十),政府亦財政寬裕,最新的財政盈餘逾萬億港元,但反映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卻持續上升,同樣位於世界前列。根據 2016 年的人口調查,以家庭收入計算,堅尼系數高達 0.539,位列全球第二,僅次於紐約,較 1976年 的 0.429 大幅上升。

儘管堅尼系數惡化是人口結構組成的結果,反映四十年來,香港低收入家庭大量增加,主要是因為單親家庭、年輕打工族和獨居長者湧現,是人口老化、離婚普遍及年輕人崇尚獨居的自然現象,而政府發言人亦辯稱,在實行最低工資後,再加入教育、房屋、醫療等補助措施的社會轉付,堅尼系數其實由 2011 年的 0.475 下降至 2016 年的 0.473,但貧富差距在回歸後持續擴大卻是不爭的事實。

社會兩極化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現象,但在香港貧富懸殊情況尤為惡化,卻有兩大特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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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地產霸權獨大,不僅窒礙亞洲金融風暴後本港經濟結構的轉型和多元化發展,戕害百業生機,更由於金融海嘯後全球量化寬鬆游資氾濫,資金為求保值和增値,瘋狂追逐實體資産,加上特區政府的土地房屋政策助紂為虐,推波助瀾,教房地產的投資屬性遠高於使用屬性,成為一支獨秀、奇貨可居的資產(資本),令有產和無產階級差距擴大,更形對立。

其二是本港的勞動條件在亞洲金融風暴後不斷惡化,政府為求滅赤,不單帶頭瘦身裁員,更主動引入外判和合約化工種,將本屬公務員體制的勞工大量碎片化和原子化,令體力勞動以至腦力勞動的工作條件和議價能力大降,收入大減之餘,也不穩定,因而人心動盪,為社會增添不穩因素。最弊是上行下效,公帑資助的公營機構固然亦步亦趨,在資源緊絀下,爭相肥上瘦下,自製內部矛盾,連以往為求爭奪人才薪津及退休保障措施俱不俗的大型私營企業亦改弦更張,紛紛效法政府和公營機構削減員工薪津和福利,在資本/勞動對立的關係上,令勞工普遍處於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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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說本港失業率長期在 3% 或以下,就業不足率亦低企,理論上全民就業,不少企業都請不到人,勞工不愁沒有工作。殊不知此乃皮相之見,因為薪資低、福利少,在職貧窮情況嚴重,個人收入中位數現時只有 15,819 元,新畢業大學生更差,只有不足 12,000 元,比九七時更低,不少勞工尤其是年輕人參寧願「炒散」做幾份兼職,也不願做一份薪津低、工時長又冇前途的全職,正好解釋當前奇特又矛盾的就業情況。

階級矛盾惡化,中產階級出現下流現象,不管年輕人或經濟不活躍的長者,土生土長或新移民,同是天涯淪落人,又豈是單一的獨立自決或打倒上一代足以解決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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