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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媒體(上) :當本地新聞變得可有可無 …

2016/10/14 — 15:56

「騎樓滴水」登上《澳門日報》頭條

「騎樓滴水」登上《澳門日報》頭條

今年五月,澳門公營電視台「澳廣視」將台灣總統蔡英文,改稱為「台灣地區領導人」,引起澳門網民熱議,澳門網媒《愛瞞日報》就直指澳廣視「正式姓黨」。

這則消息對港人而言是「新聞」。在澳廣視「姓黨」的新聞下,香港讀者咁睇:「澳門一早染紅咗啦,年年派錢咪冇人出聲」 、「澳門係乖孫,完全聽從阿爺指令,言論、出版、新聞自由,都自動消失了!」

以及:「香港好快會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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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城市的新聞傳播,影響著當地的政治、社會發展,與此同時,亦受政治生態與社會氛圍所規限、制約,三者相互影響。若說新聞是社會的一面鏡,那麼自我審查嚴重、被本地居民唾棄的澳門傳媒界,反映著一個怎樣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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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聞傳媒崩壞的過程中,政府、老闆、高層、前線記者、讀者與觀眾,每一個人都有其角色,共同造就出當下的局面。

如果澳門是香港的明日,我們不妨深入地了解一下,這樣的局面是如何生成。

政府資助 博企爭落廣告 報業逆市生長

全球各地紙媒陷入生存危機,澳門報業發展卻異常蓬勃。

一個人口僅64萬的小城,新聞局登記刊物光是日報就有14份中文報、3份英文報;目前全澳只有萬餘人通曉葡語[1],但也有3份葡文日報,各語言的周報、月刊等更多不勝數。

逆市生長,全因有水喉。

澳門政府新聞局每年以逾千萬資助報章。2015年全年資助為1648萬澳門幣,《澳門日報》、《華僑報》及《濠江日報》(新濠江報業集團)各獲資助 95萬,其他中、英、葡報章各獲資助 15萬至 72萬不等。除了政府直接資助,政府亦頻繁投放大型廣告,澳門基金會等半官方機構,則以協辦活動、編纂書籍等名目撥款予各大報章,或不公開資助個別版面以特定議題編採。

澳門不少「主流傳媒」編採團隊比香港網媒還要精簡;全澳規模最大的《澳門日報》只有數十名記者,一些葡文日報的編採僅約10人,而每年獲 72萬直接資助的《正報》,編採只有約7人。

政府資助充足,大小企業亦不時在本地報章落投放廣告,而每逢「過時過節」,更會有充滿澳門特色的節慶廣告,甚至出現不同企業「搶頭版」的情況。

以《澳門日報》為例,每逢報慶、國慶、回歸紀念日,大集團及社團紛「畀面」落廣告,令《澳門日報》化為廣告集。2014年12月19-20日,澳門回歸十五週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澳、特首崔世安連任,「三喜」臨門,兩日間,《澳門日報》共刊登了16個歡迎習近平訪澳的全版廣告。

2014年12月20日《澳門日報》廣告

2014年12月20日《澳門日報》廣告

而祝賀崔世安上任第四屆特首的全版廣告,則刊登到第四日(22日)還未登完。四日下來有近40個全版廣告賀其連任,每個全版廣告索價 6萬- 20萬不等,未計半版廣告;中資銀行、博彩企業、商會、同鄉會、社團、建築公司、律師樓等各行各業,紛賀澳門「深慶得人」,大讚崔世安「實至名歸」。

近年賭業收入大跌,但報章版面的廣告仍然熱鬧。有業內人士就形容,對澳門媒體而言,博企因收入下跌而縮減廣告投入,對主流媒體並無做成太大影響,只不過是「搵少啲」而已。

廣告收入部份來自企業,而不少澳門報章的老闆,本身就是當地具勢力的博企及大集團擁有,如《市民日報》(澳博)、《力報》(太陽城)等。

享有如此豐沛的資源,澳門新聞業界卻是一潭死水。


無競爭 無進步

講起澳門新聞,必然要講審查;但澳門主流傳媒故步自封,審查並非唯一原因。

政府資助源源不絕,加上商界廣告親疏有別,令傳媒版圖難以撼動,報界並不存在真正競爭;在只得公營「澳廣視」與陸資「澳亞衞視」的電視新聞界,就更是如此。

缺乏競爭,令傳媒失去追求質素、吸引讀者的動力。

打開澳門報章、看澳門電視新聞,雖然登繁體字、講廣東話,但香港讀者或會覺得睇唔明。除了對當地議題陌生,更加陌生的,是報導手法:澳門主流傳媒的報道,會令香港讀者想起《文匯》、《大公》、大陸報章,或中央電視台。

澳廣視新聞報道畫面

澳廣視新聞報道畫面

「佢哋根本唔會理,觀眾究竟明唔明白。」

曾在澳門最大的電視台「澳廣視」(TDM)任職的記者 Nichole就透露,近年,TDM曾力邀香港資深傳媒人梁家榮(現任廣播處長),過大海向TDM記者講課,教授電視新聞技巧。這位曾受梁家榮教導的記者憶述,梁當時直斥  TDM的新聞「聽完都唔知噏乜」。

Nichole舉例,如「現金分享計劃」,其實即係「派錢」:香港新聞會話「澳門政府宣佈每名居民派發九千元」,TDM則稱「政府宣佈本年度現金分享計劃,向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九千元」。Jargon處處,社團的名稱、權貴的職銜,動輒十數字一輪嘴讀出,不少都照搬新聞稿,「仲有咩法人、自然人,TVB永遠唔會聽到嘅字眼,TDM就日日講。」

此外,TDM的新聞畫面亦乏善足陳,有時甚至出現「Powerpoiont式報道」:當局提供官方照片,TDM就用照片加旁述,拼湊成一段電視新聞出街。

 

政治一潭死水 新聞無事可報

除了報道手法趕客,議題也令人覺得沉悶至極;新聞「無嘢報」,與澳門疲弱的政治生態,互為因果。

Nichole指在電視台工作,不少 assignment都是「社團新聞」 — 在澳門,「社團」即地區居民組織、左派組織、建制政治團體無限自我分裂出來的團體,類似香港工聯會、新界社團聯會等組織。

試想像,電視新聞每日報道工聯會、九社聯、乜乜婦聯的地區活動,邊個邊個達官貴人出席致辭,弘揚乜乜乜文化,傳播乜乜乜精神,與眾同樂。

Nichole 比較香港與澳門的傳媒生態,得出以下結論:香港傳媒針對議題去跟進、挖掘,牽引全城關注,緊湊過TVB劇集;而澳門則是「記者落到活動見到邊個官,就請佢講兩句;今日呢個官現身講兩句呢個議題,聽日另一個官出現,就講吓另一個話題」,新聞關注點跳躍,而傳媒機構並不鼓勵記者深入跟進。

澳門政府應對傳媒的方式,極不利傳媒報道。Nichole形容,澳門官員很少露面,部份更「一年都見唔到幾次」;雖然近年有所改善,但澳門官員過往甚至會無視記者,由得記者追訪不作回應。而澳門新聞局雖時時向傳媒發新聞稿、發官方相,但遇到傳媒查詢,均僅以簡短官腔回應。

澳門中聯辦前主任李剛出席活動,隨從擋開追訪記者。圖:澳門傳協

澳門中聯辦前主任李剛出席活動,隨從擋開追訪記者。圖:澳門傳協

另一方面在香港,不同議題都可找到立法會議員評論,但在澳門卻不然;澳門的立法會議員,除了個別幾位,大都不習慣或不願意面對傳媒。

Nichole更指,澳門立法會連固定的「咪兜」位置都沒有:「喺香港,議員會自動自覺行埋咪兜,回應記者問題;但澳門做立法會新聞,記者要攞住支咪,休會時湧上去追啲議員問嘢。」

這樣的生態,令議題無法發酵,進而令市民越來越無興趣了解社會動態。

一個城市的議會連財政審批權都沒有,如何引起市民關心政治話題?議員毋須靠議政能力,而是透過「欽點」或有名無實的選舉上任,政治或社會新聞報道便很難透過政治人物的表態,得到充份討論與關注。

政府無意向市民問責,傳媒機構又無意監察,新聞,越來越悶。

 

「一地頭條新聞冇人報」

2015年10月18日,澳門出現一場「遲來的遊行」。

去年,澳門首次以抽籤取代計分輪候方式,分配「經濟房屋」單位(類似香港居屋),1,900個單位有逾四萬人申請,結果激起民憤,引發逾千人遊行,不滿政府改制,要求修法改回輪候制。

為甚麼是「遲來」的遊行呢?因為這次遊行的主要針對的政策「抽籤分配經屋」,早於2011年修法通過

圖:論盡媒體

圖:論盡媒體

民主派政團當年就有憂慮,以抽籤方式分配經屋,輪候者或「一生都不能抽中」,但未能阻止法案通過。當年修法從醞釀到表決,政府並無施壓「河蟹」新聞,傳媒如實報道,議員反對的理據亦見諸報端,但市民並無關注;事隔四年,市民才注意到當年修法的禍害。

澳門市民,對澳門本地的新聞,可謂漠不關心。

不健康的傳媒環境,不止令傳媒失去讀者,亦磨蝕掉市民對自己城市的關注。

前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理事長、前《論盡媒體》總編輯彭靄慈(Connie),數出市民長期忽視本地新聞的原因:「一、佢哋覺得悶、冇興趣;二、傳媒講得唔清唔楚,睇完都唔明;三、唔信傳媒,覺得全部都河蟹。」

「好多市民都覺得,澳門記者冇用、做唔到嘢。佢哋唔知、亦唔關心社會發生咩事。」

彭靄慈指,澳門街巷口耳之間,有很多「公開的秘密」,官商如何勾結出賣澳門土地利益,社團如何細胞分裂鯨吞公帑私相授受……但傳媒不會跟進,繼續報道每日的社團活動新聞。

「喺澳門,有好多『冇人做嘅頭條』。」

澳廣視日常新聞選題一覽

澳廣視日常新聞選題一覽

本地傳媒冷待的事件,往往要「出口轉內銷」登上港媒,澳門政府及媒體才會跟上;有澳門記者就笑言,香港《蘋果》與 TVB對澳門政府的震攝力,比澳門任何一間傳媒都大。

在澳門本地,《澳門日報》無疑是觸及最多讀者的報章,市場佔有率達七至八成,但印量不等於影響力。若問澳門最多人睇的媒體,名列前矛的會是《蘋果日報》或東網。在年輕人當中,情況更加嚴重。

「今日澳門發生咩事?可能大家都唔清楚。但今日香港發生咩事,身邊嘅同學就個個都知。」19歲澳門大學傳播系學生 Ella 如此形容。

Ella說起,早前香港「睡婆婆」遇劫、牛頭角大火等新聞,朋友都知之甚詳,但要說澳門的「土地法」爭議、海一居事件,則一般大學生都不甚了了。

Ella以前家中每日都買《澳門日報》,但自智能手機流行後,她的母親也轉看《蘋果》APP;而在她那一代,則有不少人完全沒有翻過《澳門日報》,大家都看香港媒體長大。

「澳門新聞媒體,喺年輕人心目中係可有可無、冇人睇,吸收資訊主要靠網絡……平時睇FB,只會見到香港的新聞。」

澳門市民睇香港新聞多過澳門新聞,對澳門社會的問題不再留心;但這樣的情況,近年正逐漸生變。

網絡媒體的興起,令澳門人外放的目光,再度回到自己生活的小城。

 

愛瞞日報:突破媒體封鎖 傳播社會議題

一眾澳門媒體中,以擅用社交網絡的《愛瞞日報》,最為香港網民熟悉。

《愛瞞》其實是不折不扣的「黨報」。澳門傳媒環境封閉,令社會討論無法發酵,亦令民主派的訊息難以接觸市民;被稱為澳門「自由開放陣營」旗艦的「新澳門學社」,就一直被傳媒刻意打壓。學社請願、示威,報道篇幅遠不如建制社團活動;建制社團在報道中會有全名,學社則被稱作「有團體」。

隨著網絡興起,學社中的年輕成員,就嘗試突破傳媒媒體的封鎖。他們以網民揶揄《澳門日報》的諧音《愛瞞日報》為名,製作惡搞圖片在網上傳播。澳門網民以前只能食香港政壇的花生,《愛瞞》出現後才發覺澳門也有政治花生可食;《愛瞞》越來越受歡迎,專頁like數不斷升。

而《愛瞞》由惡搞專頁轉向媒體的契機,亦關乎學社的傳播策略。

話說,澳門立法會原本不設直播,新聞亦避重就輕,學社的年輕成員們便借助網絡,想讓更多市民看到會議,尤其是電視新聞必定剪走的建制議員荒唐發言。他們一方面爭取直播立法會,同時直接拿起攝錄機,拍攝會議情況上載,但卻被立法會人員阻止,理由是立法會只准傳媒拍攝,而他們不是媒體

於是,《愛瞞》便透過出紙本,在澳門新聞局註冊成正式媒體。

「《愛瞞》的生動方式,吸引越來越多人了解澳門社會。」《愛瞞》副社長崔子釗(釗哥)回想:「當時就覺得只做惡搞、得個鬧字唔夠,想更進一步,想對公民社會有更正面的作用。」

眼見影響力漸增,愛瞞從一個高登式惡搞PAGE,漸漸轉型為新聞媒體。

崔子釗在「新澳門學社」辦事處,處理《愛瞞》的編採工作

崔子釗在「新澳門學社」辦事處,處理《愛瞞》的編採工作

專頁有逾八萬like的《愛瞞日報》,日常由釗哥一人營運,影相、拍片、製圖、寫文一腳踢。澳門傳媒不受市民信任,網上傳播力又弱,《愛瞞》就利用熟識網絡的優勢,將新聞去蕪存菁,再包裝、轉發;另一方面,澳門市民「有料爆」,主流媒體未必會認真處理,市民就轉向網媒。時有議題因為《愛瞞》報道引起網絡迴響,主流媒體才去跟進。

更重要的是,主流傳媒報道較少批判,將真正的新聞點輕輕帶過,《愛瞞》則可突出有新聞價值的議題,放大重點。

基建超支、程序不公、官員騎呢金句……主流傳媒刻意忽視或不准報道的新聞,《愛瞞》都可以報;主流必須淡化的重點,《愛瞞》可以大字標題,令《愛瞞》更受讀者追捧,影響力不斷擴大,成為社會議題的主要推手之一。

澳門主流傳媒制肘處處,網媒則開拓出前者無法享有的空間。

例如,早前香港傳真社(Factwire)報道的台山核電廠爭議,愛瞞刊文附「我是澳門人 我反對堅持興建台山核電廠」表態圖,一日之內獲逾五千網民分享、觸及率 25萬。逼於壓力,澳門政府比港府更早回應,承諾向廣東當局跟進台山問題。《愛瞞》的影響力,大到澳門政府也不敢忽視。

香港紙媒與網媒之間時有齪語,澳門情況卻不同。釗哥形容,澳門沒有「鬥銷量、鬥獨家」的競爭,行家之間猶如「共生圈」,「網媒同紙媒唔對立,大家互補。」甚至有主流媒體的記者,會將不方便見報的消息,轉給《愛瞞》報道。

釗哥是《愛瞞》的大腦,但他並非新聞出身,處理網絡話題與報料,或未能符合嚴謹的新聞要求;他坦言《愛瞞》有影響力,但公信力「就要繼續努力」。

《愛瞞》補足了主流傳媒在傳播上的不足,而澳門另一家網媒《論盡媒體》,則再進一步:不只補位,更與主流媒體比肩、甚至領先。


論盡媒體:以新聞重建市民與城市的聯繫

2015年,澳門爆出兩宗涉及千億元土地利益[2]的大新聞。

澳門「地王」南灣湖CD區,政府一直宣稱地權已全部批出,卻被揭當中有四幅官地,傳將以重劃等方式,無償批予發展商,再放寛高度限制,令發展商隨時賺多千億[3]

另外,「愛國愛澳」商人蕭德雄,被揭發以一處荒僻古蹟,輾轉讓信德集團換得海景一線靚地;報道促成澳門廉署展開調查,揭發蕭以僅約千平方米私地,自己先換得政府15萬平方米官地,換大92倍,當局跟進是否有人涉貪[4]

這兩宗新聞,均由澳門獨立網媒《論盡媒體》獨家揭發。時任總編彭靄慈(Connie),帶領《論盡》兩名記者揭出一宗宗重大新聞,靠的並非特別門路,而是最基本的方式:翻查公開資料。

《愛瞞》編採出身政團,《論盡》人則出身新聞界;以前是電視記者的Connie形容,《論盡》人均是由主流媒體「逃亡」、逼上梁山的一群。憑觸覺從日常新聞中辨出疑點、深入挖掘,原是記者本職;新聞就藏在政府憲報、公開記錄之中,等著記者隨時翻查,一查就可發現澳門官商、社團勾結,遠比街巷以訛傳訛的版本,嚴重得多。

Connie強調,《論盡》記者能力上未必較主流記者優勝,贏的只是空間:有時行家一同採訪、同聲質問官員,最終只有《論盡》可以刊發報道,報章、電視台行家的心血卻不能見光。

市民覺得澳門記者「做唔到嘢」,但當他們得到不受干預的自由,可以做出甚麼成績?

受政商力量制肘,主流傳媒放棄有價值的新聞,編採僅三人的《論盡》才會跑出。澳門一地都係「冇人做嘅頭條」,《論盡》就透過嚴謹的新聞報道,將社會重大議題,帶回公眾視線。

彭靄慈

彭靄慈

《論盡》以「獨立、公義、良知、多元」為宗旨,平日跟進日常新聞,每週另設紙本刊出長篇專題,選題除了土地、規劃,從公帑監察、教育政策、保育等無所不包;這些議題,都關乎公帑運用。

如《論盡》早前就曾跟進澳門私校,虛報工程採購向政府收取大額資助,再收取外判商回扣的情況;政府教育資助不斷增加,9年間激增逾50倍,資源「親疏有別」,「紅底」學校較教會學校更易申請,腐敗不堪。

專題前言中,《論盡》問讀者:「派,真的沒有代價嗎?」

採訪澳門時政新聞多年的 Connie認為,澳門方方面面的弊病,其實有同一個根源,就是「派錢」文化。它深入澳門社會肌理,是令市民對此城漠不關心的元兇。

「成個社會都習慣政府不斷派錢,樣樣都派,社團又派、學校又派。既得利益者,同透過社團得到粒糖的市民,都覺得自己受惠,大家就唔出聲。」

「派錢嘅文化,令澳門變成一個『共犯』社會。」

而每年接受政府鉅款資助、企業大額廣告的澳門主流傳媒,亦深陷於「共犯」的結構中,鞏固政權倡導的歌舞昇平假像,弱化民間聲音、迴避真正問題。無關痛癢的新聞,磨蝕市民對社會的關注,令市民不再看本地報道,也不再關心澳門的事。

人多勢眾的主流傳媒去政治化,規模細小的《論盡》就負起推動公共討論的使命。

「《論盡》想話畀市民聽,這樣的安逸不能持久,只會越陷越深、死得更快,大家要有警覺。錢係解決唔到問題,最後要付出更大代價,就是一個社會、一整代人的價值觀崩壞。」

澳門的市民,長期與新聞、與整個社會的公共生活脫勾,而《論盡媒體》想要重建市民與城市的聯繫,令澳門人可以正視、關注,繼而改變自己的城市。

《論盡》紙本

《論盡》紙本

《論盡》紙本內頁

《論盡》紙本內頁

《論盡》選題嚴肅,吸引力不如《愛瞞》,facebook專頁開設三年,like數仍只有三萬;但媒體的影響力,並非純以like數計算。

澳門報章記者 Kenneth形容,《愛瞞》透過生動手法重新包裝新聞、突出荒謬之處,令市民更易消化議題。傳播上《愛瞞》居功至偉,但它依賴其他新聞或市民報料,加上人手所限,難再深挖;而穩紥穩打做新聞的《論盡》,則在主流傳媒消極被動的環境中,成為了破風手。

「《論盡》報完單新聞,自己有記者去追官、繼續推個議題,其他記者冇得唔跟住做。唔通《論盡》扑緊咪你行開?全行都要跟,侷跟。」

即使立場、尺度不能如《論盡》般直白,但主流傳媒「人有我唔可以冇」的慣性,令它們必須追上《論盡》的步伐。

「《論盡》係帶住澳門成個新聞行業前行。」作為報章記者的 Kenneth坦承。

傳媒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是輿論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在澳門,政商結構箝制主流傳媒,這個角色便無可避免旁落,所謂「主流媒體」,反而跟著網媒走。

權貴控制了主流媒體,但在網絡時代,始終控制不了輿論走向。

而當權者,自不會坐以待斃。

 

當權者反擊 發展建制網媒

2014年是澳門關鍵一年。

14年5月,崔世安政府強推「離補計劃」,激起全城民憤,觸發回歸後最大遊行,2萬人上街、7000人包圍立法會;其時澳門人口不足56萬,相當於每 23人就有 1人參與過。在社會冷感中默默耕耘的澳門社運人,首度「成功爭取」政府撤回法案,是為澳門「光輝五月」。

成就「光輝五月」的,不是冷待爭議、或只報官方解釋的主流傳媒,而是網絡平台。這一次教訓,讓當權者意識到控制網絡輿論的重要性,其取態之轉變,相當露骨。

澳門中聯辦每年均會宴請中文傳統高層「春茗」,並下達方向性指令。反離保運動爆發前的2013、14年,中聯辦還在訓示傳媒「高舉愛國愛澳旗幟」、「大力報道好事大事,傳遞『正能量』」,但2014年5月過後,中聯辦的指令變為「利用好新媒體、社交媒體」(2015)。

今年春茗,澳中聯辦官員就要求傳媒須「在主流輿論中定向、定調」,並指澳門互聯網媒體「發展較慢」,強調「將媒體影響力向網絡空間延伸,是傳統媒體生存發展的必然選擇」,要求主流傳媒向網路發展。

經中聯辦催促,主流媒體開始加強經營社交網站平台及手機APP;同一時間,網上湧現大批新「網媒」,與假帳戶組成的網軍,著力與《愛瞞》、《論盡》搶奪輿論主導。

《愛瞞》社長周庭希就曾形容,這些專頁平日報道並無偏向,但一旦發生大事便即時歸邊。早前大陸暨南大學獲澳門政府捐助一億元事件,就有不少專頁為政府護駕;它們花大量資源,在 facebook真金白銀推post,試圖淡化《論盡》、《愛瞞》對事件的批判。

主流傳媒幾乎盡皆被收編,當權者又著力佔據網絡,澳門的新聞界,是否還有突破掌控的可能?

關鍵,在於人。在澳門做新聞的記者,有這樣的堅持嗎?澳門的讀者 — 也就是澳門市民,又是否足以成為後盾,支持前線記者做出忠於自己的新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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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1年澳門人口普查:有葡裔血統的人數為 8,106,全澳能講葡萄牙的人口僅2.4%(13,148)、日常使用葡萄牙語者僅0.7%(4,022人)

[2] 「地債」可謂是澳門特有的土地問題:發展商將手上偏遠或價值較低的地段,「借」予政府興建公屋及垃圾處理等設施,繼而以「收地債」的名義,獲政府不經公開招標,批出黃金高價地段,供地產商發展豪宅。

澳門坊間一直流傳,政府欠下地產商大量地債,要用澳氹兩岸的填海新城區新土地來償還。澳門政府原本對當局究竟欠下多少地債,一直諱莫如深;直到2015年6月,新城規劃諮詢展開,填海區究竟有多少土地,需要用作向發展商「還地債」,成為輿論關注重點,最終逼使澳門工務局對外公佈,政府與地產商曾有十二宗換地交易,其中六幅已解決,但有六幅「地債」未還,包括氹仔古蹟益隆爆竹廠的地段。

今年8月,澳門政府最終公佈,政府欠下地產商的地債,共有 88,806平方米;至於政府究竟要如何償還,澳門記者及議員仍在追問崔世安政府。

[3] 澳門官員原本聲稱已經全部批出予私人公司的南灣湖CD區地段,去年被揭原來藏有四幅政府擁有地皮,但一直未按原定計劃興建政府辦公樓及劇院等設施,盛傳部份將以「還地債」之名,批予信德集團興建豪宅,及透過重劃地皮,將地段拼入私人地段直接送出,加上無視週邊景觀大舉放寛高度限制,令可建單位數目大增,地產商隨時多膁千億。

[4]承上,工務局公佈爆出益隆爆竹廠原來已被「換走」,但連一直負責處理爆竹廠保育的文化局亦表示毫不知情。《論盡》透過翻查文件發現益隆地段持有人涉以小換大:

爆竹廠地主蕭德雄以面積不到3公頃的爆竹廠,與政府換得15萬濕地土地,部份售予信德;澳政府最終決定保留濕地興建公園,信德憑藉手上濕地,向政府換得坐擁無敵海景的一線地皇。有關報道觸發澳門廉政公署調查,最終揭發爆竹廠內部大部份並非官地,地主以僅僅一千多平方米的私人地,交換政府15萬平方米官地,換大92倍。事件當中是否有人涉及貪污,仍在調查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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