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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的兩面要求,基本上是彼此矛盾的

2015/11/19 — 10:56

日本北方原住民阿伊努人  (資料圖片)

日本北方原住民阿伊努人 (資料圖片)

十九世紀的歐洲人懷抱巨大的知識野心,要用科學方法找到宇宙間所有的規律。這個野心來自於累積多年對於物質世界的研究。天上的星辰的移動,基本上沒有任何一步脫離牛頓力學定律的,星辰如此,其他物質何嘗不是如此?十九世紀化學大幅進步,物質為什麼是硬的,或是軟的,什麼時候這項物質可以被燒掉,什麼狀況下又會存留下來,都依循著人可以發現、歸納、整理的化學律則。在我們能見到能觀察的這個世界上,如果所有的物質、所有的物體都有一套套規律規範,那就沒有道理相信唯獨人類的行為是例外。

在十九世紀歐洲升起了這既科學又浪漫的大夢——尋找、發現、訂定「人到底是怎麼來的?又要往哪裡去?」的規律規則,然後從中取得預見未來的能力。要預見未來,先得整理現實及過去的材料,從對這些材料的研究中去找出律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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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是人類學的一支,而人類學是一門學習、研究、紀錄「原始文化」的學問。對非文明,或文明開化前的人群生活進行觀察記錄,是人類學的學科使命。為了達成這個使命,一邊運用考古為工具,把過去人類曾經有過的遺跡挖掘出來;另外則以民族誌的方式去研究撒哈拉沙漠的貝都因游牧民族,或者大洋洲的超布連島文化。

人類學熱中研究「原始民族」(aborigine,土著),源自根深蒂固的規律信念,相信人類的演進有一定的規律,只要是人,就應該按照一樣的規則變化。從粗糙、野蠻、簡單的,一步一步慢慢進步、演變為文明、複雜、有禮貌、可以和平相處的。這些變化的過程,有一部份記錄在文明歷史中,可是畢竟不是一有人就有文明歷史,留下了一個關鍵難題:人怎麼開始有歷史?在有歷史之前,人如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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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解決這個難題,要依循兩條路徑。一條是研究「土著」,他們當時相信,像是斐濟島上的居民,或是撒哈拉沙漠的貝都因人,都是「活化石」。人的演進發展只能有一條路,但是不同的人依照其聰明才智、依照其機遇不同,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西方人當然認為自己走得最快,回頭看,喔,中國人落後了三步,日本人落後了五步,或許西伯利亞的人落後了二十步。更後面還有甚至不曾發明文字的人,他們尚未走入「歷史時期」,於是可以藉由研究他們的行為、他們的生活,去比擬、理解全人類在「歷史時期」之前的狀態。

另一條途徑是透過研究「史前人類」的遺跡,埋藏在地底下保留下來的物質遺跡,可以部分復原當時的狀況。民族誌調查與考古學材料,兩樣加在一起,就有機會完整建構起「人類的史前文明史」,獲得對於人類「史前文明」的認知與了解。這個是考古學、人類學在十九世紀關係密切,而且興盛成熟的重要背景。

考古學背負巨大的浪漫夢想。考古讓我們證實過去真確發生過的事,考古讓我們看到歷史無法記載、沒有記載的事,也可以幫我們修正歷史曾經有過的記載。然而,伴隨著這樣的浪漫學科目標、學科精神的,卻是極其嚴格嚴謹科學主義下,頗為枯燥無聊的工作。

所以培養優秀的考古學家比培養任何其他學科優秀的學者更困難,因為考古學的兩面要求,基本上是彼此矛盾的。缺乏浪漫、想像的能力,不可能成為優秀的考古學家;可是反過來看,具備浪漫熱情與充沛想像力的人,誰會願意耐著性子、頂著大太陽在鳳鼻頭「挖死人骨頭」?考古工作有它極度枯燥無聊,甚至必須等待運氣降臨之處。

 

原刊於作者facebook;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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