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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那麼中國會不會比較像埃及?

2015/11/25 —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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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中國會不會比較像埃及?埃及文明最顯著的是金字塔等大型工程,要興築這樣的大型工程,使得集體組織大幅發展,而大型工程的震懾作用,又反過來強化了集體組織中上層統治者的權力,讓他們得以更容易、更有效地動員更多人力,興建了更多、更大、更震懾人心的大工程。

比較文明,尤其文明起源的比較論上,曾經一度流行魏復古(Karl A. Wittfigol)所提出的「水利國家說」。他認為中國的文明及國家起源,應該和灌溉密切相關。為了要進行大型的灌溉工程,所以人願意讓渡、放出部分的權力,因為灌溉直接影響農作生產,有具體、現實的動機,而且灌溉水利工程沒辦法零星、個別地做,必須要有集體的努力。魏復古很敏銳看出了,到西元一千年之後,中國擁有全世界最龐大、最驚人的灌溉系統。中國農業和水利灌溉工程關係密切,中國的農作物幾乎都仰賴灌溉。所以魏復古將這個現象向前推,再對照埃及的例子,既然埃及整個國家組織環繞著興建金字塔形成,那麼中國的國家組織很有可能就是環繞著大型、集體水利工程產生的。這是他的「水利國家說」,也一度吸引、說服了不少人,認為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探測中國到底是怎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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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裡面有些問題,仔細探討後,使得「水利國家說」喪失了表面上看來的說服力。一九五五年,錢穆先生就特別針對「水利國家說」寫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做〈中國古代北方農作物考〉(收錄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中),雖然這篇論文完全沒提魏復古,也沒有一字講到「水利國家說」。
錢穆先生將中國古史材料中與農作物有關係的記載做了一次完整、全面的檢驗,得出一些基本結論。錢穆先生整理發現中國古代最重要的農作物,依次是:稷、黍、稻、粱。稷是高粱的前身。黍是玉米的前身,稻是旱稻,粱是小米。後來何炳棣先生在《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一書中,也做過更詳細、更準確的檢驗,何炳棣先生掌握了「孢子分析」的技術,可以分析從古老的地層裡挖出來各種孢子化石,藉以研究出古代植物的物種分布。基本上何炳棣先生的結論跟錢穆先生在一九五五年的結論是一致的。

考據中國古代的主要農作物之後,錢穆先生做了兩項重要結論。第一,中國古代的農作物與灌溉無關,而是以錢穆先生稱之為「山耕」的形式進行的。稷、黍、稻、粱都是在相對乾旱地方可以生長的作物。第二,他認為,文獻裡明確表現出來這四種東西珍貴的程度。稻和粱都是非常珍貴的東西,到了戰國時代,都還說人追求富貴是「為稻粱謀」,顯現了稻和粱的價值。這個順序也就反映了與水之間的關係:愈不需要水的愈粗,愈缺乏價值。如果水利灌溉工程很早就很發達的話,還會這樣排序嗎?如果說需要用比較多水的稻跟粱,被認為是比較好吃的,那麼在灌溉工程發達的情況下,大家應該都去生產稻粱了,為何還種黍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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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這篇文章牽涉到他在中國經濟史上的一項突破性看法。錢穆經常被說成是「保守派的民族史學家」,然而實際上在面對歷史、面對中國古書時,他一點都不「保守」,絕不死守傳統說法的。早在一九三○年代寫《先秦諸子繫年》,他就對《左傳》裡的「開阡陌」,有了與傳統相反的解讀。

「阡陌」指的是路,橫的路和直的路,那麼「開阡陌」意思是什麼?應該就是開出路來,在田裡開出田埂來。傳統上都是這樣解釋的,原來的田一大塊沒有田埂、「阡陌」分界,到了春秋晚期,由「公田」變成「私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信念動搖了,因而在田裡開出田埂來做為分界。

但是錢穆對「開」字進行了古文字學的細密考證,再加上對封建制度的全面理解,主張「開阡陌」是真意,和傳統的解法剛好相反,應該是「除掉阡陌」,把「阡陌」,田間分隔的地界、道路剷平。用這個方式來理解「開阡陌」,突然之間,中國經濟史上很多東西都通了。春秋戰國最重要的歷史發展就是封建制度與井田制度的崩壞。原本依照封建制度,土地是明確分成一塊一塊,地界清楚隔開的,然而到了春秋戰國之交,地界區隔「阡陌」開始被取消了。為什麼要取消,一則因為失去了原本封建地界分隔的需要,二則更重要的是為了灌溉。

錢穆先生寫〈古代農作物考〉就是為了將這個古代農業經濟過程講得更明白──中國的大型灌溉工程是春秋末到戰國初才開始的,而這個大型灌溉工程的興起,是以封建制度的崩壞、井田制度的崩壞為其前提的,從此中國農業經濟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新階段。

這就推翻了「水利國家說」的根本基礎。中國不可能是因為灌溉水利而組成國家、建立大型統治組織的,在春秋末、戰國初之前幾百年,中國國家就已經成立並積極運作了,留下了許多不可否認的證據。顯然,套用埃及依賴大型工程成立國家的模式來解釋中國古史,也行不通。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刊於作者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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