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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是一個分配公帑的社會機制

2017/7/12 — 18:58

DSE考生,圖片來源:無綫電視片段截圖

DSE考生,圖片來源:無綫電視片段截圖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其實是一件什麼性質的事情?我們很易忘記,它也是一個分配資源(常說的「公帑」)的社會機制。它決定了一筆龐大的公共資源,要分給誰,不分給誰。

六萬多個剛成年、踏入人生第18個年頭的年輕人,忽然意識到身邊每個同齡的人,都變了競爭對手:每四位年輕人,將只有一位,在放榜後可獲得總數80萬港元上下的資助,去讀一個學士課程。資助學士學位的成本,減去學費後的大約金額,就是80萬上下。其餘三位,將得不到這筆人們時常忘記了的資助。將他們分開的,就是一場公開試的成績。

後者得不到的,不只是一筆公共資源,也是參與一次每人成本近百萬的學習和成長歷程。每年約有15,000位年輕人(今年大概就是25%人),在現今的資源分配機制下,可去讀一個成本達百萬港元的學士學位——他們可說像中了獎,在18-22歲期間,可參與一次價值過百萬元的四年成長歷程。其餘的人,沒有這筆公共資源和這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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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75%的年輕人,因為公開試成績不在前列,是否就不應得到公共資源,去支持他們在18到22歲期間的成長和學習呢?那成長和學習模式,是否必要像學士學位或現時高等教育的模樣,當然可以斟酌。可是,單就分配而論,為何75%年輕人要被排拒在18-22歲時,得到相約份量、作自我發掘與成長學習用、每人近$80萬的公帑、與被排拒體驗一次成本達百萬的學習與成長歷程?這是否合理的公共資源分配?這是每年放榜,我都有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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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為編輯所擬;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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