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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媒體(下):面對審查,你的選擇是?

2016/10/15 — 11:40

今年六月,一名「公義市民」在《論盡》紙本落的全版廣告。

今年六月,一名「公義市民」在《論盡》紙本落的全版廣告。

澳門新聞界聳人聽聞的自我審查,遠至香港亦是人盡皆知;但與此同時,澳門至少三家大學開辦新聞、傳播課程,每年均有不少新聞學生畢業。

新聞業前景如此晦暗,為何年輕人又會選擇這個科目呢?

首先,新傳系下設不同分支,如公共傳播、創意媒體等,新聞是最少人揀的一個;而即使選讀新聞的學生,畢業後做記者的人也少。在澳門,賭場職位待遇優厚、公務員生活穩定,傳播畢業生申請亦具一定優勢;而記者,在不少人眼中是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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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幾少都好,還是有一心一意想做記者的新聞學生。Ella 是澳大新傳學院新聞專業二年級生,是同學之間罕見、立志要做記者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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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報道社會事實,話畀市民聽澳門發生緊咩事,好重要。最重要係將真相,原原本本咁講出嚟。」

「我想做一個可以中立報道事實嘅記者。」

Ella一再強調想報道「真相」、「事實」;即使未正式踏入新聞界,她也已經了然,自己將會面對難以報道事實的工作環境。

說到未來,Ella最想加入空間較大的英文報紙,然後是人員編制較少、相對自由的小報如《正報》,「澳門嘅主流媒體都好親政府,我唔係好想……去到最後一步,先會考慮《澳門日報》同TDM。」

Ella指,自己入學剛過一年,目前課上只教授實用技巧,尚未深入談及新聞理論、操守等議題;而另一位近年自澳大新聞專業畢業的現職記者則指,澳大新聞的教育,不著重新聞價值而重技巧,甚至有來自大陸的教授將國內的一套照搬,在堂上大講「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入學四年,澳門新聞學生對新聞的核心價值,如傳媒作為第四權的監察角色、新聞自由的重要性等,未必有深刻認識;但對於審查橫行的業內現況,學生們都早已知之甚詳。

Ella

Ella

懷著對新聞的熱誠選讀,亦未曾涉獵業界具體操作,Ella對這一行可懷有憧憬?現實是,對於新聞界面對的制肘,Ella雖不認同,也已認定實屬必然。

「既然我要做呢一行,面對審查都係冇辦法嘅事。」

進入澳門新聞界的新血,大都已經無奈接受,「審查」就是澳門主流傳媒的一部份。

* * *

Ella表明「冇得揀」才會考慮《澳門日報》及TDM,但據她向師兄師姐了解,TDM與《澳日》內部,有不少記者都是「黃絲」,「雖然成日畀上級抽稿、刪刪減減,但記者做新聞,都係企喺市民一邊。」

外界的印象亦大概如此:2014年,TDM記者確實「勇猛」過一次,因屬開明派的澳廣視執委會主席梁金泉突不獲政府續任,澳廣視新聞部員工連發三封公開信,控訴新聞部內的嚴重審查,事件引起香港媒體極大關注。

但曾在TDM任記者多年,最終選擇離開的 Nichole,卻道破殘酷真相:「當時唔係全部人都支持(發公開信),支持嘅應該唔過半。」

多名受訪者均指,澳門新聞界審查固然嚴重,但澳門記者當中,對新聞有所執著的亦實屬少數。Nichole就形容,TDM前同事之間,其實有不少人都覺得,TDM的問題其實不大。

「唔少人都係逗份糧,當打份工。」

Nichole指出,在TDM或《澳日》等澳門大型媒體做記者,待遇其實不錯。以TDM為例,薪金水平僅次於最好景的《澳門日報》,一年22日大假、14個月糧,是澳門新聞界數一數二的優差。

更吸引的是,在全澳最大電視台出過鏡,跳槽更方便。「澳門最大僱主係政府同賭場,上過主播台,加分㗎。」Nichole笑稱,不時會在新聞室,看到同事查閱澳門政府的招聘資訊。

對現狀感到不滿的前線記者,比例究竟有多少?Nichole評估,只有約兩、三成。比數少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對審查有感覺的記者,已逐個黯然離開,包括 Nichole自己。

最著名的例子,發生於2010年。當時澳政府曾成立專責小組向TDM員工了解意見,不少記者發言表達對高層的不滿;結果四個月後,在公訴會上表達訴求的記者陳麗靜,就被TDM以一些技術性的罪名[6]停職。

陳麗靜當日表達質疑,理據就是,自己入職二十個月,已目睹二十名同事離開TDM。

而另一記者曹永賢,就曾發言披露有政治人物致電高層,批評記者提問敏感,之後又多次批評高層干預編採,最終亦遭解僱。

兩人被解僱的事件鬧上新聞,較為人知,但更多TDM員工黯然離開,外界置若罔聞。去年香港爆出中建承建公屋鉛水事件,澳門當局亦有驗水,但是放水五分鐘才取水,一名TDM記者曾計劃抽驗「頭啖水」,被上司阻撓,最終鬧翻離場。

「識做」的人,即使能力未必理想,也可步步高陞;而「唔識做」的記者下場如何,則有版你睇。

「眼見有能力嘅同事,職級、人工都得不到同等回報……其實(將事實)寫咗出嚟,都唔會改變到啲咩,甚至連出街都出唔到。咁點解仲要攞自己前途較飛?」

Nichole如此形容同事的心態:「上頭明顯唔想你做 critical嘅報道,成個newsroom氣氛都如此。」

「慢慢就會覺得,記者都係一份工啫。」

報章記者 Kenneth就講述了一個有趣例子。

今年五月,新澳門學社發起遊行抗議「暨大一億」[7],隊頭舉起一個大型「崔世安豬頭」。港媒及論盡、愛瞞均刊出豬頭照片,重點拍攝這最有視覺效果的示威品;但遊行當日的電視新聞,並無這「豬頭」的正面鏡頭,翌日的主流報章,大部份只刊出示威的標語照片。

出街的版本經高層審閱,河蟹「崔世安豬頭」未必是前線主意;但Kenneth再補充一個細節。

在遊行後的一次學社記者會上,「崔世安豬頭」被放在發言者身後,作為記者會的背景。Kenneth觀察到,在場的攝記都很有「自覺」,研究如何就角度才能避拍豬頭。

即使沒有高層指示,前線記者也會「自動波」趨吉避凶。

「行內的自我審查,已經落到最底層、最前線。前線的後生仔,點解要做到咁?」Kenneth感受不到這些行家,對審查有所掙扎。他估計,可能是撞過板、曾經被高層抽秤過,自自然然就「學乖」,自覺配合審查以免麻煩。

新澳門學社記者會。圖:論盡媒體

新澳門學社記者會。圖:論盡媒體

澳門不少干預新聞自由的個案,都在記者追訪官員時發生:曾有女記者追問崔世安時,被隨行G4強扯背嚢,令其頸部及肩關節拉傷;2014特首選舉前夕,崔世安首度落區,就被記者追問打壓言論的問題,令崔世安甫「落區」不久即折返上車,人稱「三分鐘落區」事件。

從香港調往澳門任中聯辦主任的李剛,就有名言「沒有規定官員必須回答記者提問」(2014年);久而久之,一些非政府機構甚至私人機構,如澳門大學、賭場等,保安均會出手阻止記者採訪。

受如此輕視,前線不會更同仇敵愾嗎?

但 Kenneth 及 Nichole均指,進取的記者其實並不多;會在提問時「為難」官員,或在官員避走時追上「搞事」的,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

TDM員工曾對外披露,高層曾指示攝影師,若記者追訪官員,攝影師不用跟;即使 TDM記者問到尖銳問題,沒有影片也無法出街。結果真的有攝影師在記者追着官員提問時,站在原地食花生。

而問出敏感問題的記者,還未回到編輯室,高層就會收到電話投訴;過往就有被指「搞事」的記者,不再被派往採訪官員,甚至被調離前線,長時間無外出採訪機會。

但這種針對個人的報復,並不是最可怕的。

Kenneth自言屬於「搞事」的一群,但近年也越來越收歛。他指選舉、政改等當局極為重視的敏感時刻,編輯室內感受到的壓力,不是報道會否受干預那麼簡單。逢遇敏感時候,他就會強烈地感到,若任何一個同事尺度拿捏有所差池,一整個團隊的人都會被撤換,包括總編。

「以前寫稿會有咁盡、寫咁盡,出去做嘢好進取 … 但公司入面緊張嘅氣氛,令我不自覺都會收歛。」

這份緊張氣氛,在2014年的「光輝五月」後,變為公司內的恆常。自言曾經十分「唔識做」的 Kenneth,現已自動自覺收歛不少,以免連累同事、上司。

「不至於完全唔寫,但唔寫咁盡,敏感嘢就小心啲,費事大家麻煩。收歛又配合懶惰,收歛吓,咪唔好搞咁多。」

拒絕審查需要極大勇氣與付出代價,賠上事業也未必能撼動甚麼;但退一步或收歛一點,是方便又安全的選擇。

因為種種壓力、麻煩、威脅,記者無法不接受自我審查,唯有用「懶」來聊作自我安慰。

* * *

多名受訪者均指,澳門的新聞自由狀況,在現任特首崔世安上任後,明顯惡化。

崔世安。圖:論盡媒體

崔世安。圖:論盡媒體

政商勢力干預一直存在[8],但前任特首何厚鏵,對傳媒的批判遠較崔世安寛容。一名記者年資橫跨兩任特首的受訪者就指,即使傳媒有所批評,何厚鏵亦少有打電話施壓等「小動作」,「佢有佢嘅氣魄」。

但崔世安就完全不一樣。「呢位特首冇咁大量,自己做得唔好,唔會改善施政、同傳媒溝通,只係不斷出小動作、打電話,去掹記者後腳。」

年中的暨大一億事件[7],矛頭直指身兼澳門特首,與暨大董事會副董事長的崔世安,澳門記者報道事件,就受到極大限制。澳門傳協披露,有高層下令記者,不得報道涉利益衝突的高官及特首辦人員名字,有記者被抽稿、或刪減受訪者質疑政府的內容。不只一家媒體收到指定訪問名單,要對暨大事件作正面報道。

除了枱底下的干預,崔世安政府對傳媒還有明面上的箝制。上任不久,崔世安就推動修改《出版法》及《視聽廣播法》,其中一個爭議焦點是「出版委員會」及「視聽廣播委員會」的設立。澳門傳協憂慮,由官方設立、委任有關委員會,將進一步限制新聞自由。

業界反對聲音甚大,諮詢過後,當局剔除法案中設立委員會的建議。

但修改出版法一事陰魂不散;近月,傳媒業界流傳,修法將再度提上日程,在明年立法會換屆後再行硬推。

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副理事長余偉英就認為,崔世安第一任期內,修法未提上立法會,是考慮到反彈太大對連任的影響;但崔世安已於2014年底,在400人小圈子選舉中以95.96%得票成功連任。

既無後顧之憂,余憂慮《出版法》將重提上立法會;而在諮詢期間按下的「出版委員會」,屆時亦可能由建制議員「翻盤」。

「修改《出版法》,是懸在澳門傳媒頭上的刀。」

當下的打壓還不夠,政府還打算在傳媒頭上再加緊箍咒。

* * *

《論盡》紙本

《論盡》紙本

「出盡全力去做新聞,但自己嘅聲音最終都要被扼殺,真係好痛苦。」《論盡》前總編[9]彭靄慈(Connie)說。

公開批評 TDM後備受打壓的記者陳麗靜,最終於2012年請辭,創立《論盡媒體》;2014年,陳因私人問題離開,由曾任澳亞衞視記者的彭靄慈接手。

澳亞衞視具中資背景,新聞部的審查力度更強更徹底。彭靄慈2014年離開澳亞衞視,接替陳麗靜,與《論盡》兩名記者共三人,合力做出了不少引起廣泛迴響的報道。

「畀老總出賣過咁多次,親歷過政府用盡方法拖記者後腿……經歷過咁多,我哋睇得好清楚:留喺傳統媒體,係冇出路。」

「所以奮身一搏,冒險出嚟,做新媒體。」

政商勢力控制媒體,就是為了讓負面報道消失,《論盡》的報道卻直指官商權貴,披露藏在和諧表象底下的利益勾連,可擔心惹來反撲?

「平常心啦。」Connie坦然道。「《論盡》並非針對任何人,只將所見事實道出。我哋係缸瓦,對方係玉石,佢撼埋嚟,睇吓邊個唔著數。我哋有心理準備。」

獨立出來,雖可避過施壓電話與高層制肘,但不可能就此免除一切壓力。面對未知威脅,Connie與同事只可調整心態。

「如果我哋害怕、或想從對方身上得到啲咩,就等於畀咗權力佢。只有唔去懼怕,亦唔期望得到任何嘢,先可以有真正嘅自由。」

而自由,正是《論盡》最可貴之處。

《論盡》紙本

《論盡》紙本

《論盡》做出成績,似乎走出了一條路,會否為受打壓的主流傳媒記者,打開了新的可能性?但 Connie指,從來沒有行家說過想「跳槽」過來。

因為太辛苦。自由的代價,並非人人願意承受。

這隊人數不足五人的「小隊精兵」,雖有不少寫手義助,但工作量與辛苦程度,Connie指是「非筆墨可以形容」。每週一個專題,加上平時的每日新聞,通宵查資料是家常便飯。

「工時好長,係唔健康亦不可持續……但既身在其位,大家都對個平台,有個基本要求。」

這份辛苦,也是使命感使然。既有其他人得不到的空間,怎可無所作為呢?「平日在daily新聞中見到有唔妥,冇辦法視而不見,一定要跟進。」

人手、資源緊絀的情況下,《論盡》對於「投資」哪些議題、將人手押在甚麼議題上,時時要作出抉擇。「越細嘅媒體,越考驗編輯決斷力。」

目前《論盡》的處境絕對算不上理想,但Connie仍覺滿意,算是對「記者」身份有所交代。

「澳門獨立媒體的出路,就是細規模的『小隊精兵制』。唔求做到好大、好齊全,但要做到應做之事。」

「做獨立媒體不應追求規模,否則就要搵好多資源去撐,等於將條命交在他人手,一封殺你就冇命。」

最開始時,《論盡》有一筆起動資金,之後既向公眾募捐、辦訂閱服務,亦透過每週紙本的廣告作收入來源。過往,《論盡》曾有少量政府的廣告生意,本地商界及建制社團也會落廣告。

但反離補運動過後,兩年來,《論盡》明顯感到廣告量少了很多,收入來源逐步減少,到達紅線位置。

「民間嘅支持,對我哋而言非常重要。我相信市民會睇到我哋嘅努力。」

「我相信讀者會睇得到,我哋新聞當中的誠意。」

去年,《論盡》紙本仍有博企等大企業落廣告。

去年,《論盡》紙本仍有博企等大企業落廣告。

今年夏天,論盡展開網上眾籌計劃,希望向公眾募集半年的營運開支 48萬元。

48萬半年花,每月8萬,要支撐《論盡》兩名記者、一名編輯、一名設計師及兩名兼職人員的工作,每月印發 1000份紙本月刊。除了澳門政治人物,香港亦有不少記者、學者、社運人士轉發《論盡》發起眾籌的消息。

眾籌進行了約兩個月,於七月底告終。埋單計數,有245人捐款,共籌得目標的43%,約20萬港元。也就是《論盡》團隊不足三個月的營運經費。

有質素的新聞,似乎並未能在這方小城,贏得足夠支持。

* * *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訪問澳門三日。澳門政府嚴陣以待,禁止多名港人入境,並派員監視澳門民主派要角,嚴防任何不諧之聲;澳門主流媒體,則是千篇一律的歌頌之聲,詳盡引述李克強的每次發言、宣佈的每項措施、訪澳的每步足跡。

但這是澳門市民這幾日,眼中所見的真實嗎?

在主流的大合唱以外,仍有記者致力報道與市民真正相關的新聞。李克強訪澳背後,有幾多道路被封?對市民的生活造成何等滋擾?在一片詳和的會晤現場,政府如何限制記者進場,令總理不會聽到半點異議與質疑?

至少,如果澳門市民想讀到與自己所見、所感相符的新聞,毋須假外求去看《蘋果》。他們可以透過網絡,看到《論盡》與《愛瞞》在緊絀人手與資源限制下,為市民所作的報道。

澳門傳媒與社會真象的距離,澳門人與這個城市的斷裂,並非一時三刻可以縫補;也許在當下,澳門大部份讀者,都仍未認可新聞的真正價值,也未願意加入捍衞新聞自由的行列。

如果脫離權勢掌控、得到自由的代價僅僅是辛苦,未免輕視「自由」二字;獲得自由的代價還包括,即使得不到支持,也要孤獨地堅持下去。

「希望我哋可以行落去,維持一個自由嘅窗口…」Connie 想起在主流內備受限制、無法如實報道的行家,更感責任沉重。「希望澳門記者在關鍵時刻,都仲有一個窗口可以發到聲、講到真嘅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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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陳麗靜於公訴會後四個月,被高層指控未經受訪者同意,將電話訪問內容錄音並播出,以此為由將陳麗靜停職,更一度指她可能觸犯刑事罪行;陳麗靜之後復職,最終於2012年請辭。

[7] 暨大一億事件:澳門政府5月宣佈,通過「澳門基金會」向廣州暨南大學捐出一億人民幣,而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身兼暨南大學副董事長,被質疑「左手捐款、右手入袋」,並未有向公眾交代事件,引起當地市民不滿。新澳門學社發起「反利益輸送.崔世安下台」大遊行,高峰期參與市民多達三千。

[8] 2007年,澳門新聞局曾派員到澳廣視,剪輯行政長官回應五一遊行的新聞片。

[9] 彭靄慈赴外進修,已於今年八月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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