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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主體性的建構與危機:從二二八到太陽花(三)

2016/4/25 — 13:44

新時代的台灣主體運動,是去核心化的,既強調在地性與個人,也重視全球串聯。

新時代的台灣主體運動,是去核心化的,既強調在地性與個人,也重視全球串聯。

後陳水扁時代,是台灣主體運動從政治上的國族獨立訴求──亦即「台灣主義」(Taiwanism)──深化為文化與生活上追尋「台灣性」(Taiwaneseness)的深根化過程。在某種程度上,這不得不歸功於那最後被過度政治操作而失敗的本土化運動。一方面,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民進黨大敗210萬票的事實,讓台獨運動開始走向另一波低潮;但另一方面,國民黨復辟、民進黨腐化的挫折壓力,也促使人民開始學習將台灣主體認同從對民進黨的政治認同中抽離開來。雖然仍有知識份子將民進黨的失敗歸咎、等同於「台灣人本身的失敗」(見李喬〈台灣主義說帖〉),但民進黨執政八年來對台獨實踐的搖擺規避態度,卻讓有識者開始認知到,唯有讓台獨的理念與行動,從民進黨的政策把持中解放,並融入人民的生活認同中,台灣的獨立與主體性才有重生的活路。

前建國黨秘書長朱世紀之死,並未在當時受到任何重視,卻是左翼台獨的重大損失。來源:網路截圖

前建國黨秘書長朱世紀之死,並未在當時受到任何重視,卻是左翼台獨的重大損失。來源:網路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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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獨採取無為的背後,隱藏的真正墮落是對階級正義的放棄。2007年遭警方連續惡意取締、累積罰金破億元的攤販自救協會會長朱世紀(前建國黨秘書長),在最後一次光華商場取締行動中,因被警察辱罵而情緒激憤,當場猝亡。朱世紀事件,象徵了民進黨執政對底層壓迫的漠視。民進黨終選擇了搏取中產階級認同的最大公約數立場,而被犧牲的不是任何特定族群,卻是所有社會底層的普羅階級。

昔日位於光華橋下的光華商場,是台灣底層社會運動消失的空間脈絡。來源:wikipedia

昔日位於光華橋下的光華商場,是台灣底層社會運動消失的空間脈絡。來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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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去政治化的主體性正義

在過去,由於台灣被殖民歷史的特殊性,階級壓迫與殖民壓迫往往有著深厚交集,加以民主化抗爭時期黨外人士為集中力量而採取的政黨化,這些都在在造成「台灣社會運動─台獨運動─民進黨發展」三者間存在高度連動的同步關係,甚至在李登輝執政晚期開始演變為民進黨指導獨運、社運的詭異態勢。待到民進黨執政失信後,原本互相合作、同進同退的獨運與社運,便開始分道揚鑣、各自發展了。兩者的分裂,象徵的是普羅階級蘊釀已久的、對民進黨版台獨作為社會正義救贖的幻滅,以及自我的覺醒。可以說,民進黨的慘敗、太陽花的火苗,正是源自於此。

事實上根據前述,社運與獨運的不協調或相互牴觸,所意味的正是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之間的優先性問題。早在’90年代,這種不協調性就已然被左翼台獨革命家們強烈地意識到了,只不過在民進黨作為本土反右(反威權)勢力的認同整合下,兩者的牴觸被爭取「本土執政」的共同目標暫時消解了。然而,當這個目標的達成既沒有換得國族獨立,也沒有換得階級正義的實現時,這兩者的牴牾也就自然浮現了。必須注意的是,這場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分裂,不意味兩者此後永不相交,而是如同許多第三世界的經驗那樣,企圖尋找重新結合的穩固關係;同時,這個過程的摸索與形成,亦與全球化的國際局勢轉變,有著深層的因果聯繫。

馬英九當選的背後,是美國對台獨的孤立態度,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及歐洲)急於對中國等開發中市場進行投資式經濟殖民(泡沫化風險轉移),所反映的「經濟需求政治化」的現實。新興的殖民運動,透過全球化而建立起以西方為首的跨國經濟極權主義,使得過去的民族鬥爭被全球權力結構所瓦解,並且被迫為了同跨國財團的殖民勢力對抗,而開始與其他地區的反殖民鬥爭展開聯結。所謂的反全球化運動,實是各在地民族鬥爭也開始發生橫向串聯,並縱向轉化為全球性階級鬥爭的現象。其反對的並非自由貿易,而恰是具殖民性質的不自由貿易。’08年以後的新一波台灣社會運動──在太陽花運動中達到高峰──以及香港的社會運動,其所對抗的不再只是中國勢力的入侵;它們更須被納入各在地的反全球化運動中,去觀察其對跨國經濟殖民(區域整合)的抵抗意義。[1]

可以說,台灣社運與獨運的分裂,在宏觀上來看是殖民結構跨國化的最後對應結果,也是晚期資本主義發展為全球化經濟殖民主義的應變演化。台灣主體運動對抗的不再只是國民黨威權,也不再只是中共政權,而就是掩藏在區域整合下的全球化殖民資本主義。為此,社運與獨運必須分裂,必須讓鬥爭的主體從國族身份中解離出來,重新還原為受壓迫的普羅人類。同時,在過去由台獨運動帶領社會運動的主從關係,也在這樣的分裂與重整中,轉變為以社會運動領導台獨運動的模式。藉由這種轉換,台灣主體運動回歸到階級正義的鬥爭軌道上;「獨立」一詞,也從中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概念中,重新釋放至以人(個人)為主體的人道主義高度,成為任何受壓迫者都能認可的普世價值。

因此,當太陽花運動中的學生們再度大聲喊出「台灣獨立」時,這四個字不再是過去意義的口號,而是能夠引起在國民黨復辟的悲慘歲月中、飽受跨國官商財團權勢欺凌的所有被壓迫者共鳴的一種認同呼喊。台獨,比以往都更真實、更自然。「自然獨」,成為太陽花運動形成的最核心價值;它的自然,不只是因為年齡或成長背景,更由於它不再以國家、族群為基礎,而是根植在台灣的土地、環境,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之價值。

回歸左翼的太陽花台獨

從劉兆玄內閣時期的陳雲林事件和中國毒奶粉事件開始,台灣人民所面對的中國壓迫就不再是傳統台獨運動者所遭遇的政治軍事威脅,而是更深廣也更細微的跨國經濟殖民。它的驅動力與其是以往大中國主義下的併吞意圖,毋寧是社會主義中國瓦解、被跨國資本主義併入全球化體系之後,由於全球經濟殖民的推擠作用而被迫採取的、對亞洲鄰國進行掠奪式市場開發的地緣經濟戰略。與此同時,台灣主體運動中的「台獨」呼聲暫時沉寂了,取而代之的是反對外國(中國為首)以商圍政、以經濟整合為由支配台灣主體價值(包括政治、社會與文化價值)的在地化反均質主張。作為太陽花序曲的野草莓運動,正是這種以台灣在地價值正義,對抗由中國作為輸送口之區域經濟帝國主義的精神發端。

跨國經濟殖民深透入人民生活的侵害,不再只是來自一國,也不只是來自外在,還包括國家機器、剝削型產業與跨國財團在合縱連橫之後,對境內底層階級或邊緣地區進行的內化殖民(internalized colonization)。事實上,內化殖民在過去一直存在於台灣歷史中,並成為台灣主體性發展的巨大阻礙,只不過其傳統形式多為族群間和階級間的雙重殖民;而今,區域整合時代下的新內化殖民,卻更常以城市/首都對偏鄉地區進行剝削式經濟殖民的方式呈現。吳敦義內閣時期發生的大埔圈地事件與國光石化開發案,即為此間代表。其後,陳冲內閣時期爆發的美牛問題,非但突顯馬政府執政背後的美國區域整合操控勢力,更回溯驗證了陳水扁時期以來,國、民兩黨對美國經濟殖民的抵制,不過是朝野之間一搭一唱、對人民福祉虛應故事的角色扮演。

哲古華拉的革命主張,十分重視個人的行動價值和人道精神,可以說是新左翼和今日包括台灣反全球化運動的啟蒙者。

哲古華拉的革命主張,十分重視個人的行動價值和人道精神,可以說是新左翼和今日包括台灣反全球化運動的啟蒙者。

如此的內憂外患,觸動了最不願參與政治、卻總是成為革命主幹的年輕學生。從野草莓開始,林飛帆、陳為廷、魏揚等學生便一再出現在上述重大社會事件的抗爭運動中,而深深影響他們思想的,卻是諸如蔣渭水、史明、鄭南榕等傳統左翼色彩濃厚的台灣知識份子,以及古巴革命英雄格瓦拉(Che Guevara)和馬克思主義。為了對抗全球化時代內外夾擊、無孔不入的政商體制暴力,新世代的社運模式巧妙而反諷地利用了全球網際網路介面,來進行巨觀的跨國抗爭經驗串聯,與微觀方面個體間的即時聯繫。對網路的善用,大幅提升了在地化社會運動的機動性,以及對資訊的正確掌握,這是全球化主義者萬萬沒想到的。筆記型電腦與智慧型手機,讓這些年輕人能夠即時且精確地集結、動員,又能迅速地快閃離場,同時在第一時間讓最新抗爭現場狀況上傳到全世界都看得到的社群網路上,造就新型態輿論力量。

這些出現在各種場域、具有流動特性的新世代社運,除了以反消費、反壓迫、反整合、反邊緣化等訴求豐富了台灣「左翼」的當代內容,更蘊含著某種非本質論的、存在主義式的反殖民精神。這也正是為何當林濁水等老一輩台獨世代擔憂台獨即將消失在「右化」軌跡中、而左翼社運人士離棄台獨的時刻,太陽花世代的年輕人們卻「令人驚訝」、輕鬆坦蕩地表陳了毫不猶疑的台獨主張。[2]新台獨之所以令人驚訝,是在於他們的台獨跳脫了決定論/本質主義的框架,既不追溯「台灣人」的生理或族群定義,也不困擾於台灣獨立的歷史或法源基礎。我在此,故我台獨;我獨,故我在。這種「自然獨」的選擇,實是年輕世代在面對全球化均質主義,及面對中國大玩「整合─排擠─整合」兩面手法、充滿敵意的併吞企圖時,對自我主體認同進行思考所產生的集體「自然」反應。

自然獨世代讓台獨回歸到以人民為主體的左翼路線上,並且以排斥政黨及意識形態滲透的去政治化姿態,主張台灣人民的主體性正義。這種對均質化經濟殖民與社會不正義的焦慮,在經過江宜樺內閣時期的核四公投爭議(受2011年福島核災衝擊)、毒澱粉事件及洪仲丘事件的不斷積累之後,終於在兩岸服貿協議審查爭議中達到激憤高潮,因而在2014年3月18日爆發了太陽花運動。1947年的同一天,國民黨軍隊在南台灣大肆屠殺,古坑抗暴民兵遭遇國府軍隊伏擊殘殺,棄屍當地;67年後,來自中南部的林飛帆、陳為廷等學生領導,在高雄籍教授蔡丁貴帶領的公投盟掩護下,攻佔了象徵國家機器運作核心的國會殿堂。不接受政客介入、政黨指揮的太陽花,是一場由社會運動帶領的台獨運動,它不僅象徵了台灣主體意識的蛻變,也象徵這份意識與歷史感的重新接軌。

個體化的台灣主體性:微型化的全球台獨

佔領立法院期間,蔡丁貴、史明等非政黨左翼台獨前輩對太陽花學生的協助與致敬,除了代表這是學生領導的公民行動外,也明示了新舊左獨世代的歷史傳承。社運與獨運再度在太陽花合流了,這既透露了他們面對的,是階級剝削與殖民交織的新時代矛盾,也證明了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台獨精神與社會主義精神之間,終究是不可分割的──那些背棄其一的人,終會同時背棄兩者主張的正義。

從這個角度看,若以為太陽花運動產生的是某種嶄新的台灣主體意識,並且缺乏與歷史發生聯繫的意願,那就流於見樹不見林了。事實上,正是太陽花運動讓生存在集體歷史中的台灣人,明白了自己在共同對抗什麼。在反服貿協議的表面議題背後,釋放的不只是在跨國區域整合勾勒下,年輕世代對人類均質未來的反對,也不只是對中國侵入式經濟殖民的拒絕,更是所有台灣人對於台灣不斷被支配、被置於世界殖民網絡中抹拭名字、重新定位,終而失去存在身份的這種循環歷史宿命的抵抗與吶喊。當生於本土的民進黨變調為「華獨」的時刻,太陽花運動喊出的,卻是返歸到人民手上的正港台獨。這一聲台獨,包含了多少世代台灣人民的歷史苦悶,和他們對這座島嶼土地上的山、海、人,以及自然母親的依戀與熱愛。正是這份人民間的共感認同,才喚出了50萬名不分年齡、地域的台灣人向首都進軍,包圍了政權所在的凱達格蘭大道:一個以消失在殖民歷史中的族裔命名的權力之路。

今日再回顧太陽花運動,會發現它的政治訴求──無論是反服貿或反馬英九──其實既不重要,也不明確,更不成功。然而,這樣一場最後被迫退場的失敗運動,之所以引起那麼深廣長遠的回響,正因為它對於台灣獨立史而言,是意義無窮的。太陽花是一場徹底去殖民化的台獨運動,它告訴世界台灣人不必是什麼,獨立生存也無須是憑什麼。

對自然獨的世代而言,太陽花是台灣第一場真正不分地域、年齡,全面性的公民覺醒運動,也是一場實況公民教育。

對自然獨的世代而言,太陽花是台灣第一場真正不分地域、年齡,全面性的公民覺醒運動,也是一場實況公民教育。

台獨,從來就不是一個有待追求的目標;台獨,是當下的事實,是台灣存在的確然和已然,而我們要做的,只不過是去證明/正名它。然而,如此逆轉傳統台獨邏輯的思維,卻並不是與歷史斷裂的無中生有;相反地,這些年輕人非但渴望與台灣左翼歷史進行連結,而且已然對歷史有著不受殖民教育洗腦的正確理解。無論是林飛帆對左翼台獨的信奉,或獨立樂團「拷秋勤」一句簡單的「官逼民反」背後訴說的反清抗日歷史,都顯現太陽花世代相較於野百合或美麗島世代,有著更深透的台獨史觀,並且瞭解台灣文化根底的左翼反殖天性。

從二二八至太陽花,是台灣民族漫長的征途。這場展開於島嶼歷史的革命,宛如描述戰鬥的公路電影,它沒有萬里長征的廣袤地景,卻走了更久遠的時間歷程。不斷輪迴的革命青年,在南北各地的街頭戰鬥、陣亡,前仆後繼,然後在一再重生中尋找自己的身份。前世是魂歸祖國的共產鬥士,今生是反抗威權的台獨浪人,來世再生為抵禦蠻族帝國野心的街運份子,最後發現自己遺落在全球權力版塊之間的海上之名,只是簡單的三個字:台灣人。在生生滅滅中前進的青年,花了超過一甲子的歲月,才終於集結、攻克統治者的權力之都。

這段歷史,揭示了台灣主體運動在民族與階級衝突間掙扎的清晰脈絡。先是大中國主義下,為了反國民黨壟斷型資本主義而產生的階級覺醒鬥爭,卻因為缺乏對抗殖民統治的民族意識而失去認同,終歸落敗;後是覺知中華民國統治的殖民本質,進而以建構台灣國族主義來進行反殖民鬥爭,卻由於遵循資本主義代議路線,忽視階級矛盾下的社會不正義,因而失去普羅支持,再度落敗(陳水扁鋃鐺入獄)。如此的經驗,解釋了太陽花運動引起廣大共鳴與影響的原因:它是第一次將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合併面對的一場運動,既抗爭著國民黨政商團塊象徵的階級剝削,也抗爭著大中國主義的殖民入侵──當然,這與資本主義的跨國殖民化亦相互呼應。

另一方面,台灣主體運動的另一個掙扎是:「集體意識/文化獨立」與「體制/國家獨立」孰先孰後的邏輯掙扎。在過去,台獨運動者一直認為,只有先建立一個獨立的台灣國,才有可能讓人民漸漸形成獨立的文化民族意識。然而如今,太陽花的自然獨世代卻證明了獨立的集體意識先於獨立的體制;台灣人民已然形成獨立意識,反而是對於體制的獨立(包含法治民主化)與民族意識甚至階級解放之完整主體性的關聯,缺乏認識和欲望。太陽花運動之所以無法明確主張本身的台獨訴求,以及它之所以最後以退場告終的原因,很大部份是由於民眾對形式上的台獨企圖缺乏認同所致。

沒有一場社會運動是永不散場的,然而每一次的解散,都不過是為了約定下一次的集結。遍地開花,宣告了台灣主體運動進入一個微型化的新時代。這個時代的鬥爭介面,從街頭延伸向了網路,而佔領國會、建立學生自治部門的閃擊紀錄,更象徵了網路世代的體制外人民力量,開始有了對體制暴力的完全制衡力。透過網路,台灣主體性既在個體的游擊間微觀地移動,但也在世界的任何可能角落,與其他在地化鬥爭進行全球同步的巨觀串連。此外,新時代的台灣主體運動,也是去核心化的。它既不依附在某個政黨,也不圍繞著首都發展的價值旋轉,而是透過知識份子領導、人民直接參與,在每個在地建立自有的環境深根價值。台獨,從政治意識深化為文化意識,揭示著台灣人們(複數)捍衛生活自主與普遍正義的決心。這種複調性和反菁英風格,正是後太陽花時代台灣主體發展的生命特質。[3]

 

[1] 參見:丘琦欣,〈專訪:艾琳達〉,2016年4月15日檢索。

[2] 參見:林濁水,〈年輕世代的「自然獨」(一)〉,2016年4月15日檢索。

[3] 可參考拙文:〈太陽花備忘錄──福爾摩沙之春未凋萎〉,2016年4月1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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