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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教」系列之二:比紅底更可怕的....

2015/8/17 — 11:25

資料圖片:甘雪玲,圖片來源:甘雪玲facebook

資料圖片:甘雪玲,圖片來源:甘雪玲facebook

構思這「國教」系列文章時,一直屬意邀請甘雪玲當受訪者,這當然是因為她的身份:走在社會運動前列的老師,但把資料挖深一點後,發現她的成長背景以至後來的轉變,其實也是思考國教、澳門教育時一道不可迴避的問題,所以在思考當前問題前,讓我們先把時鐘的指針撥回八十年代。

紅底並不紅

可以這樣說,甘老師的童年都是在筷子基一帶成長,因為小學唸的是青洲小學,中學則是勞校,就如她口中所言,是「傳統左派基地」,但談到在學期間所接觸到的愛國思想灌輸例子,她直言沒有甚麼印象,甚至是在某程度上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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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不會要求學生明言或者去做些甚麼,最有印象的一件事,大概就是1999年回歸時,全澳上下鋪天蓋地慶祝,政府更組織了不同學校參與巡遊,我就讀的勞校更是巡遊隊伍的主力。」當時,甘老師那一年級的學生剛好被挑中,負責抬起寫有「回歸啦」三個大字的紙牌,更要反覆綵排,確保位置、次序無誤,這一切,被安排站到隊伍後方的甘老師也有參與,只是除了這個營造「澳門返回祖國懷抱」的大型行動外,似乎又想不出太多的例子,歸結原因,她認為跟自己不是「好學生」有關:「因為會幫學校組織、出席對外活動的學生會成員,通常是成績好的學生,但我不是;加上學聯都是一心想吸納一些成績好的頂尖學生,所以我也不是學聯成員。可以這樣說,某程度上,我的學校生活並沒有將我洗腦。」 

聽罷紅底學校出身的甘老師道出這番話,老實說,真的令我頓了一下,因為在澳門唸書的十二年,每天上下課的路程中都會走過濠江小學或幼稚園,看著當眼位置那句「1949年10月1日,濠江中學升起了澳門的第一面五星紅旗」,裏面的含意,是我這個從小唸藍底學校的人所不能明白的,但這句話就有如黏貼力十足的膠紙,在我腦海裏將濠江(乃至其他紅底學校)與對中國的一切想像緊緊扣連起來;但甘老師這番話,卻彷彿是一滴強力的除膠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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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社會普遍沒有太多聲音和思考,傳統學校、社團打著『愛國愛澳』的旗號去辦學,也不會引來太多意見,所以他們也不需要做得太『核突』。」甘老師似乎讀懂了我眼中的困惑,為此作了解釋,「但這些都只是過去的事,因為近年出現了一些由家長秘密拍攝的片段,內容就是勞校幼稚園的學生戴著紅領巾在操兵、升旗的表演情況, 當年沒有的,今天反而出現了。」這種轉變,大概也就是她口中「核突」的所在。

「但升旗應該不陌生吧?」我追問,腦海裏想的依然是濠江門外的那句話。「不陌生,其實當年每個星期一也會有,回歸、國慶更不在話下,而且都是大張旗鼓,『做到足』,但這些又有多大程度能動員學生、令學生萌生一種有意識的愛國、自豪感覺呢?我又不太能看到。」甘老師認為,這些表面的升旗儀式跟反離補時期,班主任走進課室叮嚀學生不要參與,要「顧掂啲成績先啦」的赤裸相比,力度相差太遠了;而其實班主任的這句「溫馨提示」,不是貿貿然祭出的新招數,當中隱含的觀念,可能才是整套教育中的最強武器。

另類洗腦

2012年,香港社會就著「國民教育科」問題而開展過激烈爭論,由媒體上的討論到街頭行動,風風火火的燒了好幾個月,其中一項爭議,是內容中對情感灌輸的著重,甚至曾出現「看到升旗會感動流淚」之說;但將之與紅底學校中的升旗禮對照,甘老師的親身經歷卻說明了儀式跟情感原來可以完全切割,因為大部分學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紅底學校的教育起不了洗腦效果,但其實學校教育加上澳門社會的大環境,是會令你對政治完全無感覺;我們的教育,就是要學生讀好書,將來找份好工作;家長老師甚至會說出『成績咁差,第時出嚟乞食,要做賭場甚至寄人籬下』等話。」的確,在這套教育制度中,學生要做的就是讀書、賺錢、找份好工,甚或就是簡單的四個字:出人頭地,所以老師勸導學生讀書時,可以說出「乞食」、「寄人籬下」等字眼;所以老師試圖阻止學生參與社會運動時,不是理性分析運動的正反立場,而是要站在成績的角度,要他們先「顧掂成績」;所以紅底思想沒有起作用,但這種「乖乖讀書,別碰政治」的功利掛帥的教育理念,正好就是另一形式上的洗腦。「在學校教育中,我深深感受到『個人凌駕集體』的教育模式:會叫人不要隨地吐痰、不亂過馬路,但對於一些公共利益的問題卻絕口不提,很多學校都是這樣,一些個人的事就會著力去講,但有如輕軌超支等牽涉到公帑運用、澳門未來城市規劃等關乎公共利益,要大家去關心、監督的事,卻不會有人理會。」

這套「另類洗腦」的理念之所以能一直傳承,教育工作者自然要負上一定程度的責任,而現時同樣手執教鞭的甘老師則認為這個傳承跟師資有關:「因為澳門的老師都是出自這個系統,對時政不留意或者不認識,所以都不能講到有關的內容,二來就是澳門的老師相對保守,不太敢言,潛意識地會自我審查,會想著『講呢啲會唔會唔出得街』,擔心自己的言詞會在學生之間流傳,最後傳到校長耳中時會變成『不合區情』,所以我留意到,澳門的老師都不太敢突破,就好像有一個無形框架把自己框死。」

蛻變,始於接觸

如此一來,出身紅底學校、一直對時政不聞不問的甘老師,與走在社運前列、被港澳兩地譽為「澳門社運女神」的甘雪玲,則可算是兩個極端,而在這個「另類洗腦傳承體制」的脈絡之下,這個轉變其實也能為澳門人面對國民教育時帶來一點啟示。

在勞校高中畢業以後,甘雪玲入讀了澳門大學教育學院中文系,「政治盲」的情況亦跟中學時沒有太大分別:「中學、大學的教育會將人鍛煉成完全不關心社會,盲到連報紙、新聞都不會看,就算你無意間看了,亦不會知道當中究竟在說甚麼,因為TDM(澳廣視)會將事情講得很模糊,更不會教你去找相關評論,所有事件都好像沒有出現過似的。」情況一直持續,直至碩士課程以後,投身社會參與教育工作,情況才有所改善,但令甘老師「開竅」的契機,卻是建制社團青年聯合會旗下舉辦的青年議政訓練計劃。

「報名當時也沒有想過甚麼,只是自己也有報讀其他的興趣班,心想不如試試這個吧!」無心插柳的報名,卻令她真正開始涉足時政,為日後的事奠下基石,「現在回想當然知道內容其實很保守,就是名人學堂的講師其實也多是建制陣營的,如曹其真、唐曉晴、崔世平等,雖然如此,但真的會令你開始接觸澳門時事;不過當時也知道這群人沒有甚麼真材實料,而報名的人其實也是想上位,認識上流社會的人、擴闊社交圈子,這些當時都一一觀察到,但又不會覺得有甚麼問題。」

同年,澳門教師因為薪酬待遇問題而發起遊行,五百多人的遊行隊伍當中,也包括了當時正在參與青年議政訓練計劃的甘老師,更因為這次遊行,結識到民主派的一班朋友,就如青年動年的李國強,也是在此時認識的,「慢慢感覺到兩邊的對比很大,議政計劃那邊有很多活動,開學典禮、名人學堂等,每次都有既定流程,會發言、宣誓、剪綵等等,更要穿著整齊,西裝、隊服等,亦會精心構思新聞稿,但給你的感覺就是派頭十足,內容空洞;相反,民主派的這邊人其實很『求其』,沒有甚麼規矩,說話亦無限制,對社會時事的批評真是有話說話,毫不修飾。」

經過一年觀察,甘老師最後於2013年真正參與新澳門學社的工作,當時,澳廣視以資源不足為由停辦澳門論壇,民主派議員吳國昌、區錦新有感澳門之內能公開論政的活動已經很少,遂發起大家舉辦「新澳門論壇」,更邀請了甘老師擔任主持一職,當時仍是白紙一張的甘老師心想,「幫到手就幫」,就這樣,開始參與新澳門學社的工作,至於後來參與五一遊行時被大雨淋濕,照片被媒體瘋傳而成為「社運女神」,繼而被學校無理解僱等,又是後話了。但今天說起當日走進校長室,校長默認不予續約是與參與政治有關時,甘老師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澳門大部分人的公私不分:「很多人會把老師,甚或其他僱員的職業與公民身份混淆,但其實人在地球上有其公民身份,參與社會運動、遊行等都是公民身份所賦予我的權利與義務,你總不成推說我會因此而『教壞』學生,因為放工以後,我也有自己的私人時間和自由。」

的確,公民身份與職業身份的界線不易劃好,但正因如此,我更好奇她如何平衡兩者,特別是課堂之上,如何可以不以自己的一套加諸學生身上。甘老師坦言,兩者應要分開,不可以亦不容許自己「以教育之名」而無視教學內容,而一味談論政治,「我會中立地講出不同論點、社會上的不同聲音,再要他們思考究竟應該怎樣,到最後或會講一下自己的看法,但會給大家思考討論的空間,而不是我說的就一定是對。例如同性戀,我會說教會的理念:一男一女、和諧家庭的組成元素等,同時會講出社會的看法,平衡雙方的看法,就好像香港的通識科,會將牽涉其中的人呈現,立體化地表達事件 ,這樣一來是為著學生考慮,但其實也是保護自己。」就正如今天她仍然鼓勵年輕人多參與不同社團,哪怕是建制陣營舉辦的亦可,因為甘老師深信,只有踏出第一步,去認識不同的內容、觀點,才可以比較、思考。

但話說回來,當你在多元開放的時候,抱持其他立場的人士又會否這樣循規蹈矩呢?這問題,我們下次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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