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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修土地法 千億賠償誰買單?

2018/9/7 — 19:37

資料圖片,來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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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體制的人,無一不知道新《土地法》爭議發展至今,內部屬意的拆解方向,已非「應否修法」,而是「如何修法」。從中央政府角度看,新《土地法》爭議不只是澳門內部爭議,還關乎特區體制與國際信譽、涉及國家全球戰略佈局。按中央想法,處理新《土地法》爭議的起點,該為 2010 年澳門政府開始處理「閒置土地」的切入方法。當時澳門政府先以「已過利用期但尚未完成土地利用」為標準,將 113 幅土地批為「閒置土地」,然後再根據土地實際使用情況,將相關土地分成兩類,即「不可歸責土地」與「可歸責土地」。所謂「不可歸責土地」,就是「閒置土地」的問題不在於發展商,而在於澳門政府的種種行政失誤;「可歸責土地」則是指土地閒置責任可歸咎於於發展商的各類不當行為。按此標準,113 幅土地之中,有 65 幅被列為「不可歸責土地」,餘下 48 幅被列為「可歸責土地」。

中央主張以 2010 年澳門政府處理「閒置土地」的政策框架(2010 年政策框架),作為拆解澳門新《土地法》爭議的基點,是理性的決定。從這個框架出發,所有「閒置土地」皆離不開三類狀況:(一)土地閒置問題可完全歸責政府;(二)土地閒置問題可完全歸責發展商;(三)土地閒置問題可同時歸責於政府與發展商。處理第(一)與(二)類情況的方法,可以很直接—對於情況(一),發展商獲政府延長利用土地時間,合情合理;若屬情況(二),政府收回批租地,是天經地義。如屬情況(三),拆解辦法亦不難,當中關鍵在於政府與發展商之間,誰佔更多責任比重。如果政府是土地閒置的主要問題根源,補償發展商失去的土地利用時間,屬科學施政;反之,如果發展商應承擔更多責任,政府有責任將被「囤地」的珍貴土地收回,同時政府亦應就自身的行政失誤,向承批人作出賠償。

近期澳門輿論不斷議論馮文莊法官有關政府收地訴訟的判辭《落敗票聲明》,判辭的時代意義,就是解釋今天澳門緣何難以科學施政。馮官判辭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從澳門司法原則看,要裁量土地批租實際所需時間,應考慮歸責因素,這正是 2010 年政策框架的基本精神。沿此思路,馮官認為,一旦土地閒置責任歸於政府,政府便有責任為批租地使用「延期」;第二,今日澳門圍繞新《土地法》的訴訟不斷,離不開現行條文沒有納入土地歸責因素、沒有承繼 2010 年政策框架的科學施政精神,至於當年新《土地法》的立法漏洞,已有很多評論論及,這裡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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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淡化土地閒置歸責問題、阻止以科學方法解決新《土地法》爭議的人士,其實亦必須回答因澳門政府失誤而起的土地使用歸責問題。今年 8 月,極力反對修法的建制派人士,如關翠杏、宋碧琪、林宇滔,他們皆不約而同稱,不需修法、政府「一刀切」收地有理。在政府收地後,發展商仍可循司法訴訟途徑,按政府失誤追討金錢賠償。

回應他們的觀點,毋須談政治倫理,只談數學。這批反修法人士承認,政府若然施政失誤,便有賠償之責。那麼現實中澳門政府應承擔多少賠償金額?海一居爛尾樓風波,為此問題提供了線索。基於政府可被歸責,海一居發展商要求政府賠償至少 60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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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事實擺在眼前,政府若要堅持執行一併收回「不可歸責土地」,代價便是賠償 65 幅「不可歸責土地」發展商的損失。退一萬步說,就算每幅土地的發展商向政府申索的賠償額,只及海一居訴訟的十分一,政府需面對的索償金額,便已高逾三千億元!這個金額,佔澳門政府財政儲備總額近 80%,澳門一年本地生產總值逾 90%!

「賠償論」不單有違科學施政原則,且更踐踏政治倫理,荒謬地要求所有澳門星斗市民為澳門政府無能、有法不依買單。對於政府的嚴重失誤,自稱為建制派的政客,竟然不惜淘空澳門庫房,以公帑為政府推卻責任,而不是逼使政府為自身失誤負責,如此荒唐的主張,政客竟稱之為「公義」,實在可笑。

當下國家飽受中美貿易戰壓力,明年澳門回歸 20 年在即,澳門建制派政客卻仍不以大局為重,於新《土地法》爭議中輕言「賠償論」,主張賠掉澳門巨額人民血汗,和澳門政府的財政基礎及市場制度的信譽,將市民、澳門乃至國家推向徹底三輸之路,澳門建制派不堪至此,可謂白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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