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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主體性的建構與危機:從二二八到太陽花(一)

2016/4/15 — 10:41

荷西殖民時期的橫置福爾摩沙島地圖,透露當時的台灣並非邊緣島嶼,而是掌握時代局勢的海洋核心樞紐。

荷西殖民時期的橫置福爾摩沙島地圖,透露當時的台灣並非邊緣島嶼,而是掌握時代局勢的海洋核心樞紐。

太陽花是文化的台獨運動,否則,它就什麼都不是。

一場具歷史意義的社會運動如果是成功的,那是因為它永遠尚未成功。社會運動沒有完成之日,它永遠是其他運動的連續與發端。太陽花運動沒有完成與否,只有就此停止或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兩年之後的今天,如果談論太陽花仍是有意義的,那麼我們該探討的就不只是它作為政治抗爭的成敗,更是它在台灣歷史中的價值,以及它所帶來的未來思考。從二二八事件(筆者稱三月革命)到太陽花運動,實是一段台灣主體的建構史;它是波瀾壯闊的,卻也存在著不明確的未來危機。獨立,也許是它的名字,但要喚出來仍需勇氣,而名字的內涵,仍有待創造。在太陽花運動退場兩年後的今日,回顧台灣主體運動的發展軌跡,或可讓我們更看清台灣獨立的現在與未來。

1662年,鄭成功與荷蘭人的締和條約。一紙條約,結束了台灣不隸屬任何國家的自由時代,這座島嶼從此在殖民霸權版圖之間流轉。

1662年,鄭成功與荷蘭人的締和條約。一紙條約,結束了台灣不隸屬任何國家的自由時代,這座島嶼從此在殖民霸權版圖之間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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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之前的台灣認同:台灣漢人 vs. 滿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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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浮出歷史海平面,始於四百年前的明朝末年(十七世紀)。台灣「民族」意識是在時間中漸進形成的,其組成自始便包含了多樣的種族血緣:南島原住民、漢人、日本人(倭寇)、荷蘭人(日爾曼語系)、西班牙人(拉丁語系)。其中,作為主要移住民、左右著台灣主體意識發展的閩、粵漢人,自明末以來的最大移民動機,便是為了延續香火而逃離政治動亂、滿蒙南侵、民不聊生的唐山大陸。這種為了保存漢文化命脈──明鄭東寧王朝是為典型──而遠離胡夷化大陸原鄉的集體潛意識,造成台灣漢人在文化上對大陸懷抱鄉愁式認同、但在政治、社會與經濟上極力擺脫大陸影響的矛盾歷史現實。[1]直到1895年馬關割讓之前,這種矛盾被呈現為兩百多年持續發生、卻因清廷分化統治而從未成功的「反清復明」運動,之後又因遭日本「異族」(其先祖卻是台灣人血緣一部份)[2]的帝國殖民統治,而被自我虛構的祖國忠貞──「中國」(支那)一詞乃大清國(Chin-a)用於外交上之政治性自稱,並非漢人國家──暫時遮蔽了半個世紀。

明朝滅亡,台灣漢人抵死不從「薙髮令」;滿清割台,不少遺忘漢族身份的台灣人卻抵死不願剪掉「豬尾巴」,而以清朝遺民(Chin-ese)自居。充滿歷史諷刺的中國鄉愁,竟成了皇民化時代台灣漢人抵抗殖民的精神慰藉。日據五十年,台灣在西化衝擊中被迫和日本共同發展為現代化儒教國家,而彼岸的大陸卻在徹底滿清化(Chin-ization,即中國化)之後,因貧亂而無能自南方的漢人革命中蛻變為現代國家。「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成為矛盾口號;當「中華」的所指從「漢民族/漢文化」被徹底韃靼化為「中國」的殖民帝國概念時,中國的僵化版圖便抹滅了漢族的生動存在。

可以說,推翻滿清之後的民國/人民共和國雖然在統治上似是去滿清化(de-chinized即去支那化、去中國化)了,但在文化上卻至今未能再讓漢人作為一個民族從「中國」(滿人王朝)意識形態中「獨立」出來,反而在政治思想、史觀、語文、習俗及價值觀等方面處處仿效滿清帝國舊習、以封建旗風為尚(可從中國對滿清宮闈的迷戀看出)。這種因為被異族長期殖民,而在政治獨立後卻無法完成文化去殖民化,反而崇尚殖民宗主威權文化的社會慣性,就如同脫離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卻緬懷日本帝國時代生活一樣,是一種集體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後殖民現象。大中國主義(反分裂)和大日本主義,都是為異族舊帝國延續其正統的奴性典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貪腐封建與威權化,是漢族革命失敗、滿清復活的歷史鐵證。

此外,這種滿州化的滿清中心主義(China-centrism),也構成了中華民國治下的台灣史觀。這種史觀將清治時期的台灣漢人抗清獨立運動──其中以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事件最為人知──皆視為民變,而刻意遮掩其背後台灣漢族抗清(三大事件皆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的民族精神。同時,對於日治時代發生之噍吧哖事件,也未如其他抗日事件般做中華英雄化的大書特書,所為者,正是余清芳起義並非為了回歸中國,而是要建立「大明慈悲國」,當「臺灣漢人的皇帝」。

余清芳以羅教(齋教)信仰號召起義,建立大明慈悲國。

余清芳以羅教(齋教)信仰號召起義,建立大明慈悲國。

二戰方酣,日本帝國對美國宣戰的錯誤決定,預告了太平洋戰爭的慘敗,也使得被迫捲入戰禍的台灣,對於漢文化早已毀壞殆盡、由外國勢力操弄、分裂的新「中國」再度抱持泡沫般的夢幻期望。1945年日本戰敗前後,作為殖民地而缺乏主體意識的台灣,其民族認同無疑是歸屬中國多於日本的。

雖然部份前往中國參與抗日的台灣知識份子(如史明、鍾浩東夫婦)早已在接觸中對南北兩個中國政權(國民黨與共產黨)有所幻滅,但島內人民多仍無知於兩股中國勢力背後所共同代表的、與台灣的三種差異衝突。其一是文化上的滿清遺俗(說滿洲話Mandarin、以盤釦的旗服旗袍為「唐裝」、視旗風為傳統)對比於台灣漢風的差異(諷刺的是台灣漢風恢復卻是拜深度漢化的日本人進行去滿化政策之賜);其二是社會上的封建貪腐積習(因而貧窮)對比於台灣現代化開明法治(因而富庶)的差異;其三是政治上由戰勝國扶植的中國國民黨(美)和中國共產黨(蘇)對比於台灣作為戰敗國日本降地的抵觸。加以國共內戰趨烈,無差別地吸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台灣知識界,卻渾然未知於中國乃至整個世界已被兩種意識形態撕裂為二。此種分裂衝突會延燒至台灣,只是遲早之事。

初醒:二二八與三月革命

二次戰後台灣主體發展的首度挫折,若以台灣知識份子的責任論之,其過失原因便在於主觀認定的台灣身份歸屬,與客觀現實上台灣在世界(國際)權力結構中的角色位置,兩者間有著過於無知的差距。同時,他們亦無知於意圖在中國內戰一舉消滅共產黨的蔣介石政權,對於台灣人也有著深層難解的三重敵意:其一是接續清朝而來、作為經過兩百多年滿洲化的中國政權,對自古即是反清基地的台灣草莽漢人子孫的歷史性蔑視(這也是絕大多數史家並未察覺的中國政權集體潛意識);其二是作為資本主義附庸政權對社會主義(包括共產黨)活躍當時的台灣知識界之敵意;其三是南京大屠殺之後作為大中國(支那)愛國主義者,對日本屬民台灣人的義和團報復式仇恨。台灣漢人,以及其他包括原住民、外國住民乃至外省移民等台灣一般百姓的包容性認同,與中國國民黨統治官僚階層的仇恨性統治計畫之間的巨大差距,正是造成二二八事件的真正原因。

可以說,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主體意識的萌發起點,但諷刺的是,台獨主張的啟蒙先聲,卻是來自與國民黨敵對的另一個中國政權:共產黨。在中共建議下,謝雪紅、林木順等台灣左翼人士於1928年組成台灣共產黨、主張台灣獨立建國之後,毛澤東不只多次表示支持台灣獨立、中台友好,更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明確聲明:「……支援台灣人民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鬥爭。我們贊成台灣獨立,我們贊成台灣自己成立一個自己所要求的國家。」[3]雖然毛澤東的聲明不過是基於政治盤算,但台灣共產黨,以及吸收自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左派團體,確實在奠定戰後台灣主體運動的基礎上功不可沒。

國民黨計畫性的鎮壓屠殺,喚醒了台灣人民的主體共感與反抗意識,但也造成1947年三月革命中數以萬計的生命損失,其中包括一整個世代的台灣各族群知識份子以及無辜平民。三月革命中的族群衝突(主要發生在二二八當時),不過是國民黨分化治術下刻意營造的表象,其背後的真實意義乃是自台灣民主國以來,台灣全島人民從被動承受壓迫轉為主動抗鬥的再度全面覺醒,其抗爭的對象不僅是階級上的統治集團,也是民族與文化上的中國殖民勢力。雖然當時的參與者對後者尚未有清晰認識,但三月革命與台灣民主國的最大不同,正在於它抵抗的不再是脫離中國的痛苦,而恰恰是回歸中國政權統治的痛苦;它的奮鬥不再依託於中國認同,而是對台灣本身的認同。台灣作為一歷史與文化主體,自此正式走向與女真化中國分裂之路。

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廣場石碑上刻的,正是一朵太陽花。

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廣場石碑上刻的,正是一朵太陽花。

白色恐怖:台灣漢族認同的壓抑與徬徨

二二八/三月革命是台灣第一次、也是最武裝化的一次全面性「主體運動」。可惜,這樣的覺醒沒有維持太久,很快便被國民黨蔣政權的高壓「清鄉」手段所幾乎滅絕。縱觀從戰後、國民黨佔台到整個’50年代白色恐怖(恐共)時代,台灣知識份子的主體性鬥爭運動仍停留在政治層面對蔣政權專制官僚體制的對抗,而對文化層面的中國化殖民入侵缺乏深刻的體認。

由於接受社會主義薰陶和東亞共產黨支持,使得從事反抗運動的台灣知識份子對實行共產主義的中國仍懷有相當程度的「祖國」認同。他們洞悉國民黨作為美國傀儡政權的買辦資產階級本質,卻未能看出「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這對孿生兄弟所共有的滿清式殖民本質:少數極權、愚民奴民、以及身為滿清繼承者對清帝國版圖極度歇斯底里的執著。統一中國,成為知識份子難以察覺的、假漢人歷史正統之名,行滿清亡靈復辟之實的文化殖民策略。

台灣人建立左翼主體性之路,註定在世界性階級鬥爭與台灣民族反殖民鬥爭的混淆錯亂中迷失。一場懷抱中國統一而反抗中華民國的紅色革命,在’50年代之後因失去民眾基礎而黯然步入自相矛盾的末路。從國際政治視野觀之,未能看出台灣作為西方(美國)反共壁壘之一環,而過度突出鬥爭背後之中共效應,也是台灣左翼運動錯失國際支持(孤立化),卻使國民黨乘韓戰時期美援之勢而坐大的失敗主因。

此後的台灣進入資訊鎖國時代。雖然在’50年代晚期,本省與外省族群開始在台灣主體認同上有了政治共識,並且在反威權社會運動上有了合作(如《文星》論戰、《自由中國》雜誌主導的組黨事件與雷震案)[4],但其性質已因為拋棄左翼路線(開始反共)的島民視野,而流於對黨國的建言批判或代議體制改革,因而失去民族和階級方面的基進性。

穩坐權位之餘,蔣政權在’60年代雷厲風行地進行滿風文化殖民,除了強推滿清化的「滿大人」(Mandarin,胡化漢語)作為與共產中國/支那相通的「國語」(可謂「胡」言亂語)、推北京劇為「國劇」之外,更施行禁說方言(包括河洛漢語、客家漢語、原住民語)政策,並以查禁制度配合電影、電視台管控來建構「高雅的中國(滿化)文化」對比於「粗俗的台灣(漢)文化」這樣的愚民意識。種種作為就是為要消除民族主義成為台灣反抗意識基礎的可能。與此同時,彼岸的中國也於1966年開始了長達十年、對漢文化進行總體清算與摧毀的「文化大革命」,而漢字簡化(胡化?)運動亦同步展開。

‘60年代:黑幫黨國主義下的海外台獨轉向

儒教文化與漢族歷史遭到兩岸政權的大規模扭曲改寫,造成日後台灣漢人對(遭到中國化的)漢文化的反感;「五族共一家」的滿清式帝國主義用以洗腦台灣人民,成為打壓分離主義的虛構道統(可謂「胡」說八道)。仿效滿清對台的分化統治(以漢制漢;以台制台)手段,國民黨以外省官僚集團為統治階級,分化河洛、客家與原住民族群,並將清末已被收編為保皇黨的原反清幫派洪門與青幫,再吸收為統治階級的地下組織,從而再以相同模式衍生出作為國民黨排除異己打手的台灣外省幫派。

發源於台灣天地會的反滿清殖民力量,如今反諷地倒戈擔當滿清化殖民者的暴力工具。中國化漢人幫派與國、共兩黨千絲萬縷的共生關係,既說明國、共兩黨相同的分化式殖民本質,也透露了漢留民族精神作為反殖民力量與台灣主體意識之基礎,早已被認同錯亂的愛國主義破壞殆盡:主張大中國主義,就是要讓最後的漢族在台灣消失。

在此時代局勢下,台灣主體運動在’60年代呈現明顯的斷裂現象。一方面,台灣共產主義在警備總部與情治單位圍剿下滅絕(或潛往中、日),既使得中共攏台企圖的影響大幅消退,卻也斷絕了台灣知識份子與’60年代末之反戰、反安保、布拉格之春、五月風暴等全球新左派/反殖民運動的聯繫。另一方面,失去前輩傳承、在外省壟斷的政治圈無從伸展的新一代菁英,被迫遠離白色恐怖籠罩的台灣,而以留學、經商等名義移民海外──尤其是美國;他們沒有馬列毛效應的包袱,因而發展出在海外萌芽卻更具本土主體意識的台獨運動。不過,也正由於日後以台美人為軸心的台獨組織極度仰賴台美人在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社經地位及資源,因而使台灣主體運動自此由國際左翼社會反轉向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右傾路線靠攏。台灣主體運動中的革命鬥爭派失去了歷史舞台,只能退居至東瀛社會中(如史明、朱世紀等早稻田子弟),成為體制派台獨運動的幕後推手。

當’60年代的台灣本島處於軍黨鎖國的風平浪靜時,台獨運動與黨國情治組織、幫派的對決戰場,就在反體制革命正值燃燒的海外國際社會中風聲鶴唳地展開。1959年,廖文毅成立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為首先被封殺的對象,擔任東南亞巡迴大使的陳智雄在東京被國民黨海外特務強擄回台、終遭處決。其後直到’80年代,都陸續發生海外台獨異議人士遭情治單位擄走或不明人士策謀而被失蹤、被殺害,其中最著名的當屬陳文成事件與江南案。將爪牙伸至海外的中國國民黨蔣氏王朝,不只透過軍警組織,也透過領取中山獎學金的職業學生(馬英九曾是一員)[5],以及前述的外省保皇幫派(外傳由太子黨負責操控)來建立他們的特務情資暴力網絡。

台灣社會從上而下包括幫派的中國化,反映了本島草根民族意識的漸遭抹拭。但另一方面,台僑社會的形成及海外主體運動的展開,其最重大意義正在於彰顯了「台灣」不再只是一省、一島,或名為中華民國的國家,而是發展出跨國籍自我文化認同的一活生生的「民族」主體。「流浪的台灣民族救贖了被中國化的台灣島」,可說是海外台獨時期的歷史價值總結。

 

[1] 可參考拙文:〈福爾摩沙的史詩時代:尋找台灣歷史發生期的世界史位置〉,《歷史月刊》,第167期,台北:歷史月刊雜誌社,2001年12月5日,頁81-86。

[2] 早在鄭芝龍時期,鄭氏家族便與日本倭寇合作經營、殖民台灣,以作為國際商業和武裝掠奪中國沿海的根據地。漢日混血的台灣人認同糾葛,在有著一半日本血統的芝龍之子鄭成功身上表露無遺。

[3] 《社論》,延安《解放日報》1947年3月8日。

[4] 參見:李筱峰,〈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類型〉,《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之法律與歷史探討》(台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1),頁134。

[5] 參見:許建榮、曾韋禎,《馬經:你想像不到的馬英九》(台北:玉山社,2007),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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