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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空前的記錄時代

2015/7/29 — 13:30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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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張國立對談時,我提過一個想法:「我們的上一代,活得比我們複雜得多,他們身上有許多秘密,秘密是他們生命中必然的一部份。」對談時,我沒有說這個想法的後半段:「我們的下一代,恐怕會愈來愈難了解『秘密』這回事,尤其是與人的身分、認同、行為有關的秘密,一種自己深藏著,絕對無法公開、無法與別人『分享』的秘密。」

我們正在進入一段人類歷史上空前的「記錄時代」。無所不在的紀錄工具,實時實景地將我們的所作所為都留存下來。照相機、手機、固定監視器,現在還加上了隨時流動的汽車行車紀錄器,這些機具隨時拍攝、不斷拍攝,將每個人的生活細節都或有意或無意的保存著。

另一位老友紀蔚然幾年前寫的小說『私家偵探』,敏銳標誌了時代的變化。在那本小說中,偵探藉以推理破案的,是監視器;偵探得以破案的最大本事,不是靠現場線索推論,也不是靠測探犯罪者心理,而是知道應該去調哪個街口的監視器來過濾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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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和從前不一樣,犯案的時空沒有真正消失,偵探不是要用推理、用想像去重建那個事件,事件的前後種種其實一直被保留在監視錄影中,只是看你有沒有本事去找出來罷了。
的確,不管是車禍、失竊或兇殺,今天要處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監視錄影或照片。而大部分的車禍、竊案與兇殺,也幾乎都能夠找到一看就破案的影音記錄。一切都存在那裡,沒有甚麼真正消失了的。

這樣的時代,讓人傾向於相信紀錄、資料,也就愈來愈難了解沒有紀錄、沒有資料可供顯現的,一去不返的「秘密」。曾經發生過,但沒有人願意承認,當事者尤其不願承認,恨不得自己能夠徹底忘掉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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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時代,也讓人逐漸生疏於對於紀錄、資料的提防。監視錄影、手機上的照片、臉書上的影像與時間,這些紀錄通常環環相扣,無從造假。但過去的紀錄、過去的資料不是這樣。甚至連這些紀錄、資料存在的理由,都不是那麼簡單。

由機器忠實處理的紀錄,很明確地保存了事實。但過去由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處理的紀錄、資料,卻有著五花八門的各種動機。事實,相對於另外的或制度性或私人的動機,還真沒那麼重要。

在『行走的樹』裡,對著從「檔案管理局」找出來的「檔案」,季季的感受是:

──至少,「高晞生判決書」裡的楊蔚,在我看來是個「陌生人」。
那麼,那些已在檔案裡發黃、模糊了的文字,那些經過各種非人的刑求,終而留下的所謂「自白」或「證詞」,有多少是「合法的虛構」?又有多少是「非法的真實」?

我們能藉由「檔案」來認識楊蔚,或楊蔚這一代的任何人嗎?
依照檔案,楊蔚不是「匪諜」,「與高晞生係來台後入警察學校受訓時認識的,與其並無為匪工作關係。...至渠於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在押期間內一度與同押匪犯陳正辰密商釋放後擔任匪方工作一節,據供陳正辰確曾將同黨林天庶地址寫在一條上交渠,渠如獲釋後即往聯絡。當時渠因不滿政府,故有此事發生....」

他沒有「為匪工作」,而是因為被牽連、被關了,所以「不滿政府」,才一度想要真的去「擔任匪方工作」。諷刺的是,依照檔案,他從來沒有為「匪」做過任何事,連想要為「匪」工作的念頭,都早早被破獲,卻因此而長期被關,出獄後又被警總監視、利用,不得不為警總工作啊!

但這樣的「檔案」,顯然連他的名字都沒有弄對。後來為了尋找年少偶遇的「夏琳」,楊蔚給了季季他的本名,不是「檔案」上的楊蔚,而是楊齊德。那麼,「檔案」上那個沒真幹上「匪諜」的楊蔚,和本來的楊齊德,又究竟有多少相同重合的地方呢?
季季的回憶:

「...那一陣子楊蔚心情放鬆很多,有一天終於說,他和胖子他們都是共產黨第三國際派來台灣的,男的都混入警察系統,女的則在基隆港對面斜坡上的一片矮木屋裡以賣淫為掩護,從軍艦和港務人員口中打探情報,由胖子負責直線聯繫。...」

結著楊蔚還說了其中一位「以賣淫為掩護」的「梅英」的故事,說得泣不成聲。

看來,他又真的是個「匪諜」啊!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刊於作者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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