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比較香港和台北的土地發展模式

2018/9/18 — 13:35

生態社子島中央公園分區構想示意圖(資料圖片,來源: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

生態社子島中央公園分區構想示意圖(資料圖片,來源: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

【文:歐陽兆軒】

行政學對於民眾參與有多個指標,筆者想藉一個較為人熟悉,操作較簡易的公民參與階梯(下圖)去探討民眾參與對政策及行程程序的過程與結果有多大影響。本文將以台北的土地發展經驗與香港作簡單的比較。

公民參與階梯(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圖表來源:citizenshandbook.org)

公民參與階梯(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圖表來源:citizenshandbook.org)

廣告

在香港的土地大辯論中,土供組透過公眾諮詢並參考市民意願去做一個階段性結論,它分別提供短期中長期和策略性評估共 18 個選項中提供給市民選擇。然而,眾所周知,政府仍牢牢掌握最後的決策權,是次公眾諮詢只是旨在對市民作一定程度的安撫(第五階梯)。政府最後的決策方式大致可分成三種:

廣告

一、所有選項的推行均只是時間上和次序上的問題;

二、根據大多數意見去執行,但細節繼續不公開。土供組以多數決形式排除部分選項或只抽出較多人選擇的選項做討論,而討論過程和如行執行並不會公開說明;

三、壓力測試(即是「試水溫」),其意見純屬參考,對於決策無任何實質影響。土供組一開始就有既定答案,只為走過行政程序而透過土地大辯論實行民眾參與,最後所有意見並不會影響土供組所有決策。

可是,不論港府最後採用那種決策方式,那仍擺脫不了「由上而下」的專橫風格。這與台北市的發展方式大相徑庭。台北從柯市長上任後推行 i-Voting 全民投票,於規劃和民生上都有一定影響力。以台北市士林區社子島計畫為例,社子島因歷史與地理條件被限制開發,於 2016 年重新規劃,台北都發局設計三種不同規劃模式的計劃書給當地地主,屋主及住戶和台北市民分別投票。這種由下而上的規劃理念可降低計畫實施期間所帶來的衝突(如香港橫洲,農業園等計劃)。其結果雖然不是所有人都認同,在多數決社會下已算是較公義和有效率的。

另一方面,多數決並不考慮較少數人的需求,政府可透過成文法採用較強勁的公權力手段介入事件,較常見是都市更新,只要達到都更門檻,就可以透過法院申請強拆令,要求釘子戶限期離開,其房產將開專戶保存。上述方法可以兼顧公眾利益及維護市民財產,其實現時於香港都有土收條例,但政府行政怠惰及大市場小政府下,導致政府無法擔當把關角色。

更遺憾的是,現時香港城規會及土地註冊處等土地相關部門處事效率甚低。如市民要去找新界村屋地契,他們需要先去測繪處申請一份 DDLot,然後再去土地註冊處透過 DDLot 上標示地號申請該筆資料。如果要去打一場逆權侵佔案官司,就最少要去測繪處申請過去歷史資料,土地註冊處申請屋契地契,如涉及土地使用變更就要去規劃署申請規劃圖則。最後跟律師了解其勝算及進行訴訟程序。

最後土地大辯論的諮詢已到尾聲,大部分爭議將會落幕,一切回復正常。還望廣大市民先申請一份屬於自己的屋契或地契,了解後再了解社區規劃。以保障自己權益及共同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作者自我簡介:台灣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五年級生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