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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與文字紀錄

2015/11/22 — 6:27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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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文字記錄的史料一定要記得,並不是寫下來的就是事實,就是可以依賴的史料。我們必須留心文字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中寫下來的。不同時候、不同情況會產生不同的偏見偏差。沒有不帶偏見的文字記錄。

只有極少數歷史資料是在歷史事件當時記錄的,絕大部分都經過長久的修改編撰過程。太史公司馬遷寫《史記.殷本紀》時,距離商朝結束已經過了一千三百年。我們真的可以如此簡單地就是接受、相信他對一千三百年前事情的了解嗎?現在有一個人寫了一篇文章,寫一千三百年前,西元八世紀時的台灣,寫得言之鑿鑿,你會相信那都是事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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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記載的歷史還有「經典化」的過程。我們今天已經不會知道,與司馬遷同時期的其他人對於商朝歷史的說法。我們甚至無法確定是否存在不同的說法。像《舊唐書》、《新唐書》並存了兩個「正史」版本,那是很少的。可是在律定到剩下兩個版本之前,說不定原來有五個版本啊!後來的人在各種不同說法中,選擇留了其中一個或幾個,代表性的「經典」形成了,但也就意謂著有許多其他版本被拋棄、被遺忘了。不能過度相信文字記錄的理由就在這裡。文字記錄經過各式各樣、各個不同時代的編輯跟修改,編輯者、修改者都有各自用心與用意。像中國歷史紀錄,愈到後來問題愈嚴重,追求同質性(homogeneous)的力量愈來愈大,異質性的、不一樣東西,就很容易被排除、淘汰掉。

考古資料的一大好處,正在於並不是、也不可能系統性出土的。所以比較不容易被私心控制改造。誰也沒辦法預見、規定哪些資料會被保留,什麼資料會被挖出來。也就是,考古的偏差與文字的偏差不一樣,被文字史料偏見抹煞掉的,不會因此就在考古上挖不到、挖不出來。只要考古遺跡中挖出了原來文字記錄上沒有的材料,就提醒了我們,在這方面文字記錄是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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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反過來看,也有另一層提醒,那就是考古上沒有出土證據的,不見得就不存在。常見有人質疑文字記載:如果真有此事,為什麼考古資料中都看不到?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考古資料有,而文字資料沒有,我們可以證明文字資料是錯的;但是文字有,考古資料沒有,卻不見得文字就是錯的。

假使沒有文字記載,沒有文字記載衍生出的學問——如「古代地理學」或「古代地理考」,我們無從知道,商代的都城可能會在哪裡。缺乏這些基礎知識,考古就真的成了大海撈針。透過文字記載的比對,古代地理學約略指出了囂城可能在哪裡,我們才在那附近挖探坑,試探地底或許存留了什麼。這是文字幫助考古的另外一個重要角度。這兩種史料必須要不斷地彼此配合與對照。

我們今天來「重讀」中國歷史,一個原因就在幾十年來中國大陸出土了大批的考古資料,改變了傳統對於中國歷史的理解。中國大陸的考古有一定的基礎,然而四九年解放後,先是對蘇聯老大哥一面倒,接著又有「破四舊、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了古文獻學的根底,許多古文獻學的大師後來都沒有機會好好做研究。這是件可惜的事,我們可以說,在考古與文獻的比對結合上,還有很大的空間值得後來的人努力。

一個嫻熟古文獻,聰明而且細心的史學家,能在文字史料裡面挖掘出許多訊息來。早在一九五五年,錢穆(賓四)先生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古代山居考〉。錢穆先生搜羅了古書記載,透過一個字一個字的考索,比對文字及其指涉的原則,做了大膽的推論,認為中國文明的起源不是過去想像的河流邊。當我們說中國文明起源於黃河邊,這個「河邊」是個什麼樣的「邊」法?

〈古代山居考〉中,錢穆先生從後來留下來的文字回推,看出中國古代的居住環境,以穴居為主。而且選擇用來居住的洞穴,距離水邊不會太近,當然也不能太遠。一九五五年的這篇論文,完全從文獻學的角度出發,重新閱讀過去的古文字與古文字學資料,做出詮釋。沒有多久,一九六○年代後期挖掘出來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證明了錢穆先生所主張的。典型的新石器仰韶文化遺址,很像現在陝西的窯居環境,最普遍的居址是離水沒有很遠,高起來可以從壁面鑿洞進去住在裡面的地方。

如果中國大陸的考古學家更早讀到錢穆先生的論文,或許他們對於如何挖掘新石器時代的居住遺址就會有不一樣的假設。考古和文獻的結合,考古挖出了資料,讓我們知道古代文字記錄應該如何解釋;而文字紀錄上的內容又可以修正我們對於考古資料可能產生的誤判、誤解。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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