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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情況下 不應高舉無罪推定原則(法治文明系列中篇)

2017/1/16 — 17:54

愛瞞日報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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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唯】

前言:聞說有另一位讀者於愛瞞撰文回應本人的上篇,感到非常榮幸,皆因本人只是一名普通市民。為了使整套系列內容一致,本人會先把中篇及下篇向愛瞞投稿,然後另行撰文回應該位朋友,以謝寶貴意見。

上篇提到,識別有罪者的成功率P(A|B),對於法院將來正確判罪的機會率P(B|A)只有微小影響,但識別無辜者的成功率P(A’|B’)卻有非常巨大的影響力,我們在上篇的幾個運算例子中已經確鑿看見此結論。因此必須有一個有效防止失控的措施,以增加政府及法院正確判罪的機會率P(B|A) (亦即減少冤枉無辜者的機會率P(B’|A))。而無罪推定原則就是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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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甚麼具有影響力的,是識別無辜者的能力P(A’|B’),而不是識別有罪者的能力P(A|B)呢?我們先重溫一次貝氏定理︰

P(B|A) = P(A|B)P(B) / [P(A|B)P(B) + (1 – P(A’|B’)(1 – 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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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簡化數學符號以便觀察,我們設︰

1. 該犯罪的盛行率P(B),稱為θ;
2. 法院 (或社會) 識別有罪者的能力P(A|B),稱為ψ;
3. 法院 (或社會) 識別無辜者的能力P(A’|B’),稱為ζ;
4. 法院 (或社會) 將來的正確判罪機會率P(B|A),稱為π。

則貝氏定理可以寫成︰

π = ψθ / [ψθ + (1 – ζ)(1 – θ)]

為方便起見,我們把分子分母同時除以ψθ並化簡之︰

π = 1 / [1 + (1/ψ)(1 – ζ)(1/θ – 1)]

要知道社會識別無辜者的能力ζ對於社會將來正確判罪的機會率π影響力有多大,就等於要知道ζ對於π的改變率大小。談到改變率,就即是指一般高中微積分課程的第一階導數。故我們先對ζ取π的第一階導數︰

dπ/dζ = (1/ψ)(1/θ – 1) / [1 + (1/ψ)(1 – ζ)(1/θ – 1)]²

同樣地,我們對ψ取π的第一階導數,即為社會識別有罪者的能力ψ對於將來正確判罪率π的改變率︰

dπ/dψ = (1/ψ²)(1 – ζ)(1/θ – 1) / [1 + (1/ψ)(1 – ζ)(1/θ – 1)]²

哪一個改變率較大呢?我們將兩者相除︰

(dπ/dζ) / (dπ/dψ)
= (1/ψ)(1/θ – 1) / (1/ψ²)(1 – ζ)(1/θ – 1)
= ψ/(1 – ζ)

那即是說,如果分子ψ比分母大,則社會以往識別無辜者的成功率ζ,對於社會將來正確判罪的機會率π有較大影響力,代表社會識別無辜者的能力較重要;相反,如果分母 1 – ζ 比分子大,則社會以往識別有罪者的成功率ψ,對於社會將來正確判罪的機會率π的影響力比較大,代表社會識別有罪者的能力較重要。

而上篇的運算例子已清楚可見情況屬於前者︰分子的ψ = 90%,遠比分母的1 – ζ = 100% – 99.9% = 0.1%要大得多。當你直接相除,90% / 0.1% = 900,代表社會識別無辜者的能力比識別有罪者的能力重要900倍!

分子的ψ,是社會識別有罪者的成功率;而分母的1 – ζ,即是P(A|B’),卻是社會把無辜者當成有罪者的「成功」率。換句話說,當一個社會判有罪者有罪,多於判無罪者有罪,也就是分子大於分母時,你反而應該更重視自己識別無辜者的能力,多於識別有罪者的能力。只要你識別無辜者的能力稍微有變化,就已經可以大大影響你正確定罪的機會率。所以,社會識別無辜者的能力必須非常穩定,不能容易變化,否則會連帶你正確定罪的機會率非常不穩定,即是失控。所以你必須要有無罪推定原則去穩定化社會識別無辜者的能力,以防失控。而很違憾,動保加刑、毒品使用加刑等,都在走相反的路。

可是,這一切結論的前提都是分子大於分母︰這個社會判有罪者有罪,多於判無辜者有罪。如果情況相反呢?

假如這個社會判無辜者有罪,多於判有罪者有罪,那結論就相反了︰你反而應該更重視自己識別有罪者的能力,多於識別無辜者的能力。只要你識別有罪者的能力稍微有變化,就已經可以大大影響你正確定罪的機會率。

怎樣的社會環境會導致這個情況出現呢?最簡單的例︰社會過度高舉大愛包容,變成無條件縱容包庇破壞本土文化與生活的居民,卻反而把捍衛本土文化與生活的無辜居民不分青紅皂白地貼上「你才是破壞者」的標籤。那就是「社會判無辜者有罪,多於判有罪者有罪」的體現了。分子小於分母,批鬥義人的頻率還要多於審判惡人,社會變得相當反智,指鹿為馬。

舉一些具體的數字說明。設θ = 90%,即是平均每10個居民就有9個會破壞本土文化與生活;又設ψ = 1%,即是平均每100個破壞本土文化與生活的居民只有1個能被社會正確識別出來,其餘均會被社會識別為沒有問題,是為縱容及包庇的典範;然後又設1 – ζ = 99% (即ζ = 1%),即是平均每100個捍衛本土文化與生活的無辜居民只有1個能被社會正確識別出來,其餘均會被社會識別為「你才是破壞者」、「你在搞分化撕裂」之類,是為不分青紅皂白的典範。使用貝氏定理可得︰

π = ψθ / [ψθ + (1 – ζ)(1 – θ)]
= (0.01)(0.9) / [(0.01)(0.9) + (1 – 0.01)(1 – 0.9)]
= 0.0833 = 8.33%

結果相當令人失去信心︰當社會判定一個人「你才是破壞者」時,此人真的在破壞本土文化與生活的機會率,只有8.33%,即此人其實是捍衛者,卻被錯怪成破壞者的機會率,有91.67%,令人難以接受。

如果把社會辨別捍衛者的能力ζ提升至10%又會如何呢?使用貝氏定理︰

π = ψθ / [ψθ + (1 – ζ)(1 – θ)]
= (0.01)(0.9) / [(0.01)(0.9) + (1 – 0.1)(1 – 0.9)]
= 0.0909 = 9.09%

結果仍然令人非常失望︰此人其實是捍衛者,卻被錯怪成破壞者的機會率,有100% - 9.09% = 90.91%,仍然令人難以接受。

可是如果把社會辨別哪些居民會破壞本土文化與生活的能力ψ提升至10%,而ζ仍然維持1%,又會如何呢?再使用貝氏定理︰

π = ψθ / [ψθ + (1 – ζ)(1 – θ)]
= (0.1)(0.9) / [(0.1)(0.9) + (1 – 0.01)(1 – 0.9)]
= 0.4762 = 47.62%

明顯大幅改善,但仍未令人滿意。假如把ψ提升至50%,又會如何呢?

π = ψθ / [ψθ + (1 – ζ)(1 – θ)]
= (0.5)(0.9) / [(0.5)(0.9) + (1 – 0.01)(1 – 0.9)]
= 0.8197 = 81.97%

明顯更加理想。而如果你再把ψ提升至一個比較正常的水平,例如90 %,則答案變成89.11%,亦即是把捍衛者錯怪的機會率只有10.89%,相當不錯。

所以在這種指鹿為馬的社會環境之下,你辨別哪些才是破壞者的能力,反而比你辨別哪些才是捍衛者的能力更重要。俗一點說︰我寧願你把我當成是壞蛋,也不想你把真正的壞蛋當成是好人。故此,本土主義看來醜陋,其實不然,反而那些非本土的人才是真正破壞本土文化與生活的機會率,還要高出很多倍,這是運用貝氏定理的重要啟示。而這種分子小於分母的環境下,社會辨別真正壞蛋的能力必須非常穩定,不能容易變化,否則社會彰顯公義的能力會非常不穩定,即是失控。在這種環境下濫用無罪推定原則,反而會滋生細菌,情況與動保及毒品使用是完全相反的。至於澳門有沒有滋生這些細菌,我不清楚,但食人族層次文明的人,是很喜歡與細菌為伍的。貝氏定理看見細菌在滋生,仍然是會搖頭嘆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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