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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瞞來論】堅持抗爭觸發公民社會火炬效應

2018/1/20 — 18:46

【文:星火】

「點燃了的火炬不是為了火本身,就像我們的美德應該超越自己照亮別人。」 ── 莎士比亞

慈悲與公義兼容的耶穌給公民社會建設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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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經瑪竇福音第五章耶穌曾說:「你們的話該當是:是就說是,非就說非;其他多餘的,便是出於邪惡。你們一向聽說過:『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我卻對你們說:不要抵抗惡人;而且,若有人掌擊你的右頰,你把另一面也轉給他。」

我們先回到耶穌的時代及猶太人的傳統,如果需要展示權力意志時,猶太人通常是用右手,如果要表示輕蔑對方,會用右手背打對方右臉頰,就是用右手背甩一巴掌,通常這種動作是針對婦女、小孩或奴隸。所以,當你用右手掌摑對方左臉臉頰,就是代表大家地位是相等的。所以耶穌的意思是:若有人打你的右臉(輕視),左臉也給他打(平等),這是表示:我們扯平了!用這樣的方式,非暴力,而且面子、自尊也討回來了!這是耶穌非暴力維護自尊的方式。因為這樣對方就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動手了!再者,耶穌教導我們,如果是私怨,冤冤相報何時了,能以包容謙下給對方打另一邊臉,總比「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容易平息爭執,達至和平解決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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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面對社會公義時,耶穌卻寸步不讓。在聖經若望福音第十八章,就有如下的情境:「侍立在旁的一個差役,就給了耶穌一個耳光說:『你就這樣答覆大司祭嗎?』耶穌答覆他說:「我若說得不對,你指證那裏不對;若對,你為什麼打我?」這是公民社會裡最基本的道德倫理素質,即我不對請你提出論證來,我會坦然承認。如果我說得對,你怎能用武力對待我呢?

當禮樂崩壞及以法「治」人

耶穌說的人與人間的糾紛可以透過以禮相待去處理,就算是公義在前,非不得已才訴諸法律,但仍然應以情理考量。試看蘇格拉底在六百個陪審員裁決下被定荼毒青年罪判處死刑,本來他都可以逃走,卻願意接受法律的制裁,為的是以身捍衛法律的莊嚴。耶穌本可以免於十字架的苦刑,但寧願接受死刑喚起世人的醒悟。說實在,無論是法治的古希臘雅典,抑或是古羅馬時代,已有以法除掉眼中釘的先例。

香港法律學者兼社運抗爭者戴耀廷總結其所學所思所行總結出法治的四個層次理論:「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這是在禮樂法治文明的社會正常踐行的。當然遇上以法「治」人時,又或是人大行駛其釋法的無上制衡權威時,又再次陷入孔子當年所說的禮失求諸野困境,又要返回民間,透過公民社會的抗爭力量去捍衛社會公義。當然,抗爭有兩種,一種是依循執法機關指示在限定的地方遊行示威,就如威權至上的新加坡,只允許市民在芳林公園示威。另一種是「違法達義」的公民抗命,戴耀廷整合了不同學者對公民抗命的論述,而得出一個定義及闡釋:「人們真誠地基於公義(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社會整體的利益),以公開、蓄意及有限度的違法行為,嘗試去改變不公義的制度。為了使公民抗命所爭取的公義訴求得到更多人認同為合理的做法,公民抗命的行動還要求是非暴力、已用盡合法途徑仍未能達目標、合乎比例及有合理成功機會。公民抗命者更會承擔罪責以示對法律的尊重。」

2014年9月26日晚上,香港一群學生發起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引發一場長達79日的雨傘運動。黃之鋒及羅冠聰最為矚目,既透過重奪公民廣場聞名,亦於隨後的立法會選舉晉身立法會,羅當上議員,黃當上眾志秘書長,名正言順地在立法會辦公。但最終羅冠聰被無理的釋法褫奪議員席位,黃之鋒因為重「奪」廣場背負暴力惡名於後來的審判罪成入獄。陸陸續續的預約及檢控等著瞧,包括佔中三子的戴耀廷、中文大學教授陳健民及支聯會常委朱耀明牧師,還有許許多多默默無聞把個人前途押上的愛港青年。

昨日香港到今天澳門

眾所周知,新澳門學社副理事長蘇嘉豪新當選立法議員,但由於去年被執法機關控以「加重違令罪」,立法會於2017年12月4日按既定程序於全體大會以28比4,「中止」了蘇嘉豪的立法議員職務。想想蘇格拉底及耶穌,情況是否相當類近,都是不懂「老規矩」而被以言入罪。雖然法庭仍未正式開庭審理其案件,假如法官判蘇嘉豪罪成,且量刑為30天或以上,即立法會必須再次召開全體會議,表決是否「終止」(即DQ)其議員資格。明顯荒謬,一個年輕人把紙飛機扔進特首辦官邸是何等的「加重違令罪」?極其量只是觸犯了《公共地方總規章》,科處罰金而已。雖然,現時仍不知審判結果,但目下澳門,亦明顯進入威權時代,為政者透過三權合作,再次上演以法「治」人,除去不懂「老規矩」的眼中釘真是輕而易舉。

抗爭是港公民社會發展的唯一選擇

香港立法會強行通過違反《基本法》的〈議事規則〉,議會外雖然有市民抗爭,但由於雨傘運動79天都失敗的創傷後遺症,顯得冷清,更令威權政治張牙舞爪。2013年香港50萬人上街擊退《基本法》23條立法,2014年2萬澳門市民包圍立法會擊退了高官自肥的〈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港澳兩地正陷於禮樂崩壞,禮失求諸野的境地,抗爭已是無選擇的選擇,大量群眾的合法示威力量當然是最低成本的,但要是我們的社會從威權走向極權,公民抗命實在是建設公民社會的另類重大力量。

今天的抗爭及公民抗命也許只是一點星火,但一定會觸發火炬效應。高瞻遠矚的社運領袖,唯有站在澳門如斯生活舒適圈的外圍,在「現在」與「未來」的邊界遊走,當上火炬手,一如當年的蘇格拉底及耶穌,舉起抗爭的火炬,迎難而上,但更重要的是要熱愛澳門民主發展的群眾總動員才能成就大業。

(僅代表投稿者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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