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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成為我們?— 台灣認同、台灣獨立及其運動

2018/12/31 — 10:18

「台灣國護照貼紙」設計師陳致豪所設計的台灣獨立旗,圖片來源:陳致豪

「台灣國護照貼紙」設計師陳致豪所設計的台灣獨立旗,圖片來源:陳致豪

(2018-12-25 野火社課逐字稿修訂版)

關於台灣共同體、台灣意識這個部分,我覺得可以先從第一個部分來討論,我想大家都聽說過一句俗語:「台灣人放尿攪沙不團結」,意思是批評台灣人不團結。不過這其實有一個預設,假設台灣人是同一個群體,有著一樣的意識與認同。然而,如此對於團結的預設是一種想像,是一種後設的想像,假定台灣人應該是一致而無歧見的群體(大多指涉在公共與國家議題)。然而,在那之前我想我們應該先認真地了解一下:台灣人什麼時候開始「認識」自己是台灣人。

吳密察老師曾經在課堂上講過一句話,值得大家思考,大概的意思是: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以前並不存在「台灣做為一個共同體」的認知,那麼你怎麼會期待他們存在一個比台灣還大、以中國作為共同體的認知呢?他提醒我們思考這個問題,並不是說當時的台灣人沒有意識到清帝國的存在。但是,意識到清帝國的存在,跟把自己認為是清帝國的子民,以及彼此之間的依存與效忠到什麼程度?中間的落差,其實是值得深入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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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忽略的是,傳統的帝國與現代國家對於人民的掌握與控制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帝國的權力從中央朝邊陲遞減,但是國家的統治基本上是一致的,比如說現在你人不管在綠島、在蘭嶼,都有繳稅、服從法律等一樣的義務。

舉個例子來說,清帝國時期有個「淡水廳」,管轄範圍從淡水到新竹,但是這麼大的區域,你知道有多少官員管轄嗎?從最大的到衙役,只有幾百人,比我們現在一個公所或分局還不如。所以,你可以思考人那麼少,地那麼大,統治者要怎麼樣來統治?而人民又會採取什麼樣的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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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其實清帝國統治時期的人們其實並沒有太強的「台灣認同」,你可能會依你的祖籍、你的籍貫,比如說你是福州人、泉州人、漳州人,或是同安人、客家人,來到台灣之後可能你會說你是八芝林、大稻埕等用台灣的地名區分,還沒有一個很強的、以台灣作為一個共同體的認知。

試著想看看,一個三不五時就跟鄰居分類械鬥,打得頭破血流的人們要如何產生對於彼此的認同?另一方面,一個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地域,又怎麼可能具備一個對於清帝國的認同呢?當然關於清帝國統治末期的台灣社會,存在所謂「內地化」與「土著化」兩種意見。李國祈談的是清帝國統治時期的台灣,越來越像內地,越來越像中國;另外則是像陳其南說的,整個清帝國統治期間是越來越像台灣,就是所謂的土著化。這是學說上的兩個爭論,但不管答案為何?都不能否認:清帝國統治期間始終沒有辦法有效的統治全台灣 — 這個是大概可以確定的(南天書局前兩年出一本書,魏老闆送給我的時候,特別跟我説:這本書裡面最重要的資料,是地圖上缺了東部一角。清帝國統治下自己畫的地圖沒有東部,就表示他自己也承認,他在那個地方控制力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現在談到認同(identity),我覺得認同不是一個很空的東西,認同是有依據的,比如說:柯志明老師在《番頭家》中談西部平原漢人跟平埔族人之間的移動與遷徙時,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經濟因素對於認同轉變的重要影響。

這也表示:認同雖然是精神層面的意識,卻經常受到真實世界的影響,認同是被形塑的「想像物」,但是「她」其實有層次上的不同,也會流動、轉換。過去所謂的「漢賊不兩立」、「轉向」,往往都是因為我們把認同當成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東西,是一個「反真實」的設想。

認同的第一個特徵在於她是有層次的,理論上會因為時間、空間與社群而擴大成家庭、社區、鄰里、城鎮、縣市、國家等不同的規模。另一方面,認同其實跟「情感」沒什麼兩樣,也是有程度上的差別的,比如說,你喜歡一個人但你未必愛他,你愛她但你未必願意為了他赴湯蹈火;第三是認同本來就是會轉變的,而且也可能沒有來由的轉變、迅速地轉變,這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等一下舉例說明)。

總而言之,清帝國對於台灣的掌握是有限的,這導致一個以「中國」為想像的共同體意識,並不存在於19世紀時期的台灣(也可能不存在於中國)。如果我們先說結論的話,可以說日本統治時期雖然成功地在台灣「創造」了共同體意識,但她大致上是一個「準國家意識」— 準就是「沒有」、就是「不是」,一個以國家為標的的「政治」認同,一直需要到戰後才在一場悲劇中誕生。

先回到日本時代,日本時代與清帝國最大的不同,首先是可以參考呂紹理老師的《水螺響起》,他就在談日本統治時期怎麼讓你的時間一致化;第二是縱貫鐵路的貫通,讓西部平原的空間一致化。時間跟空間是兩個很重要的東西。因為清帝國時期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就是台灣的地形因為河流而被劃分為非常多塊,因為溪水這樣流,人也很難、也沒有這個動機與意願達到跨越很多條溪水的移動。所以為什麼郁永河的〈裨海記遊〉那麼重要,就是因為很少有台灣人會那麼無聊,從南部走到北部。人沒有交通、沒有往來、沒有聯繫,怎麼可能會產生一島的認同?所以我們大致上可以確認的,或粗糙一點的講:是清帝國時期並不存在台灣認同與台灣人認同,甚至於他們對唐山或清帝國的認同,也只是一種遙遠的連帶。就是好像聽說有個遙遠的清帝國在統治我們,會跟台灣人課稅,但台灣人逃漏稅逃得更嚴重(隱田),然後我們的祖先們三不五時就起兵造反,再被殺得一乾二淨,然後再起兵造反。

再回到日本時代,日本統治時期就遇到一個現象,是日本做為他者,做為非台灣人、非清帝國人的日本人,這個東西是明確。這幫助台灣人在情感層面更明確地產生殖民者被殖民者的認知,這是無庸置疑的。再加上,清帝國沒有辦法鎮壓的械鬥,在日本帝國時期被硬是鎮壓下來。於是,當大家不能打架、當大家因為縱貫鐵路可以南北交通的時候、當大家有共同的時間的時候,乃至於當大家看著同一份報紙《台灣日日新報》的時候,一個以「台灣」為範圍的共同體認知就這麼產生了。

不過,有幾個面向需要注意。首先是這個台灣人認同因為是相對於日本人而形成,所以台灣人在當時也存在兩個不同的名稱:「台灣人」與「本島人」,本島人主要是與「內地人」對應的詞彙,顯示出日本時期讓成功形塑出一群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且是相對於日本人的共同體意識。

另一個面向是,國家認同乃至於共同體意識有個非常強烈的特徵。它的特徵不在於你認為你是誰,而在於我認為你是誰。這是民族主義一個很特殊卻又普遍的特徵:就是你覺得你是誰不重要,而是人家認為你是誰。

所以這讓民族主義成為一個先知、菁英的意識,就是幾乎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是需要少數的啟蒙者來帶領。民族主義本身就是後設,是個神話,是一個政治鬥爭成功後再重新回頭塑造的東西。在政治鬥爭沒有成功之前,所有關於民族主義的詮釋都是一種準備,等待成功以後再去重建神話與歷史。

事實上,中華民國也是在蔣介石政權取得完全的掌控力之後,才重新去塑造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五千年的系統,是一樣的道理。但是我必須要強調:我並不是說民族主義是偽物,而是民族主義是一個人為創造出來的想像物,而想像並不是假的。

你們會做夢嗎?有幻想嗎?不如就承認:想像往往比真實還要真實。如果民族主義是假的,那怎麼上個世紀會有這麼多人願意為民族主義犧牲。我們必須承認:民族主義是個人造物,是個人造的想像物,可是她並非憑空而來的 — 所有的民族主義往往建立在交通、時間與印刷資本主義等真實的條件之下,而台灣共同體意識的形成來自於有個對應的殖民者,只是她在日本統治的五十年當中,並沒有將這個認同提高到國家的層次。

雖然如此,但「台灣」這個準國家的認同層次同樣存在著「我認為我是誰」,跟「我認為你是誰」的現象,比如當時的ㄧ句名言「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隱藏的其實是「「台灣是(我們)台灣人的台灣」,而不是日本人的台灣。至於「我認為你是誰」,就是想像他人為我。所以中國會想像我們是他們,但是我們其實也在想像別人,霧社事件後賴和寫了一首詩叫〈南國哀歌〉,但是賴和很有可能沒去過馬赫坡,沒見過幾位賽德克族人,但是他在詩中描寫彼此為兄弟骨肉,就是一個民族主義形成過程中「想像他人為我」的例證。

所以討論民族主義,重點其實不只在於你相信自己是誰,更在於人家相信你是誰,而且人家還可以說服你相信自己是誰。台灣人在日本統治時期對內以「台灣人」凝聚共識,對外以「本島人」與內地人進行區別;台灣人開始有一致的時間感與空間認知,更有自己的團體、請願運動與印刷媒體刊物,然而她終究只是一個準國家認同,始終沒有提高到國家層次。

台灣人在1940年代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捲入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國家衝突。台灣人為大日本帝國當軍伕,但是1945年戰爭一結束,就瞬間成為了中國人。台灣人必須一直到1947年228事件爆發之後, 才開始真正地讓國家認同變成一個複數選項:你可以選擇成為中國國民黨的中國人,也可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中國人,或者就當自己管理自己的台灣人 — 所以說,認同的轉變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尤其在台灣,就跟你喜歡一個人是一樣,你可能這時候喜歡他,後來不喜歡,這並不可恥,只是你要清楚自己為什麼轉變,這才是關鍵。

再者是,有一種說法指稱:台獨是美、日等外國勢力煽動下的陰謀等等,不過說實在話,台灣獨立運動基本上是中國自己造成的,是二二八事件後才出現的政治訴求。如果大家有空去看1945年8月15號跟1945年8月16號的報紙,你會發現好像是兩批完全不同的編輯們寫的,投降前跟投降後整個報紙的論述是完全不一樣,而且是瞬間轉換。戰後台灣社會的一大的問題,也是因為台灣人在1945年大戰結束後迴避了自己的戰爭責任,我們從天皇玉音放送之後就瞬間地從戰敗者變成戰勝者(陳翠蓮老師說的事大主義),台灣人並沒有認真的去思考:做為一個日本人、做為一個台灣人、乃至於做為一個中國人所要付出的代價(即使一直到現在也是一樣)。

1945年8月15號日本投降以後,台灣人就理所當然地變成了中國人,我覺得這一點其實沒什麼好迴避的,我們的長輩就是曾經有一段時間內、理所當然、興沖沖的成為中國人,這不可恥啊!但是,台灣獨立運動大概從什麼時候開始,蠻確定的可以說是二二八事件之後廖文毅那些人跑到香港後才提出的訴求。

有一些研究者他會把過去發生的歷史事件,比如說鄭成功、朱一貴都放進台灣獨立的歷史脈絡來討論,但我是覺得很懷疑啦!基本上有點牽強。二二八事件對於台灣認同的影響,就是二二八事件直接促成了台灣人思考「要不要成為台灣人」的這個問題,在鎮壓後如果你選擇屈服,那你可以是白色中國人;有的人選擇抵抗,所以去當紅色中國人,而有的人則選擇我想要成為台灣人。

所以說,台灣獨立運動基本上跟美日無關,你說台灣獨立運動是因為美國跟日本主導,反而就倒果為因了。海外台獨運動是因為沒辦法在台灣,所以才不得不逃到日本;美國的獨立運動則不太一樣,通常是台灣留學生(戰後世代)到了美國之後發現:原來自己在台灣被騙,讀的書都是假的,開始啟蒙,美國的台獨運動與日本的之間有著大約20年的世代落差。

於是,「台灣獨立」之於各位又有什麼意義呢?首先我認為必須注意的是,「台灣獨立」的內涵其實是一直改變的,每個人對於它的想像都有些不大相同,尤其是在當前「天然獨世代」的氛圍下,我個人倒覺得:「台灣獨立」是什麼,其實本身不見得需要花太多時間討論;台灣獨立的歷史研究、法學研究等理論夠多了,不需要再花太多精神。說實在的,「獨立運動」會不會成功一直以來就不是靠論述,跟你有沒有本事寫兩萬字來證明台灣是獨立的沒有太多的關聯 — 過去累積的論述已經相當足夠了,現在的當務之急是怎麼辦?而你又能做些什麼?

我記得史明先生以前跟我講過一句話,他說:「你要先當一個好人,才能夠當一個好的台灣人。」有的人對這句話不表認同,認為「好人」有可能只是鄉愿而已。不過後來我發現,這句話的根源其實來自1920 年代日本大學教育強調的全人教育,包含了哲學思想、人文關懷、左翼思潮等等。所以說,作為一位台獨運動的支持者來說,並不只是將台灣獨立放在第一個順位,再來談其他;而是你要先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完整的台灣人,才有可能幫忙建構一個好的國家。

我們今天面對的困難,就是究竟要如何的起造國家,還是說其實我們光要突破同溫層就已經不知道如何是好。各位要認知到的一件事情,是共同體的認同戰爭本來就是一條很漫長的道路,如果你想要成為一個政治運動的工作者,那就必須弄清楚「支持理念」、「支持運動」、「支持你」三者之間存在極大的落差,大部分的人都沒辦法一輩子用百分之百的時間參與運動,同樣地大部分的人也沒辦法因為支持理念,而無條件地去支持運動策略糟糕或品行、脾氣極差的政治運動工作者。如果我們想要打破同溫層,讓更多人支持台灣獨立,那麼我們就要清楚地意識到:支持台灣獨立、參與台灣獨立活動以及加入獨立運動組織其實是大不相同的三件事情。如果我們想要成功,那最需要的是時間、更多人的參與、創意以及幽默感。

*感謝雅婷逐字稿,以及吳佳芊社長的協助整理。

(原刊作者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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