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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不明戰略不清 靠換發言人不可能脫困

2016/9/22 — 14:49

徐國勇(圖片來源:徐國勇 facebook)

徐國勇(圖片來源:徐國勇 facebook)

徐國勇出任行政院發言人,民進黨立委一片叫好。要精準對外傳達、說明機關的政策,用心、反應靈敏、口才辯給這些發言人必備的特質,毫無疑問的,徐國勇都很齊全,這理當被肯定;但是通常發言人講話不宜過分犀利,以免犀利掩蓋了政策的焦點,甚至成為爭議的話題,同時發言人也要和首長彼此相當瞭解,主見不應該太鮮明,發言傳達出來的才是首長的理念而不是自己的見解。這些講究,徐國勇又明顯的不是「太過」了就是欠缺,但是很弔詭的,這些通常並不算合宜的特質,在當前新政府氣勢低迷,處處挨打的情況下似乎反被民進黨上下認為是正面條件,希望徐國勇以旺盛戰鬥力強勢回應在野黨,力挽狂瀾。 

但是換上強勢發言人,新政府氣象就可以從反彈回昇嗎? 

不重視價值理念,以致於戰略模糊,戰術矛盾這才是當前新政府諸事不順的關鍵。這個問題不做根本處理,找來口才辯給言詞犀利的發言人來和藍營爭辯,進行大眾說服,對於提升目前民眾對新政府的滿意度恐怕效果將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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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件事很彰顯新政府施政不重價值觀和戰略立場的風格。 

第一件是內閣和國安會的組成強調超黨派,藍、綠、紫共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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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綠、紫本來各有各的價值觀,現在拼湊在一起,意味著的是整個新政府並不重視共同的價值觀,進而沒有辦法依據價值觀擬訂目標清楚的施政戰略。於是各個部門各行其是,施政失去重心,整個新政府不成風格,形象模糊。 

假使官員欠缺總體中心思想但是總統或閣揆能扮演價值的樞紐,那麼也可以引導來自各種顏色的官員,擱下自己原先的信念,而讓領導者的價值觀成為戰略整合的基礎。然而總統強調的是她「是解決問題的人」,而所謂的解決問題就是把問題單純化,各別切開處理,不理會價值觀或是所謂意識型態或者是總體戰略的龐雜牽連直接就事論事的意思。這樣的原則之下,像華航罷工、虐狗動保、飛彈誤射、國道收費員工等事件,都讓當事者得到超過他們預期的最大滿足,問題都因此迅速解決。然而把普遍價值和單一個案切割雖然對執政者方便,事情處理起來快捷利落,但是這種切割違背事務本質,並不切實際,副作用不小,有時產生價值擴散效應,衍生出一連串新個案,如華航案;有的引起嚴重的價值衝突,如動保事件。 

在新政府問題取向和個案取向的思考模式之下,還甚至把不同的戰略也從總體戰略環境中割裂下來,當作不相干所以可以同時並分開解決的「問題」。 

在對外關係上,本來南海、兩岸、國際關係是互相連動難以切割的,但是蔡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把三者當成不相關連的三個「問題」,以積極參與區域集體安全機制,和結合美日等形成自由民主價值同盟的訴求滿足國內國民心理需求;以承認存在九二年的歷史事實,強調<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回應北京透過王毅向她表達的要求;南海、東海議題則延續馬總統「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以呼應北京。在主客觀條件的制約下個別看來三個「問題」大方向似乎只能如演講說的一樣,但是三個的關連性在她的演講中缺少細緻處理,三者間的扞格處更置之不理,造成的結果就是北京並不埋單,兩岸現狀難以維持。(對照之下,馬總統對於三者間的扞格和連動顯然比較敏感也比較費心處理,只不過,遺憾的,他的立場過度親中,以致於他的領導付出了2014年、2016年國民黨的大潰敗的代價。) 

又如司法院長提名司法改革和轉型正義被當成不相干的兩個「問題」分別處理,結果非常難堪,原來提名的副院長固然都不得不撒回重提,而現在在司法改革中迄今強調的尊重借重實務界的經驗問題和真相和解中要處理的追究真相的問題,兩個問題如果未經價值的辯證甚至選擇而直接以問題單純化,切割化的原則繼續進行「解決」的話,衝突和麻煩鐵定還要接連發生。 

再如,面對歷史上威權統治留下的不正義,以真相和解或正義清算本來是依據兩個不同價值觀衍生出來的兩個難以並存的政策,任何國家都只能擇一而行,但是真相和解和轉型正義卻被新政府當成不相干的兩個「問題」,要同時加以處理,無論如何,這難以行得通,演變下來,目前的現象是黨籍立委各自顯神通,捨和解而往追究正義的方向衝剌下去,而在黨和政兩方面都舉棋不定失去價值和方向的領導力,蔡總統不斷強調的和解看來愈來愈遙遠了。 

換上徐國勇,是好事,只是今天新政府的困頓在於價值觀不明,戰略模糊,這才是要根本解決的,至於發言人是否驍勇,其實是非常末端的。如今局勢如此嚴峻,可嘆新政府「解決問題」的方式竟然是捨本逐末。 

 

原刊於美麗島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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